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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許就是香港“后占中”時代的先兆。對內地而言，這60多年來的社會氣氛都是前瞻的，中國人對未來信心滿滿，化解了很多社會矛盾。對香港來說則相反，往日的繁榮建立在中國內地的封閉之上，而今內地高速發展，香港失去特殊性，總體社會氣氛是退縮的。無論藍絲帶、黃絲帶，都把“回復往日光輝歲月”視作目標，他們的分別，只是信不信任特區政府而已。他們的愿望必定落空，在“一國兩制”余下的一代人時間之中，香港的發展方向只能跟以往完全不一樣，而香港、內地此消彼長的大勢亦不可逆轉。以此推論，下一代的失望情緒將繼續蔓延，極端行為可能增加。

然而，并非所有上街鬧事的人都是極端者。我也曾在旺角“鳩烏”現場，當時整一條街堵滿了人，約一千左右，都在喊黑警，喊鳩烏，但我感受不到很強烈、激動、懾人的情緒，吶喊的語氣跟時代廣場倒數相差不大，甚至有人喊完之后，大叫“玩完啦，散場！”

我個人一直認為，相當部分的參與者就是為了玩，至于為什么可以拿這個來玩，就是香港根深蒂固的問題：1842年“開埠”以來就沒有現代國家觀念、民族意識在1980年代以后逐步消退；回歸以后放任不管，新一代自以為是“世界公民”，不屬任何國家民族。

他們不把國家與民族當成一回事。在極端者眼中，中國是侵略者，在“玩家”眼中，藐視主權就是時代廣場倒數一樣的游戲，如果玩家心中不平，當然要小孩子一樣摔玩具，宅男一樣摔鍵盤。

所以香港政府要做的，在技術上當然是堵塞法律漏洞；在整體策略上，則務必把極端者孤立起來。老說“民意”是沒有用的，首先，成年人的民意和年青人的民意就不一樣，其次，要是青年對未來無望，他們也沒必要在意周圍的人怎樣看他。

唯有盡量減少下一代的失望，才是上策。這并不代表放縱，相反，政府要嚴格執法，建立權威，明確地讓人知道：這種事不能鬧著玩。我相信抓些鬧事分子重判坐牢，對主事者更課以巨額賠款，就足以阻嚇大部分“玩家”。這就是“預期管理”，就是因為回歸以來無法管理好社會的預期，才造成這次“失望”的來源。

而實際上，也要讓下一代看到希望。有些政治人物、團體建議成立“青年界別”，把青年吸納進入選舉委員會、議會、政府。我認為這樣做除了往自己臉上貼金，變相買票，真正作用不大，甚至適得其反。把青年吸納進來很容易，但問題的解決卻非一朝一夕之功，青年的不滿仍將維持相當一段時間，吸納的結果，只等于中門大開，把權力拱手讓予反政府力量；就算進入建制的青年愛國愛港、理性務實，亦無法代表整體，就像旺角的搗亂者根本不買學聯、學民的帳一樣。

要解決問題，首先要明白所謂“青年問題”實際上是未來發展問題，單把“小屁孩”帶入政治，于事無補，走進建制派的黃之鋒仍是黃之鋒，無法做出實質貢獻。目前，相當多的有識之士已經明白癥結所在，急謀對策，比如董建華的“團結香港基金”就是一例。只要提出明確的未來發展方向，告訴年輕人還有出路，問題就可以消解一半。

另一半問題在于，制訂這些方略的人，仍以財團領袖、堂奧難攀的學究居多，較少基層代表，更談不上小眾代表。我身處的性別小眾圈子，就百分百是黃絲帶，沒有“幾乎”。這在政治建設完善（完善不代表公正）的社會是不可想象的，比如在美國，LGBT傾向支持民主黨，反抗傳統，卻不傾向顛覆建制，反而依賴建制。

這些被建制一直忽略的邊緣人群，雖非占中的主力，卻是占中最堅定的后盾。當運動引起眾怒、面書的黃絲紛紛撤去頭像之際，他們仍舊沒有改變。正如近日被捕的那個長發男子“昭明公主”，就是性別小眾人士。

當然，所謂“青年問題”除了未來發展，青年本身也有特殊性。現代工業社會一再把人的心智成熟期往后推，18歲的法定成年年齡越來越不靠譜。過去，人到了18歲意味早就闖蕩社會，操持家業，距離生兒育女也不遠；今天，18歲主要仍是三步不出閨門、十指不沾陽春的學生。可他們又分泌出成年人的荷爾蒙，擁有成年人的權力，安得不狂。

所以，解決青年問題，就是不能簡單的按著青年的法子辦，不能由著他們。投票法定年齡已難更改，但政治上的處理手法，須以諮商、培育為主，扶持團體，建立可靠的下一代，而非繼續把青年當為選舉游戲的消費品。

金鐘現場的小農地

年輕示威者以”下一代”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