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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麗卡•岡薩雷斯身著“哥特式盔甲”——黑靴、鐵鏈、工裝褲——擺出一副與世界決裂的樣子，穿行于高中校園。人不可貌相，她的考試成績與穿著打扮天差地別。她用金屬搖滾樂隊的名字為自己取了個昵稱，卻是家里第一個考上大學的孩子。

“我可不想去沃爾瑪打工。”她寫信給學校的輔導老師說，那是她母親的命運。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她報名應試班，拼命學習。她有兩位好朋友，梅莉莎•歐尼爾與碧安卡•岡薩雷斯，三個人是同班同學，都想“逃離荒島”——誰都不想困在加爾維斯敦（美國德克薩斯州東南部港市——觀察者網注）這小地方。梅莉莎是學校八年級的尖子生，對她母親交男朋友和酗酒極為不滿；而碧安卡天真爛漫的性格背后，則隱藏著父親早逝的痛楚。這三個小女生感情極好，輔導員甚至管她們叫“三姐妹”。

窮人家的孩子必須努力往上爬，尤其是波爾高中這地方，三分之一的女生最終畢不了業，中途輟學。但等到“三姐妹”2008年畢業時，她們的經歷似乎印證了教育的公平性。

墨西哥移民的女兒安吉麗卡考上了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碧安卡則被一所社區大學錄取。梅莉莎則赴得州州立大學深造——那是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的母校。

“感覺我們的人生開始起飛，從一種生活跳入另一種生活。”梅莉莎說，“好像有人開了發令槍，‘預備——跑！’”

四年后，她們三人的故事無法用來贊美社會流動性，相反，只能是日益加劇的經濟不平等年代的一個典型案例。三位姑娘都沒拿到四年制大學文憑。其中只有一個人還在校園讀書，另外兩個則負債累累。安吉麗卡離開埃默里大學時，欠了6萬多美元的學費，在加爾維斯敦市的一家家具店做營業員。

三個人都具備本科生的能力，甚至算得上優秀。但賺錢謀生的壓力牽扯著她們的精力，陌生的大學環境困擾不斷，而校園外結交的男友更是讓她們頭痛不已。大學里沒有家人陪伴，沒有老師指導，她們手足無措地進入了一塊陌生領域。

她們迷失人生方向的故事反映了美國更宏觀的一個趨勢：教育維持了階級分化的現狀。窮學生的成績落后于有錢的學生，而從中學到大學，這一差距越拉越大。隨著學習成績與收入預期的相關性越來越高，結果便是，原來肩負著消除階級界限使命的教育事業，正在一點一點加深階級的鴻溝。

“人人都以為教育是均衡器，把它當作社會流動的起點。”加州大學厄灣分校的經濟學家格雷格•J.鄧肯（Greg J. Duncan）說，“但我們不管以何種標準衡量，現在高收入家庭與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差距在加大。真是令人心寒。”

階級背景對學業的巨大影響震驚了教育專家，要知道，過去幾十年美國一直在教育領域提倡機會平等和種族平等。另一項研究結果同樣讓人不安：低收入者在美國的上升機會少于加拿大和西歐地區。

據密歇根大學的研究者馬沙•J.貝利（Martha J. Bailey）和蘇珊•M.蒂納斯基（Susan M. Dynarski）的研究，三十年前美國富人和窮人的大學成績相差31%。而現在，兩個階級學生的成績相差45%。

雖然不同收入家庭學生的成績都有所進步，富人的成績提高得更快。這使得貧富學生的學業差距越來越大。

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還包括，最富階層的收入大幅提高，以及家庭結構的變化：窮學生當中，來自單親家庭的比例越來越高。社區的階級區隔日益顯著，低收入家庭學生逐漸集中到那些較差的學校。即使算上補助，在公立大學念書的成本20年間上漲了60%。許多低收入家庭學生都感到了幫家里分擔經濟困難的壓力，大學的機會成本和高昂債務讓他們望而卻步。

加爾維斯敦市的青少年把希望寄托在教育身上，這算是美國歷來的傳統。但是，如果只有富人才能接受教育、只有接受教育才能致富，那么“窮學生不管多么聰明，在社會上取得成功的機會越來越渺茫。”斯坦福大學的社會學家肖恩•里爾頓（Sean Reardon）說，“這是對美國夢的極大威脅。”

