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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智慧治理——21世紀東西方之間的中庸之道》一書第三章——《自由民主的憲政與選賢任能：混合的可能性》。作者為美國資深投資家、21世紀理事會創始人尼古拉斯·伯格魯恩，以及美國政治學者、《新觀點季刊》主編內森·加德爾斯。在書中，兩位作者探討了如何在治理上進行創新，尤其是如何借鑒非西方國家的模式這一問題，其中主要討論了中國的治理之道。本書由觀察者網獨家翻譯，現已出版上市。今刊出本書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選賢任能和民主制度之爭由來已久。在西方，這可以追溯到柏拉圖的治理觀念——少數人在訓練有素的理性的指導下，探尋理想的政治理念，實現統治。這種模式延續到一些現代理論家身上，例如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他認為，無知的孤立投票者遵循其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公眾的利益行動，因此，公正的社會很難延續。

在他們設計的共和制政府中，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和其他美國國父們被啟蒙思想所影響。他們擔憂過度的民主，并且試圖通過如選舉人團、協商的參議院以及不經過選舉的最高法院等機構來糾正多數人的暴政和一時的激情。他們相信，好的社會應該由與他們差異不大的博學精英來統治。

正如芝加哥大學著名的漢學家顧立雅（H. G. Creel）所建議的，托馬斯•杰斐遜十分認同自由民主的憲政與選賢任能，并且在他閱讀伏爾泰的著作時對孔子贊賞不已。伏爾泰在1770年的著作中宣稱：“人類無法想象比中國更好的政府了，哪里所有的實際權力都掌握在歷經重重考試才被認可的官僚手中。”有道德和天賦的人管理國家，他們的官職不是通過世襲而是憑借自身的成績而獲得。這完美地符合杰斐遜的共和主義憲政理念。它扎根于人民主權，卻又不為君主或者暴民所統治。

顧立雅在1813年致約翰•亞當斯的信中引用杰斐遜與孔子世界觀的相似性，他寫道：

我同意您“人群中存在先天（natural）的貴族”的觀點。這一切的根基在于美德與智慧……還有一種憑借財富和家庭出身而后天造成（artificial）的貴族……我所認為的先天的貴族是自然界最為寶貴的禮物，用來管理、指導和信任這個社會……我甚至可以這樣說，這樣形式的政府是最好的，它為這些先天的貴族擔任官職提供了最為有效的方式。

顧立雅在引用這段話后說：“這恐怕是概括中國科舉考試系統最簡潔的理論了。”確實，杰斐遜曾經在1779年提出教育法案，用公共開支建立一個從小學到威廉瑪麗學院的逐級考試系統“用于從普通人中選拔出年輕有為者……以幫助這些已經顯現出天賦的人從普通人中脫穎而，成為精英。”

盡管可能缺乏直接的證據證明是孔子，而不是他擁有的伏爾泰探討中國的著作中其他關于中國的大量筆記直接影響了杰斐遜，但是，孔子影響了當時的啟蒙知識分子中卻是毫無爭議的。

顧立雅引用歷史學家阿道夫•賴希魏因（Adolf Reichwein）的話稱，啟蒙哲學家們“驚訝地發現，早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孔子已經用同樣的方式思考了同樣的方法，并且進行了同樣的抗爭……孔子成了18世紀啟蒙運動的守護神。”以社會和諧與公正的名義，賦予理性以高貴地位，古代先賢與啟蒙運動家們進行著相同的事業。孟德斯鳩雖然儒家思想變成專制，但他還寫道“中國的皇帝……知道如果他的帝國不公平的話，他和他的帝國都將被顛覆……這個帝國的建立是基于‘家國’理念的治理。”路易斯•丹尼爾伯爵（Jesuit Louis Daniel Le Comte）在1696年于巴黎發表了一篇文章，贊美選賢任能的體制。他提出，在中國，“貴族從來不是世襲的，對待不同人也沒有任何的分別；這也節約了它們擔任處決工作的壓力。”戈特弗里德•萊布尼茲（Gottfried Leibniz）關于中國的知識大部分來自于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的著作，萊布尼茲寫道：

即使我們在創造性的文化上與他們平等，我們在科學技術上超過他們，有一點依然是毋庸置疑的（我羞于承認這一點）：他們在運用哲學上遠超我們，我指的是他們運用道德倫理與政治學進行統治，旨在增進人類生活與社會風俗。

