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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泛民主派“占領中環”運動張揚了一年，被多方質疑雷聲大雨點小。在這個尷尬時刻，專上學生聯會和學民思潮卻宣布了罷課行動，初步計劃是從9月22日開始罷課一星期。這樣一來，整個“香港不合作”運動似乎就不會因為“大人退縮”而不了了之。

然則，大人是否真的退縮了呢？這得從整個“不合作運動”的脈絡說起。

簡單來說，人民代表大會給予香港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可能，泛民主派自然要動員最大的力量去摘取香港的最高權力。另一方面，因為香港還沒有國家安全法例，所以中央只能在候選人提名機制上訂立“愛國愛港”這個政治要求。這個要求連同其他選舉細節，正是8月31日人大議決的《香港政改方案》，方案須發還香港立法會表決，才可以正式成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法案；要是沒能通過，2017行政長官選舉和2016立法會選舉模式將保持原貌。整件事情最吊詭之處是：要讓方案在立法會取得足夠票數的話，目前建制派即使統一立場，憑本身的票數仍是不夠的，必須再從泛民手中爭取5票倒戈。

泛民主派這就陷于兩難，要是繼續老路子，首先方案就不能通過，就算通過，也必然被剔除出“愛國”的名單；要是就這樣對中央“俯首稱臣”，又必然喪失長期積累的“名望”。

在中央對“愛國愛港”原則展示堅定的態度、以及在“反占中聯盟”收集到150萬個簽名前，中央的意志與香港民意都在“黑箱”狀態，因此才有“占領中環”運動，目的是逼使北京人大和香港立法會放棄“愛國”方案，改為通過其“國際標準”方案。很多人嘲笑占中事先張揚一整年，不能一鼓作氣，殊不知推手們根本不希望讓它發生，只想虛張聲勢威脅中央，占中真的動手搞起來，只能是不得已之下策。

最近幾個月，中央的明確態度與民眾反占中的聲音，使這個兩難局面無法打破，要是真的動手占中，又不是每一個派別都愿意付出代價，因而毫無懸念地造成了分裂。主張“民主回歸”、在論述上自稱“不反華”的民主黨，還有部分公民黨成員，回旋余地較大，一直被認為是倒戈5票的來源。至于人民力量、社民連等等激進組織，則無論普選與否，都是跟行政長官無緣的，他們要角逐的是立法會席位和街頭運動領導地位，所以他們勢必支持占中，并可能把它進一步激化、長期化，因為他們的目標并不是為了一次選舉的提名資格。

這就是整個“不合作運動”的大概，讀者可以參考我一年之前的預測《天涯共此時，香港無戰事》。

所以剩下來的事就簡單了，就是掌握資源、主導運動走向的政黨高層“大人”的變臉秀。如果變臉成功，在以后的普選、甚至2017這一屆選舉中，就有可能得到提名機會。對于這些政黨大佬來說，是等得來的，即使自己當不成行政長官，也可以名留香港歷史。

這下臺階可不容易找。但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不就是一班滿腔熱血、要抓緊青春燃燒自己的學生嗎？所以這場學運，應該早就在意料之中了。

最近，網絡上一個叫做“民主真兄弟”的帳號被懷疑泄漏“真普聯”文件，其中“公民黨英語小組”的言談更有策動廉政公署內部潛伏人員、鼓勵學生流血抗爭的部分。筆者認為這份文件格式不嚴謹，與前不同，所載的發言欠連貫性，不像一場討論或交流，貌似為說而說，而附帶的錄音也不清晰，一時難以斷定真偽。

網上流傳的“真普聯”7日23日、8月20日、9月10日的會議紀錄

但根據《蘋果日報》報道，似乎泄密者已被鎖定，報道又稱“召集人鄭宇碩（觀察者網注：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籍）指這是公開文件，估計有人欲以半真半假內容誤導公眾”，因而我們可以認為，這個帳號發布的其他文件都是真確的，從而可以看到，“真普聯”一直與學界有所聯系。

被指是公民黨“英語小組”會議記錄的文件，筆者半信半疑 

在此前的報道中，讀者已經留意到學聯和學民思潮的罷課為的不只是選舉，而是對整個中國憲政甚至主權的拒否，鼓吹獨立。罷課的學生可不是窩在家里打游戲的，上述文件顯示，罷課連同集會一并進行，而早陣子一些院校教職員表示要到場向學生授課，要“罷課不罷學”，說白了就是在集會現場作政治動員。

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介紹了以“港獨”為題的專輯。當《蘋果日報》以“港獨難實現”為題報道時，《學苑》并沒有抓住這個下臺階，反而高調澄清，其立場因此更加鮮明。

這樣偏激的做法，怎可能是泛民政黨爭取下一屆甚至本屆提名資格的手段呢？

這場運動能做到多大規模，尚是未知之數，以現下的發展來看，雖未至于一呼百應，但接近一百所中學的學生參與，加上大專生，集結起數千人亦未可知。數千人很難“占領”某個地方，但只要有幾個人作出過激行為，使用暴力，就可能引起警察的抓捕。（參考《占領中環：香港準備復制埃及模式嗎？》）

這是泛民心目中最好的情況，等于學生接替了占中運動的火把，利益卻歸政黨收了。泛民必然有兩套預案，如果政府的抓捕引發輿論的反擊力量，使中央和香港政府妥協，就是占中成功；如果社會并不同情過激行為，那么這些政黨就會對運動“哀其不幸”一番，一邊表示同情，一邊表示事情已經變質，好好收割，成功變臉，甚至能運用政治資源上游的權力，捏熄學運，賣中央一個人情。