高中

沒人料想到這三位年輕人是朋友，更別提“三姐妹”這么親密的關系。安吉麗卡的心思躲在那黝黑的眼線背后，梅莉莎則被家庭生活所攪亂，而碧安卡則坐在教室后排，相貌比實際年齡小很多。她們三人的共同點是，都參加了一個專門為貧困生開設的“鴻途”應試班，都信賴班主任普麗西拉•岡薩雷斯•庫爾夫。她們親切地稱她“G小姐”。

安吉麗卡是一個墨西哥裔家庭的后代，她對自己的出身又愛又恨。母親安娜•岡薩雷斯小時候非法入境，進入美國，后來獲得公民權，舉家定居加爾維斯敦。母親在家里頗為霸道，有一次，她把安吉麗卡關了一個月的禁閉，僅僅因為女兒回家遲到一分鐘。安吉麗卡對母親敬畏有加，從不敢直呼“媽媽”，而是稱呼“女士”。

安吉麗卡的家是在一棟公寓樓，親戚們住在臨近的單元。鄰里糾紛就和每天的三餐一樣平常。她有個叔叔身上刺有加入黑幫時的紋身。外婆不會說英語。安吉麗卡出于對遠方的好奇，選擇學習德語，而不是西班牙語。15歲生日那天，她舉辦了一次哥特主題的聚會，桌布上繪有童話人物和惡龍。她管自己叫“科恩小妞”——一個重金屬樂團的名字。

不過，讀書才是她的正業。“念書是我的閃光點。”她說。她外婆、姨媽和“女士”母親都在沃爾瑪超市工作。安吉麗卡對于她們的微薄薪水和卑微地位憤恨不已。“鴻途”應試輔導班曾問及大學對她的重要性，從1分到10分滿分。

“10分。”她在答卷上寫道。

梅麗莎也想逃離這座小島——這比她逃離家庭的愿望更加強烈。“7歲的時候，母親開始和一幫醉鬼廝混。”她在“鴻途”輔導班的申請表上寫道。母親后來嗑藥上癮，又患上了嚴重的抑郁癥。外婆是她的一處心靈港灣，學校則是另一處。

“我喜歡學習——我是個奇葩。”她說。

梅莉莎八年級時是班里的尖子生，曾去私立高中試上過一門課。她心里很想去那兒，但卻瞞住了母親和外婆。向家里人隱瞞自己的上進心，許多貧困生已經習以為常。“我知道家里沒錢。”梅莉莎說，“我覺得自己沒有權利問她們。”

梅莉莎加入“鴻途”輔導班不久后，注意到有個同學總是一個人吃飯，于是湊過去打招呼。“她硬要做我好朋友。”安吉麗卡說。

碧安卡進入“鴻途”班時滿面笑容，外人覺察不出她家里有任何問題。她在家里4個兄弟里面排行最大，自從父親去世，她就成了家里的第二個媽。對碧安卡而言，家庭就是一切。

她參加“鴻途”班的時間恰好趕上了“三姐妹”結緣之旅——全班集體參觀芝加哥。她們心里明白，小小的加爾維斯敦容不下她們的夢想，想看一眼西爾斯大廈（芝加哥第一高樓——觀察者網注）到西北大學（鄰近芝加哥市——觀察者網注）之間的風景。這趟旅行成了三人友誼的起點，她們有著共同的人生目標。

“我們想要過上好日子。”安吉麗卡說。

波爾高中（Ball High）可不是完成夢想的地方。校園里有一條曾因為嗑藥而上報紙的看門狗，還有四個專門對付打架的校警。三姐妹臨近畢業那一年，校警用辣椒水驅逐學生，最后有50個學生進入醫務室。得州僅有2%的高中被評為“學業劣等”，波爾高中是其中之一。

梅莉莎的母親現在已經戒酒，并接受抑郁癥治療，對她弟弟也好了很多。梅莉莎對此很滿意。不過，當年她從芝加哥回來后，家里的矛盾簡直讓她呆不下去，只得向G小姐求助。“我讓她受了很多罪。”梅麗莎的母親帕姆•克拉芙特說，“她樣樣事情都自己做——我為她感到驕傲。”G小姐的筆記里常常寫著“家什很少”、“學生很苦惱”、“她基本上是自己照顧自己”等話。

梅莉莎怪罪母親沒找到好男人，但她自己也看走了眼，找了個毫無上進心的男朋友。斑斑劣跡之中，有一條是他把另一個女生肚子搞大了。不過，他們分手多少次，就復合了多少次。“他會讓她失望的。”G小姐說。