在中國，“禮賢下士”被置于重要地位，不管你的家族情景如何。這一傳統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53年-公元前221年的戰國時代。選擇“德才兼備”的官員在西漢時代（公元前202－公元9年）成為慣例。而在東漢時代（公元25-220年），人才遴選過程中加入了考試環節。

即使到今天，這種強大的“制度文明”仍然能在中國共產黨的現代普通話中找到痕跡。諸如“競爭上崗”的實踐，就是尋求找出最好的公務員并將他們沿著等級晉升。在中國，像巴拉克•奧巴馬這樣沒有在任何行政崗位上經過考驗，只通過贏得兩場非國家級選舉（當選為伊利諾伊州參議員和美國國會參議員）就進入總統這樣高端職位的情況是絕不可能發生的。習近平（本書寫作之際）被人期許，將要成為中國的新任國家主席和中共中央總書記，而在此之前他已經擔任過若干個省和直轄市的一把手——福建、浙江和上海。

平衡民主制度和選賢任能之間的關系，或者說，將兩者的特質混合到一個體系中，如今這再次成為熱點話題。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在短短30年內取得了讓數億人口擺脫貧困的矚目成就，也因為今天西方民主國家正經歷著普遍的治理危機。

傳統思維認為，一旦中國拋棄投資-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這種模式容易受有才能的政治階層指導）并且向中產階級過渡，這將必然引發更多的民主元素的反哺，并加強問責制度。

與此同時，作為對因為黨派政治而陷入癱瘓的西方選舉民主的回應，去政治化的選賢任能制度作為良好治理的一種關鍵元素設想已經在經歷檢驗。一個例子是美國國會所謂的“超級委員會”，它作為一個“政治之外的”非黨派性手段被組建起來，用于削減美國的長期財政赤字。而最為突出的例子則是現任意大利總理馬里奧•蒙蒂（Mario Monti）未經選舉“技術官僚政府”。

由于選舉出來的政客們無法達成一致行動，蒙蒂在2011年晚些時候受意大利總統喬治•納波利塔諾（Giorgio Napolitano）任命，規劃和實施體制改革，直到2013年舉行新一屆大選。

意大利陷入混亂的原因并不是因為缺乏民主，而是因為他的治理方式太過腐敗。意大利選舉民主——和美國一樣——政治化的政黨界限使其完全喪失了治國能力。

蒙蒂有著不偏不倚的智慧和長期擔任歐盟專員的工作經驗。這使他更像一個精英而不是一個技術專家。這也正好解釋了為什么對于改革而言，“缺少政治化性格的政府官員將會幫助而不是損害支持度”。

他深知，意大利民主和美國民主一樣已經成為了“否決政治”（vetocracy），這是我們曾經提到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創造的一個詞。在否決政治中，選舉出來的政客們都被一時的大眾情緒和有組織的特殊利益深深俘獲，以至于在議會投票前，符合長遠公眾利益的政策建議就已經在政黨內部醞釀時夭折。所有通過的議案都過于短視、缺乏實質以至于毫無意義。因此，一切都是維持現狀，無所作為。

在他影響深遠的《國家的興衰》一書中，正如我們之前提到，社會科學家曼庫爾•奧爾森描述了這種民主社會中，集團利益是如何一次又一次拖垮國家，因為它不可避免地制造長期赤字，并且，為庇護“尋租”的卡特爾而耗盡經濟體的活力。

如果聽任民選政客，代表出租車司機工會的政黨或者藥劑師并不會通過公開競爭讓自己的生活更加艱難。公務員則會抵制削減工作崗位和降薪。銀行家向議員施加壓力，規避監管。富人則會希望叫停高額稅收。用直接民主取代代議制民主，給予選民更多權力，這并不能解決問題。如果進行一場全民公投，什么樣的退休老人會樂意削減他曾期望的高額退休金,即使意大利人的錢包湊在一起也不夠付呢？

我們在前面的章節看到，在加利福尼亞州這樣一個運動式直接民主主宰治理的地區，選民投票表達出的理性的自私自利可能會給全體公眾帶來意想不到的后果。我們指出，州政府荒謬地在監獄投入的經費比高等教育還要多。在第六章我們將詳細討論州事務是如何在數年內通過一系列削減財產稅和治安費用的運動而形成上述結果的。