我認為學運失控的可能不大，但不得不防。要是沒有失控，只是一場乖孩子的集會，那亦不失為泛民的一場完美演示，能在下一代心里播下良好形象，贏取公眾掌聲，首先有助鞏固2016立法會選舉的議席；至于變臉秀，既然這一代學生掌握在手，自可以徐徐圖之，他朝學生不再激進之時，亦很可能這些政黨的變臉策略會繼續支持他們。

中大罷課組織要求一些學系表態，說明學運并未達到一呼百應之境。

那為什么民主黨、公民黨不跟人民力量、社民連串通呢？首先，彼此的政治光譜就走不到一塊，對方也是“人精”，不會輕易為人作嫁衣。更何況，長毛、郁民之流早就被認為是政治流氓，而目前民意主流已經厭惡粗暴街頭抗爭，讓他們動手只會適得其反，而學生卻有天然的光環，是同情心的磁鐵，相信中央政府也記憶猶新，香港人經歷了2012反國民教育一役，也必定深深體會到。

所以，應付學生運動，從根本認知到具體手法，都應該跟反占中完全不一樣。

首先，占中是明確的政治脅迫，在法律上也是危害社會的違法行為，因而可以在輿論上撻伐，在民意上鼓動反對聲音，阻止占中發生。占中一旦發生，無論是否以暴力收場，政府都是極之被動的。

然而罷課卻沒有違法，其反華言論在當下也沒有法律可以制裁。學生一天沒有參加占中，包圍這包圍那，就一天談不上政治要脅，純粹只是一種較激烈的、犧牲學業引起同情的意見表達。實際上，即使是占中運動，如果參加者貫徹和平手段，當局也是很難對付的，更何況是沒有違法、沒有阻礙社會運作的罷課。在目前的罷課論述中，就常有人拿出建國歷程上的罷課運動來襯托，還祭出了毛澤東的眾所周知的言論。

所以目前最合適的做法是冷處理，不當一回事。學生既然“頭頂光環”，那么最好順其自然，任何抨擊和打壓，都很容易被視為以大欺小。據我的觀察，現在的主流聲音都認為：學生雖然被煽動，而且必然無功而還，但其關心社會的態度還是值得肯定的，不必太過在意。香港人沒有國家觀念，是不會對其“港獨/獨港”言論太敏感的——何況他們是學生。

在實際的事務安排上，當局應該繼續針對可能的占中行動，嚴防規模擴大，但對未涉及占中范疇的學生運動，不只不應該打壓，甚至應該給予更多的方便，尤其是空間上的疏導，防止他們在任何一個地點大規模集結。

這些學運形象不怕抨擊，抨擊可以贏得更大的同情。

罷課并不稀罕，中外歷史都有其身影，其本身不是什么彌天大罪。

可是，現在的建制派網絡主流卻對罷課高調反擊，甚至出現很多人身攻擊與丑化，這對于剛剛爭取到主流民意支持的建制派來說，是很掉分數的。

況且古語有云，言多必失，既然罷課本身沒有罪，就只好用功利主義、實用主義來打擊，結果只卻往往自打嘴巴，自我否定。而且這么一說出口，階級的隔閡就很容易暴露出來，所許諾的前程往往只是上流社會“胡不食肉糜”的想象。目前青年之中流行一句話：“這些機會不屬于我”，不罷課不占中，就能夠得到那些“機會”嗎？

官方媒體“港人講地”引用某作家言論，以1967年抗英運動的失敗和愛國左派的失落來教訓學生不要搞學運。可謂典型的引喻失義。

一種“胡不食肉糜”的宣傳，所列舉的多數是一般基層無緣的高薪厚職。

相反地，占中與學運卻在向基層下一代伸手，侵入建制派傳統陣地。

對學生的態度與處理，和“大人”要嚴格區分。大家心知肚明的是，香港新一代國家民族認同淡薄，很多事要慢慢地建立起來。如果在青年心中種下仇恨，這個結就很難化解了。

這些泛民政黨的死活不要緊，周永康、黃之鋒、周庭的死活不要緊，但大量的學生，卻真的抱著“拯救香港”的熱心。有一次我參加某個宗教團體活動后，一位少年教徒向我說，自己就是沖擊立法會的一員，他沒有想那么多法律呀、憲政呀、個人前程呀，只是希望喚醒社會關心時事，也希望教會發揮社會作用。在這些學生的想象中，似乎只要通過激烈的行為取得曝光率，就可以激起層層浪。

他們生活在那樣的信息環境下，舉目都是編造的水深火熱，如果不站出來反抗，一心為了自己的前程緘口不言，我覺得還倒真是冷血和自私。我們一直接受的教育是，歷史是人民書寫的，而學運也是這樣的一次歷史片段，我們不要只看到帝王將相，忽略了底下的小小百姓。

始作俑者是媒體和學術界的壟斷與歪曲，這是幾十年來盤根錯節的利益紐帶。一天不拔除，一天我們青年人所處的信息環境是不會改變的。拔除的責任在大人、在我們這些當權者手中。在我們嘲笑“占中三子”把責任卸給孩子的時候，我們又有否排除萬難，給孩子拔除這些信息的枷鎖？長此下去，當整一代人都沒有民族意識的時候，我相信讀者一定能想象到香港的下場。我想，今天的熱血學生要是置身于真實的信息環境中，應該也會成為共和國的擁護者。為什么我們這些大人的退縮，要由孩子來承受苦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