雖然歷經磨難，但梅莉莎還是獲得了得州技能考試的“推薦”評語。她編輯了學校年鑒，在加爾維斯敦市報紙發表過兩篇評論文章，其中一篇的內容是關于弟弟與自閉癥作斗爭。她同時打三份工，缺勤過多，差點沒法畢業，但她最終的成績排名全班前四分之一。誰也說不清，究竟是她堅毅的性格，還是幸運的機緣讓她獲得了這一成績。

碧安卡從芝加哥回來后跳了一級，于是，她可以和梅莉莎和安吉麗卡同一年畢業。

安吉麗卡絕大部分課程成績都是A，高中四年下來平均績點是3.9。“非常聰明、非常用功。”一位老師如此評價。她的SAT考試數學和閱讀部分成績是1240分，位居全國所有考生的前16%。學校的德語老師有一天不辭而別，她負責代教第一年的德語課。

安吉麗卡的校外生活主要圍繞男朋友弗雷德•韋弗。他比她大三歲，駕駛一輛黃色雪弗蘭StingRay跑車。弗雷德很專情，或者按“女士”母親的說法，太專情了。母親警告安吉麗卡，別讓戀愛影響她考大學。弗雷德的父親在當地經營一爿家具店，大家都以為，弗雷德的夢想就是和安吉麗卡繼承這家店。

高中生活的最后一年過得尤其快，G小姐全力以赴，輔導那些緊張而忙碌的學生準備大學申請事宜。雖然都去大學校園訪問過了，但他們的選擇可沒富裕學生那么多。碧安卡受到家庭和男友的牽絆，選擇了社區大學。梅莉莎選擇了圣馬科斯的得州州立大學，因為“申請最容易”。

安吉麗卡夢想的是西北大學。而當她自己申請被拒時，心情異常沮喪。她在最后一刻遞交了亞特蘭大州某校的申請。直到申請通過以后，她才知道自己完成了一項特別的成就。

埃默里大學第一年的學費是5萬美元，但該校和其他一些頂尖學校一樣，承諾“一個都不能少”。該校有一個專門的項目，幫助高負債學生減輕負擔。“經濟困難不應該阻擋任何人追尋夢想的權利。”該校網站上有過這樣一段話。

從未領略過的校園，一千英里的路程，安吉麗卡對埃默里大學充滿了憧憬：“一生有幾次改變命運的機會呢？

梅莉莎和安吉麗卡感到，上大學讓她們和其他貧困生產生了差距。她們的感受沒錯。家庭收入處于全國最低25%的那部分學生，他們考上四年制大學的比例是將近30%。其中，堅持讀完四年正常畢業的人數不到一半。

財富一直以來是學業的基礎，但如今它的重要性越來越大。斯坦福大學社會學教授里爾頓抽檢了過去25年間的十余次閱讀和數學測驗，發現高收入家庭學生和低收入家庭學生的成績差距擴大了40%。另一方面，黑人和白人學生的成績差距卻縮小了。

從前，人種對學習成績的影響比階級更大，而現在則是反了過來。在美國的八年級學生當中，白人學生的平均成績比黑人學生高3個等級，而高收入家庭學生的成績比低收入學生平均高4個等級。

“人種差異導致的成績差距很大，但家庭收入帶來的差距更大。”里爾頓教授說。

有一種解釋是，富人變得越來越富了。大約30年前，最高10%的家庭財富是最低10%家庭的5倍。現在差距擴大到了10倍。

不過，從前的車間實習已經換成了計算機實驗室，而各個學校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使得家庭收入和教育變得更加重要。以前就算是有錢人家，也很少讓孩子參加SAT考試輔導班。如今，這已經成為龐大的應試產業的一部分。

當然，教育的回報也增大了。本科畢業生的收入越高，高收入家庭就投入越多錢。據哈佛大學鄧肯教授和理查德•莫南（Richard Murnane）的研究，高收入家庭在體育、音樂、夏令營等周邊教育投資方面的花費比低收入家庭高兩倍。

另外，高收入家庭的父母，尤其是父親，增加了照顧孩子的時間，而低收入家庭的父親們則減少了照顧孩子的時間。G小姐說，三姐妹之所以這么依賴她們的男朋友，原因之一是“缺少父愛”。