和他所推行的監管一樣難以接受的，是以下事實：蒙蒂推行的非政治化民主是能夠讓意大利前進的唯一可行的治理形式。我們將因為相同的原因在西方國家看到越來越多類似于意大利的例子。

包括本書作者在內，沒人會建議拋棄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將人民主權轉變為類似于中國共產黨實行的選賢任能制度。就西方而言，最終的決定權握在選民手里，正是他們認可了治理的形式。但是，只有去除“否決政治”才能實現良政。不同于僅僅擯棄狹隘的個人利益或者在選舉時被要求進行仔細的審查，公眾將有能力通過委托人選擇照顧長遠大眾利益、深思熟慮的政策建議。

目前西方治理帶來的痛苦表明，一場民主的演化勢在必行，必須建立帶有選賢任能因素的機構，以抗衡選舉制民主的眼前利益和的特殊利益影響。

人們將拭目以待，期望意大利的去政治化民主的經驗成為今日西方面臨的癱瘓和失靈的解藥。如果意大利的政治衰落能轉化為良政，每個人都將能從蒙蒂開拓的道路中獲益。

作為“去政治化空間”，慎重的機構需要一些“不透明”以將他們的討論同民意壓力以及“多數人的暴政”阻隔開來。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參議院和聯邦儲備委員會都不是“透明的”機構。不透明給予那些不符合公眾觀點但又合理的考慮以喘息的空間。

然而為了確保協商機構不會變得僵化，他們必須得到有力的反饋和補充機制或者階段性的“充氣”，上述二者必須依靠政策合理性的公開爭論和周期性的人事輪替。蘇聯的官僚制度和日本的核能系統官僚就能證明這一點。

民主與選賢任能的何種品質最有助于實現良政？解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觀察中國“制度文明”的起源，以及美國國父們關于憲政民主制度之下的共和主義“民享”理念與民眾選舉的“民治”理念的爭論。

混合體制的雜糅

正如我們所展現的，中國和西方有著許多個世紀的交往歷史，這另一方面阻礙了政治思想的融合。“戰國時代”結束后，中國人希望保持領土完整和穩定，這引發了對政治控制和社會和諧的現代關注。西方中世紀的宗教戰爭結束后，和平之路通往相反的理想：寬容和多樣化。在儒家傳統中，中國依賴倫理和道德教育來保證制度能夠負起責任、公平和誠實。西方則依靠多黨制民主和法治。

然而，正如上文提到的托馬斯•杰斐遜對孔子的贊揚，在過去一千年中，東西方的人文主義傳統不絕如縷。

邁克爾•林德（Michael Lind），來自新美國基金會（New America Foundation）的一位高級研究員，指出中國和西方都信奉同樣傳統的“古典人文主義——一種在古代中國、古希臘和羅馬都十分繁榮的文化模式，在文藝復興和巴洛克等時期也是如此。”

對于林德而言，所有的古典人文主義學者都有共性：

一種對人類生活的專注，不關心超自然和形而上學問題；一種對實踐理性或常識的堅持；尊重演繹推理邏輯和個人天賦，尊重體現前人智慧的古典文化傳統。孔子、孫子、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西塞羅、伊拉茲馬斯和伏爾泰，如果他們復生，將會認識到各自有著大量共同點。

在亨利•基辛格2011年的《論中國》中，他贊同了林德的觀察。“中國歷經千年歲月，這與其說歸功于皇帝的嚴刑峻法，不如是其民眾中培養的集體主義價值觀以及士大夫們的治理。”基辛格寫道，“中國文化的一個杰出特點是，它的價值觀本質上是世俗主義的……精神上的滿足不是通過神的啟示或解放而實現，而是通過重拾自我克制的古老守則。”

林德擔心關于“治理的‘科學’和非黨派的專家政治論”——受到西方功利主義和中國殘留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影響——可能會使基于古老智慧的古典人文主義實用理性的復興黯然失色，不過，中美之間不斷增長的相互依賴也為新的融合提供了契機。

“公元1200年，中亞沒有哲學家能夠綜合地中海和亞洲的人文主義，”林德寫道。“但是今天，宗教已經無法主宰精神生活，浪漫主義和理性主義烏托邦一道失敗了。世界終于出現了契機，把希臘和中國－亞洲的人文主義最好和最經得起考驗的東西編織起來，為新的全球文明提供‘實用的回憶’。”

