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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智慧治理——21世紀東西方之間的中庸之道》一書的第四章——《治理的新挑戰：社交網絡、巨型城市與生產能力的全球化離散》。作者為美國資深投資家、21世紀理事會創始人尼古拉斯·伯格魯恩，以及美國政治學者、《新觀點季刊》主編內森·加德爾斯。在本文中，作者指出，如今的全球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及其鄰近區域發展之迅猛程度足以讓一個市長掌握同國家領導人一樣大的權力。亞洲國家的國際貿易有60%集中在亞洲自己的區域，部分和半組裝的生產商各自生產不同的組件，最后在中國組裝，再出口到美國、歐洲或者其他地區。再也不是產品和服務貿易，取而代之的是“任務貿易”。本書由觀察者網獨家翻譯，現已出版上市。今刊出本書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如今的全球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及其鄰近區域發展之迅猛程度足以讓一個市長掌握同國家領導人一樣大的權力。600個城市就創造了全球GDP的60%。這些“非本土化”的連接點成為人口集中地，使人們背離他們的家鄉同時本身成為國際生產能力分工中流動技能、資本和科技的中轉站。生產進程的碎片化，科技的推進，讓集裝箱船變成了實時的物流，民族國家傳統的貿易和雇傭體制發生了改變。如今，生產活動不再是單純的中國制造、美國制造或者歐洲制造，而是“世界制造”，通過的是產業鏈條，從世界各地的生產點連成的全球生產島鏈。

就如同新加坡所展示的，城市國家比起笨重、慢節奏的傳統國家，更加有效并形成自己靈活的政治單元，它們調節更迅速、更能適應全球的流動資本、科技和任務。本地的稅收、環境監管和教育體制更具靈活性，更能吸引創造財富的工業、服務業和技術遷徙。

對于國際分工集中生產和人才雇傭這個主題，沒有人比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帕斯卡•拉米（Pascal Lamy）更專業：

亞洲國家的國際貿易有60%集中在亞洲自己的區域，這部分地區見證了生產鏈的深度一體化，部分和半組裝的生產商各自生產不同的組件，最后在中國組裝，再出口到美國、歐洲或者其他地區。

分散化的生產在不同國家和不同勞動類型中完成，一個顯著的例子是iPad，有一部分iPad零件在中國的西部城市成都生產。

工廠的超過10萬名工人只“生產”產品的一個零件，即iPad的鋁制外殼。該廠的其他活動包括機械測試和交替裝配操作。

集成線路異常復雜，在大量質量控制程序的把關下，組裝iPad需要8個小時。這個中國工廠從iPad的最后銷售價格中賺取5%，而從中國組裝并出口到美國的同樣一個iPad中，美國人賺得的附加值是中國的20多倍。

根據監管環境、貿易壁壘等因素的變化，全球生產鏈條持續在改變，重新分配勞動力和資本。執行這些任務，曾經在某個國家某個公司雇傭的勞動力，這一切如今都可以簡單地轉移到另一個國家、另一個公司，被另一種生產方式所替代。

再也不是產品和服務貿易，取而代之的是“任務貿易”。

根據拉米所述的結果，全球化的利弊會更加均勻地分布在新興城市及其鄰近區域，而其成效將是對全球化2.0時代的治理的一大考驗。

哪里生產最有效率，工廠就搬到哪里，這可以把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分布至世界各個角落，尤其是新興經濟體，這同時也減少了發達國家更為昂貴的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崗位。

對于歐洲國家的福利體系這明顯是壞消息，美國大筆開支用于中產階級制造業工作崗位的退休金，也遭受了影響。就像拉米所擔憂的，“社會和經濟不能同步發展。”因為全球化的競爭，經濟更發達的地區的人們需要工作得更辛苦，獲得報酬卻更少，收入分配的惡化以及迎合失意者的政治使得其更難在全球層面應對龐大的結構轉型。

西方發達國家已經不同于二戰后初期，其制造業份額已經低于全球總量的30%，他們的最佳策略不應是參與這一場壓低價格到底的“價格戰”，而是應尋求吸引“非價格競爭”的生產任務，如創新、高級技能、和高附加值的服務業。這依賴于的領先的信息水平和基礎設施，優秀的教育和訓練，以及宜居的生活品質，以滿足全球經濟網絡中的城市區域。