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家安妮特•勞拉（Annette Lareau）提出，富裕家庭還有溝通上的優勢，孩子需要幫助的時候，父母會及時向學校反映；而貧困家庭的家長則相對膽怯，不敢向學校老師提意見。梅莉莎和安吉麗卡上大學期間便遇到了這個問題。

“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總覺得體制會回應他們的訴求。”勞拉教授說，“工人階級和窮人家的學生則不會這么想。后者更容易受挫。”

布魯金斯學會的馬修•M.金格斯（Matthew M. Chingos）研究發現，即使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成績總體優于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前者的大學畢業率卻仍舊低于后者。家庭在收入平均水平線以下、學習成績在平均水平線以上的八年級高中生群體中，只有26％的人后來獲得本科學位。而家庭收入、學習成績均高于平均水平線的八年級高中生當中，有30%的人獲得本科學位。

“許多學生努力學習，克服重重困難。”金格斯說，“拿到本科學位的機率卻沒那么高。這實在令人擔憂。”

三姐妹上大學

梅莉莎在得州州立大學只堅持了兩個小時。她剛到學校，汽車電池就沒電了，只能邊哭邊給G小姐打電話。她的室友們都有父母幫忙搬箱子、忙這忙那。梅麗莎所有事情都只能靠自己一雙手。離開學四天前，她終于崩潰了，駕車200英里逃回家。

盡管嘴上老是說要離開加爾維斯敦島，但她身上的紋身卻刻著“B.O.I”（生于島上，born on the island）。外婆叫她回學校，“我真的不想離家。”她說。

新學期過半，她意識到得州州立大學是一個錯誤的選擇。她在錯誤的時機離開了家庭。她想搬回加爾維斯敦，和碧安卡一起在家鄉的社區大學學習，以后再考四年制大學。她想把助學金退還給得州州立大學，但卻已經過了時限。千辛萬苦考上大學，沒想到大學生活只是曇花一現。

“我發現自己在加爾維斯敦一無所有。”她說，“這正是我要的。”

安吉麗卡的經濟代價則更大。埃默里大學是一所精英學校，提供給貧困生的補助非常高——22%的貧困生可以獲得聯邦政府助學金（Pell grant），而哈佛的比例則是11%。另外，埃默里還有極高的補助項目。不過，安吉麗卡沒有填好補助項目表格。

她考慮埃默里大學的時機已經太晚，了解申請程序的時間太短。而且，她對自己的父親一無所知，填表的時候在父母信息這一欄耽擱了一些時間。埃默里大學每周給貧困生發一封電子郵件，一共發了17封郵件，其中包括針對少數族裔學生的補助項目。可郵件都是發到一個專門的學校郵箱，她不知道要去查郵箱。她似乎什么都不懂。

新學期即將開始，她和母親、弗雷德一塊兒駕車14小時來到亞特蘭大州，希望搞定入學事宜。此時，埃默里大學已經發完了所有助學金。就算是有聯邦助學貸款和其他助學項目，安吉麗卡還差4萬美元，唯一的辦法是向銀行貸款。

4萬美元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數目。安吉麗卡沒跟母親提這事兒，免得她擔心。她需要一個擔保人，而唯一能找到的便是弗雷德。這將把她和過去的回憶捆在一起，但她擔心如果不抓住這次機會，她不可能再擁有什么未來。

“我當時是這種感覺，’不管背負什么債務，我都要挺過去。’”她說。

弗雷德答應了。他們決定訂婚。

數周后，艾克颶風襲擊加爾維斯敦，慘狀如卡特里娜颶風一般。當地大約六分之一的人口從此離開家鄉。安吉麗卡的母親失去了住所和大部分家產。弗雷德需要重建商店，沒法給予安吉麗卡當初約定的資金。

校園生活有些尷尬。她常常覺得，自己是學校里唯一一個沒有信用卡的人。她室友不辭而別，搬出了寢室。不過，有一樣東西吸引著安吉麗卡和梅莉莎等人：上課。其他貧困生也許會懷疑，為什么必須要上人類學和藝術史課程才能過上中產階級生活。但梅莉莎喜歡思考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部落社會，安吉麗卡從家里出發坐18個小時公交車，到學校鑒賞德國電影。