正如中國企業家和學者李世默所指出的，諷刺的是，中國和西方，尤其是美國，自從冷戰后在這方面已經走上了相反的方向。正當中國正在離開過去的思想回到“實事求是”這一儒家原則時，曾經實用主義的美國卻把他們的民主制度物化為意識形態。李世默寫道：

策略上看，盡管處于冷戰勝利者陣營，中國仍然看到了她自從新中國建立變一直擁抱的共產主義體系的世界性的崩潰。中國共產黨保持了政權控制，并領導中國全方位、大幅度提升國力，拋棄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事實上，她拋棄了自己的意識形態，盡管這也是由西方引進開始的。

要尋找中國重返非意識形態的文明根基的證據，只消檢視北京心臟地帶的國家博物館就足夠了。在它所坐落之處，所有的東西都是高度象征性的，2011年1月，一座9米高的孔子雕像被豎立起來。起初，它被放在博物館門前的長安街上，與毛澤東在天安門上的畫像、紫禁城以及毛澤東紀念堂處于同一軸線上。這座雕像在當年4月被移到了內部的院子里，西方媒體推測，也許這是所謂的“毛澤東傳統”依依不舍的敏感性的一個例證，因為毛澤東曾認為孔子代表著封建主義。還有其他猜測，例如微博上的爭論表明，許多中國人認為這會破壞風水。不管怎樣，這座印象深刻的雕像現在仍然可以被博物館參觀者和一些眼尖的路人看到。

這整個事件，再加上官方在世界各地成立孔子學院的事實，反映了中國領導層和公民社會一道，試圖復興中國的“文明國家”形象，開啟后意識形態時代的改革可能性。

李世默清醒地評論道：

西方民主已走進死胡同，或許只有控制民主的泛濫方能拯救民主本身。但在民主制度下，這一調整永遠只能是天方夜譚。相較之下，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正在政府引導下參與政治決策，因為這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和國家利益，而近十年來的成績也恰恰證明了此點。但如果國情和國家需求發生變化，中國將毫不遲疑地主動調整。

對于美國而言，民主即目的本身。而李世默、張維為等中國思想家則，在后意識形態時代的中國，民主只是實現良政的一種手段。“如果它有助于實現好的結果，那很好，如果不是這樣，那有誰需要它呢？”這就是他們的觀點。

對于西式思考方式來說，這也許有一些違反常理，但中國在政治改革的許多方面比美國更加開放。美國的體制基礎是，代表主權的法律預先規約了國家制度，因此，任何修改憲法的念頭都會遭到排斥。

然而，在中國，一些知識分子指出，現存的共產黨理論認為現在的體系是“社會主義初期階段”，意味著這是一個面向更高級別的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經濟基礎將會變得更加寬廣繁榮，法律和政治的上層建筑也會隨之作出相應調整。

這已經引發了一些中國當代儒家學者的意見，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不能成為更高階段發展的哲學，就沖它是外國理論就不行，任何政府的新形勢都必須基于原生的中國經驗的合法性資源——治理階層的博學多聞、治國者的道義，以及文化傳統。

貝淡寧（Daniel A. Bell），一位在北京清華大學教授比較政治哲學的加拿大學者，認為當下的儒學復興與中國的中產階級轉型恰逢其時，加強參與、問責制的呼聲漸高，現在是改革的成熟期。

貝淡寧想象了一個精英主義的上議院，那里的成員都是不是被選舉而是由競爭性的考試選拔出來，當然考試也可以是賢士院：一個選舉的國家級民主立法機關提議上院“優先”錄用某人；直接選舉直到省一級；以及新聞出版自由。國家首腦和部長們都是從賢能的機構里最受尊敬的成員中選出。貝淡寧給予上議院以有利地位，上院可以通過超多數投票的方式推翻下院的多數投票。

在埃及的“臉譜”革命后，許多西方評論員天真地預言，遲早會有一場的天安門廣場暴動將通過解放廣場上發生的那樣打擊中國的獨裁統治者們。貝淡寧稱，2011年2月時，即使在中國知識分子中也有一種清晰的態度，即“民主沒那么好”。他把這些知識分子分為“悲觀主義者”和“樂觀主義者”。悲觀主義者們覺得民主將會成為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法西斯和非理性暴民發泄的出口，正如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樣。然而即使是希望遏制黨內腐敗并且對城市消費者選民更加負責的樂觀主義者，也不希望實施多黨選舉或者直接選舉最高領導人。