發達世界的城市區域和民族國家需要制定一份戰略計劃，以應對這場結構轉型的挑戰，而不是隨波逐流、空有祈愿。

2011年10月，在巴黎的“21世紀委員會”會議上，邁克爾•斯賓塞和默罕默德•阿爾•艾里安（Mohammed El-Erian）都提出了正確的意見，認為發達國家重返正軌的途徑是拋棄“循環思維”，不要以為衰退會自然過去，而是要采取“結構思維”，投資教育和基礎設施，提高非價格領域的競爭力。

為了讓國家或城市區域適應這一輪新的全球勞動分工，貿易赤字的計算方式必須更新，不是簡單地衡量貨物的進出口，而是要反應產品的附加值。

拉米表示：

貿易赤字的計算變得越來越沒有意義，因為中國向美國出口產品中有大致50%的中國增加值，而美國向中國出口的產品中有80%-90%屬于美國的附加值，繼續像今天我們的方式計算雙邊貿易赤字將成為無稽之談。我們需要監測的是各國的實際附加值，而不是進出口商品和服務的總價。

這種新的商貿方式得益于全球分布的生產以及前所未有的（全球聯網的）城市區域的興起，可能重現波羅的海沿岸的漢薩同盟（13到17世紀）的繁榮景象。

鄰客音網站（LinkedIn）的創始人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發現，硅谷的專業分布也要適應新的城市區域貿易和生產網絡的思路：“你和誰連接、發布什么內容，這些就決定了你的身份。網絡將提升穩定性和生產力，如果你通過網絡做出經濟決策，你就能擁有一個更智能的和具有適應性的系統。”

關于財富分配的一個注解

知識經濟、高效的巨型城市、可流動的生產線，促進提高生產力的網絡以及全球市場，這些因素創造了可謂無窮無盡的創新機會，但同時也包含了毀滅性的斷裂因素，也許讓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理論再度應驗。

斷裂之一是城市和其他區域的分離，例如，億萬富翁和全球大公司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地區。由于技術和網絡的發展，生產力、財富和就業也在分離。新的現實是國富民窮和民富國窮，全球化掩蓋了貧民窟，例如印度首富安巴尼（Ambani）在孟買的豪宅，或者臉譜網站1000億的市值，而臉譜公司所在的加州卻有高達11%的失業率。

全球化、生產力大發展、財富與領土和人口分離，這些因素喚來了馬克思的幽靈。如果良政不能實現包容性的經濟增長，那就必須實施某種形式的財富再分配。

引人矚目的是，一些中國經濟學家將混合經濟體制——一種混合了大型國企和私企的模式——視為彌補差距的關鍵手段。許多人陷入了創新的陷阱。降低創新速度，確保就業的穩定，這會雖然阻礙市場效率，卻是全社會行之有效的方案。

無根之力

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幾十年前在他的著作《第三次浪潮》中指出，知識取代了土地和煙囪工業，成為當下的主要財富基礎。信息技術進入日常生活、擴充人類能力的速度無可比擬，遠遠超過GDP的衡量范圍。傳統的度量單位無法捕捉大大增加的技術價值，技術的革新改變了整個游戲規則。

一次谷歌搜索、一次鄰客音的聯絡、一位臉譜好友或者在沒有固定電話線路的時候打一通手機，這些行為的產值沒法用物理單位來計算。如今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高新技術公司，可能當初就是在宿舍里面白手起家，如同數學怪才憑空解答超級難題。

在這樣的世界，力量與知識發生了關聯。由于入門的門檻幾乎就是一個頭腦和一部移動終端，知識發揮力量的技術可以在任何地方發起，應用到任何一個其他地方。誰擁有了這種移動的能力，誰就可以在實際上、在道德上超越國家、民族、鄉土和社群。這產生的不僅是機會，也是不平等。

每一種治理體制都必須用它自己的方式適應以下新事物的出現，社交網絡的參與力量、巨型城市、以及將生產任務將分散到地球各個角落的全球勞動分工，否則，任何一種治理體制都將失敗。每一種有智慧的治理都必須包含以下三個原則：權力下放、包容公民以及分散決策。

[美]尼格拉斯·伯格魯恩、內森·加德爾斯：《智慧治理》，朱新偉等/譯，格致出版社，2013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