“我家里人說，’好，你現在考上好大學了。’”她說。

她的成績單上A、B、C、D樣樣俱全。“我上加爾維斯敦社區大學還行，但埃默里的課程有些吃力。”安吉麗卡說。但她好歹拿到了2.6的平均績點，高高興興地回家過暑假。

“我心想，萬事開頭難，現在總算熬過去了。”她說。

暑假結束前，安吉麗卡和梅莉莎用一次完滿的公路旅行慶祝了她們的大學女生生活。梅莉莎希望將來當一名語言障礙矯正師。安吉麗卡希望當兒童心理醫師。她們觀賞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彩虹、奧蘭多的藍調酒吧，途中，她們還暢想發起一項幫助貧困兒童的活動。那個星期充滿著幸福。

“我們呆對了地方，世界就在我們腳下。”梅莉莎說。

梅莉莎

她回到了日漸熟悉的校園。她喜歡她的室友，熱愛她的工作——迪斯尼商店營業員。盡管感受到巨大的變化——或許是正因為如此——她帶高中男友一起回去了。“這是我做過的最愚蠢的決定，”她說。

梅莉莎讀大三那年，他們訂婚了。他搬到學校附近與她同住，梅莉莎用自己的信用卡負擔兩人絕大部分花銷。他報名參加職業培訓項目。他們約好，他當上電工后就一起承擔開銷。

梅莉莎的學業遭遇低谷——傳播學課只得了C，她因此被競爭激烈的語言障礙治療項目淘汰。但她決定讀研，而她其他科目的成績很高，她大一連續兩個學期都出現在系主任的榜單上。當她媽媽罕見地來學校參觀時，梅莉莎迫不及待地帶她去看學生中心墻上自己顯眼的名字。

“那是我生命中最驕傲的時刻，”梅莉莎說。

讀大四之前，梅莉莎籌劃了一次旅行，慶祝自己的21歲生日。準備動身的時候，她發現錢不見了。只有一個人有她的銀行密碼。就業培訓項目結束后，她男朋友再次失業，且表現怪異——似乎是在吸毒。

其實，梅莉莎是最后一個知道真相的人。她退回了訂婚戒指，卻退不回信用卡里他曾經許諾幫忙償還的4000美元。財務狀況和感情陷入混亂，她在深深的絕望情緒中進入大四，她掛上黑色窗簾，這樣就能睡一整天。她翹課、工作時間加倍，她掛掉了幾乎每一門課。

“我開始參加派對，一直在工作，因為要還債，”她說。

她墮落的速度令人驚異，而她安全網的缺乏同樣令人關切。不難想象，一個富裕的家庭此時會提供財務或其他支持。G小姐給了她一些校園輔導老師的聯絡方式，但梅莉莎沒有給他們打電話。她等待內心的繩索能拉住她。她得了個F，這險些讓她失去經濟援助。后來她去年暑期的課程取得了好成績。

今年是她在學校的第五年，明年夏天就能畢業。她的新男友在學習工程師課程。在家里，她有辦法甄別壞人。“我在這兒還沒發現過壞人，”她說。

她欠有4.4萬美元的債務，未來15年她每個月要還250美元。此外她要想方設法為讀研籌錢。她把催款通知都藏抽屜里，心里卻沒有遺憾。“教育——你不能給教育定價，”她說。“不論生活中發生什么事，他們都不能奪走你所受的教育。”

碧安卡錯過了佛羅里達公路旅行，不過沒人記得為什么。她喜歡說遠走高飛，直到真要走的那天。

低收入學生面對的危險之一是“低就”，即選擇一個離家近或熟悉的學校，而不是他們能上的最好的學校。

“學校越是挑剔，孩子們畢業的可能性越大，”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金格斯說。“因為期待更高，資源更多，輟學的恥辱也更大。”

碧安卡選擇了低就。她住在家里，與高中男朋友約會，在加爾維斯敦學院上學。登上光榮榜的那個學期讓她沒有意識到，自己離升至四年制大學就讀的計劃越來越遠了。

她祖父的癌癥和化療讓她有了更多留下的理由。父親去世后她就一直跟祖父住在一起。離開感覺像背叛。“我覺得在家比自私地待在學校更重要。”她說。

這種教育可能等于“自私”的想法對中上層階級頗為陌生，但這卻是一個貧困學生經常要面對的，即使他們從來不說。“家庭是第一位的，對西班牙裔女性來說更是如此。”G小姐說。“你害怕會聽到‘你要離開我們，你覺得自己翅膀硬了是吧。’”