在貝淡寧看來，他們希望在農村土地爭端等問題中采用民主形式，而環境問題和對外政策這類長期全球性的關切則以賢能機構取代民主立法機構。

在政治體制調整的宏觀層面，貝淡寧寫道：“民主黨人經常回應反對者，稱民主是第一要務：讓我們先把體制民主化，然后我們就可以思考如何提高民主。”

貝淡寧稱，多黨選舉最高領袖將會使得中國退回到現在困擾西方的道路上來。“中國現行的政治制度在一些方面已經足夠賢能了，”他寫道，“哪些地方運轉有些，就應該繼續實行下去。”他接著寫道：

7800萬強大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中的干部選拔正日益依據競爭性的選賢任能標準。政府實施政策則通過五年計劃，旨在保障長期利益，諸如支持清潔能源，高速鐵路和在人口稀少的西部地區發展經濟工程。更加民主化的政府將會遭受短期選舉的顧慮限制。

類似的構想在當今中國有大量討論，其核心是堅持儒家的選賢任能的治理理念，輔以適當的大眾問責制。這正是我們將看到的非西方式的政治現代化，中國選擇了自己獨特的民主化道路。

甚至中國的黨內關鍵人物也認為，為了遏制獨斷專行、腐敗和任人唯親等伴隨著社會主義初期出現的產物，有必要加強問責制。國家的強壯手腕容易成為壓迫和腐敗的源頭。

貝淡寧提出的路徑也可以通過西方選舉民主可能做不到的方式維持穩定，因此，是一個現實可行的改革方案。

貝淡寧提議沿著儒家路徑將中國的現代官僚制加以民主化，北京大學的政治哲學家白彤東則想要把民主加以儒家化，以糾正民主制的弊端。白彤東相信“理想的儒家治理形式”將會排除一人一票式民主制造成的良政阻礙，而一人一票式民主的弊端已經在約翰•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一書中討論過了。

羅爾斯的首要觀點是，一人一票的體制鼓勵人們在考慮公共事務時拘泥于私人利益。第二，許多公民不愿投票。第三，現代民主是如此巨大和復雜，老百姓生活是如此匆忙，普通市民缺少做出明智選擇的知識。第四，那么多人投票，單個人的投票實際上毫無意義。第五，政治中金錢的力量，尤其是大公司，能夠歪曲話語、損害選舉作為促進公眾利益手段的效果。（這早在美國最高法院裁定政治獻金受“言論自由”保護以前。）

羅爾斯屬于標準的西方政治思想譜系，羅爾斯對選舉式民主制的補救辦法不是授權給更有見識的人以權威（如中國“制度文明”的經驗），而是希望提升公民的知識水平，實現“協商民主”，力圖補救以下俏皮話所指出的現象——“協商的公民不投票，投票的公民不協商。”大法官路易斯•布蘭德斯（Louis Brandeis）認為：“在民主中，最重要的建筑是公民的投票站。”

羅爾斯之后，協商治理的試驗已經在西方四處嘗試過了——即使作為某種建議而非強制性因素——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美國加利福尼亞州。

通過象征性代表來實現協商民主的早期實踐可以追溯至古希臘時期，“隨機抽樣”的抽簽系統決定古希臘的議會成員。美國的陪審團制度也沿襲了這一傳統。但迄今為止，在現代協商民主中引用最多的例子是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2004年的實踐，包括召集市民議會以監督現行的選舉體系，召開一系列聽證會、討論，提出改革建議。這些改革措施的建議進行了全民公投，但最終沒有獲得多數票。

在加利福尼亞（第6章將進行更為詳細的討論），我們嘗試采用類似于“象征性代表”的方針，2011年建立了一個獨立兩黨的“長期規劃委員會”（Think Long Committee），成員自主選擇，包括谷歌的艾里克•施密特、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和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扎•賴斯（Condoleezza Rice）。它把政治放在了一邊，從而提出了一項解決癱瘓國家立法機構數年的的稅收改革建議。它將在2014年正式提出該計劃，供公眾進行投票。該委員會還提議，建立一個更加正規的非黨派機構，由選舉上臺的官員來任命機構成員，成員將由富有專業知識或經驗的杰出公民組成，以照顧加州的長期利益。