在社區大學的第二年，碧安卡被100英里外的一所大學錄取。G小姐和她媽媽催他去上學。去的愿望跟留下來的理由賽跑：

“我不想留下祖父等死，自己卻走了。”

“我要幫助媽媽。”

“我覺得我已經累垮了。”

碧安卡留在了加爾維斯敦，完成了自己的副學士學位，目前是一名海灘酒吧收銀員兼水療接待。她依然盤算著將來拿個學士學位。

“我覺得我不懶。我只是害怕，”她說。與此同時，“生活，就這樣發生著。”

安吉麗卡

經歷過大一的助學金災難之后，安吉麗卡趕上了下一次的截止日期，在大三獲得了可觀的財務支持。可她還是覺得，跟其他低收入家庭比，她的背景更成問題，可她不明白為什么。答案就藏在助學金檔案中：埃默里大學多次虛增她父母的收入，卻沒有告訴她本人。

安吉麗卡報告稱她母親年收入3.5萬美元，其中約一半用來付房租。房租花費這么大，埃默里大學認為她家有額外收入，并將母親的收入定為5.1萬美元。但母親根本沒那么多錢。她要支付颶風后上漲的租金，有聯邦災難援助提供支援。這個細節被安吉麗卡不經意地隱瞞了。

因為虛增了安吉麗卡的家庭收入，埃默里大學不僅增加了她在經濟援助之外需要支付的部分，還取消了她申請絕大多數備受熱捧的債務減免項目的資格。埃默里受益計劃（Emory Advantage plan）中，對年收入低于5萬美元的家庭，學校會把貸款換成助學金。學校把安吉麗卡家的收入定為剛超過5萬美元，這讓安吉麗娜處于不利地位，還迫使她額外借了1.5萬美元，最后才獲得了申請資格。這一錯誤讓她的還款計劃延長了很多年。

最近她允許一名記者和埃默里大學的官員查閱了她的檔案，這才發現了問題所在。“沒有其他收入，”她說，“難以相信他們竟然那么做，卻什么都不告訴我們。這似乎一點都不公平。”

在她方案中采用的是非常標準的方法，”負責經濟援助的高級副教務長J.林恩•齊默爾曼（J. Lynn Zimmerman）說。“我覺得不正常的是，她竟然沒有主張任何形式的審查。假如她或她媽媽能補充任何信息，就會引起討論。”

安吉麗卡沒有意識到，她沒有抱怨的根據。她找到了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修理圖書館書籍。這是一份孤獨而富有藝術性的工作，它還吸引了幾個女孩跟她結成了姐妹。她們喜歡她祖母的玉米粉蒸肉和她那縷紫色的頭發。有一天，她的老板朱莉•紐頓無意中聽到她激動地談論黑格爾。

“她是個極其聰明且特別的女孩，”她說。

隨著安吉麗卡工作時間增加，她的學業負擔也加重了。見指導老師是自愿的。她沒有去找她的導師。到了申報專業的時候，她的人類學平均成績是B+，心理學是D。她選擇了心理學。

大二結束時，她感到精疲力竭，這也反映在她的成績里。她的異地戀同樣難以為繼，她跟弗雷德暫時分手了。她暑假回家，在塔吉特百貨打工，再把自己拖回去上坎坷的大三。

為了省錢她搬出學校住，但發現花的更多了。“我會坐下來，盤算能不能買棵萵苣，”她說。弗雷德不再幫忙，她跟他的關系終斷了。他分擔4萬美元貸款的事情讓分手更加艱難。她15歲的時候他們就在一起了。

“那些天我哭得死去活來，”她說。

她沒時間學習心理學200，這是一門講研究方法的心理學必修課。南希•布利威茲（Nancy Bliwise）教授因為對這堂課的貢獻獲得教學獎。但她嚴苛的標準和嚴厲的態度讓學生對她的看法分歧很大。

“很可能是埃默里大學最好的教授，”評教授網（Rate My Professor）的一位用戶寫道。其他人卻覺得她“居高臨下”、“極其無禮”且“非常刻薄”。

在學期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安吉麗卡干脆不去上課了。布利威茲教授把她叫來，發現她非常沮喪。“她面無表情，把我嚇到了，”她在一次訪談中說。安吉麗卡說她不得不大量工作才能保住學業，但如果不選這門課，她會失去全日制學生的身份和經濟援助。因此她打算拿一個“F”。

震驚的布利威茲教授提出了另外的選擇，然后（教授認為是頗有同情心地）問道，安吉麗卡是否考慮過其他更便宜的學校。她自己就在克利夫蘭州立大學讀的書，后來拿到了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

安吉麗卡面無表情，耳根發紅。她只聽到有人說她太窮了上不起埃默里大學。“很明顯如果我上不起這個大學，我就不該浪費她的時間。”

這是結束的開始。大三這年，安吉麗卡沒有通過那門課，還有3門也沒有通過。她糟糕的境遇令她不得不用時薪9小時的工作支付她20萬美元的教育費用。她不是那種可以輕松應對的人，但埃默里從來沒有進行過干預。“有什么方式可以幫助她嗎？”布利威茲教授在一封發給院長辦公室的郵件中，這樣問道。

院長辦公室給她留言了。安吉麗卡承認她回應得很晚，但她說沒有收到過答復。學校進行了一次電子鑰匙卡檢查，以確定她是否還在學校。更多教授表達了關切。“個人問題正在妨礙她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一位教授警告稱。安吉麗卡聯系了校園咨詢，對方稱所有的預約都滿了。

很難說埃默里對低收入學生漠不關心。該學校每年自費9400萬美元用于經濟援助，最貧困學生的畢業率跟其他學生基本一致。幫助安吉麗卡的失敗可能暴露了學校的短板，但這也是該校努力彌補的。

當安吉麗卡終于找到表達自我的途徑時，她選擇了沉默。她雕塑課的最后一件作品是一個混凝紙寶寶，像豪豬一樣長著尖刺。所有人都明白，這是她脆弱的聲明。

“這是一件驚人的作品，”她的教授，琳達•阿姆斯壯說。“她能將藝術融入自己最深的情感和感受。我覺得她不明白自己有多優秀。”

安吉麗卡下個暑假一直在等開除信，但沒等到。由于再次錯過了截止日期，大四那年她的援助少了幾千美元。埃默里大學錯誤地認定蕾蒂女士給一棟房子付了7萬美元的首付。（在描述一項跟非盈利機構的復雜交易時，安吉利卡沒能說明，絕大部分錢來自一項針對首次購房者的項目。）埃默里大學的官員稱，這一錯誤不會影響對她的援助，但是學校開銷和她貸款、助學金的差額增至1.2萬美元——這個數額她不大可能負擔得起。

她曠了更多課，工作更長時間。

“我想，反正我要留校察看了，還不如上班付我的租金，直到他們暫停我的學業為止。”

最后，埃默里真這么做了——勒令她重讀一學期。

這個故事可以被解讀為一所精英學校舍棄了一個貧困學子，或一個不愿意獲得幫助的學生。但兩種解釋都無法充分評價這個跟高等教育和課程一樣復雜的難題。

“兩者都有一點，”負責學業指導的主任喬安妮•布熱金斯基（Joanne Brzinski）說。“我們向她伸出了援手，但她沒有回應。學生達不到我們的預期，我經常歸咎于自己。”“這真是個悲劇，”她補充道。“她有這個能力。”

安吉麗卡的前圖書館上司紐頓女士懷疑，她的苦惱可能超越了錢，而是害怕自己追求的成功。“我不敢說她在自暴自棄，但這個想法一直縈繞在我腦海，”她說。“對一個跟家庭、祖母和粉蒸肉聯系那么緊密的人，我懷疑她害怕畢業可能會讓她與家里疏遠。”

一座長長的大橋橫跨海灣，通往加爾維斯頓島。安吉麗卡一年前回家，就像當年她離開家那樣，跟母親和弗雷德一起。她欠6.1萬美元的債，跟弗雷德復合了，并在他家的家具商場打工，每小時8.5美元。沒有人知道她是安定下來了，還是積聚力氣準備下一場逃離。

不久前跟梅莉莎和碧安卡一起吃飯，她們沒有追問，這讓安吉麗卡心里很舒服。梅莉莎建議他們都去得州州立大學讀書。但碧安卡不知道學什么，而安吉麗卡說她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獲得埃默里大學的學位上了。

“我盡力，但埃默里本可以做得更好，”她說。“但我誰都不怪。誰都知道生活不公平——收入低會讓你處于劣勢。我只是不明白自己面對的困難會那么難克服。”

（本文原載美國《紐約時報》2012年12月22日，題為《For Many Poor Students, Leap to College Ends in a Hard Fall》，作者為Jason DeParle。本文譯者：朱新偉、王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