與此同時，長期規劃委員會與另一個改革組織——“加利福尼亞前進”（California Forward）——一起發起了一場持續一個周末的“協商民意測驗”，隨機抽取的居民被要求聚在一起，鑒別他們認為必需的改革措施，以補救失靈的州政府。他們提出的建議——要求立法機關量入為出，明確說明削減或者額外收入是否能夠抵消新的開支，每兩年提出一次預算案，加強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監管力度——這些建議被包含在了2012年的選票內容當中。

協商民主拋棄了選舉人團能選出最佳領袖的迷思，而是為選民創造機會，實現經過他們深思熟慮的政策。簡單地說，這是將學習治理知識的負擔從普通投票者轉移到那些深思熟慮的“象征性”選民手中。這不是把治理的權威直接交給最賢能的人。

那是白教授的“理想的儒家政府”理念。他認為，這彌補了羅爾斯理論的缺點，勝過協商民主的間接影響力。

白彤東提出：“儒家贊同引入混合體制，除了一人一票制還要強化有能力、有道德的‘賢能之士’的作用。”白彤東認為，這樣一種混合體制將比現行制度更加貼近儒家原則，改善民主狀況，實現“民享，但并不完全民治”。白彤東所謂的“儒家中國”的基礎是法治、人權和對社會不平等的遏制，這遵循了羅爾斯的“差異原則。”在言論自由的保護下，包括公民教育在內的一切教育應當不是參與政治的唯一基礎，這種政治參與還應當保證“公民的友愛”，真正參與管理公共事務，而不是像美國等西方民主政體一樣，公民只是簡單地履行基本上毫無意義的投票權。

白彤東的觀念是結合草根階層的選舉與上層的“選賢任能”，以同時取得合法性和執政能力。

在公民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他們的發言權應當得到尊重，或者，大問題影響到他們本地的福利時也是如此。反過來講，公民應該尊重地方以上級別的政治“賢能之士”。

定義“本地”的含義是個經驗問題，白彤東的原則是：“民主參與的程度，應當根據參與者做出符合公益的合理決定的能力而定。”

地方以上級別的問題，公民要么“無視，要么缺少做出合理判斷的智慧，”這時，應該“限制大眾對政策的影響力”。

白彤東認為，投票者做出合理判斷的能力顯然可以通過增加他們的知識來提高，例如通過協商會議討論，或增大那些更為了解議題內容的人的投票權重。后者顯然更富爭議。但是，白彤東的體系更進一步，提出要建立一種平等的或層級的制度，每晉升一級就必須具備更高一級的能力，正如丹尼爾•貝淡寧的提議一樣，在一個兩院制體下，一個非選舉的“上院”由富有學識的人來制衡一人一票選上去的“下院”。但是從這個層級往上，選拔官員的標準是基于經驗“內部選舉、任命和推薦”。地方一級的選舉人團可以根據處理地方事務的能力、與高層打交道的能力、行業經驗、科學知識或在非政府組織活動的能力，來選拔具備處理復雜事務能力的高級官員。

白彤東爽快地指出，他的提議“不同于代議制民主的地方在于，地方官員一旦進入更高級別，就不再代表地方利益，而是在更高層面上參與決策”。

白彤東的“上院”博學之士，如同貝淡寧建議的那樣，將通過不同于舊式科舉體系的競爭性考試進行選拔，“題目等級不同，晉升的職位也相應不同。”擇優推薦——類似于今天共產黨的組織部那樣——將成為另一個選拔上院精英成員的途徑。

貝淡寧和白彤東的提議都修正了孫中山在“五權”政府中融合儒家和民主思想的嘗試，這一體制今天還在臺灣微弱地存在著，孫中山的方案增設了“考試院”和“監察院”以在立法、行政和司法領域控制腐敗。某種程度上，貝淡寧和白彤東的方案更加具有政治可行性，因為，中國“制度文明”中的儒家思想基礎正在復興，而20世紀初晚清帝國的腐敗玷污了儒家思想的名聲，另一個原因是，西方的治理危機揭示了一人一票式民主的弊端。

我們試圖彌補羅爾斯理論的缺點以糾正消費者民主的弊端，令人詫異的是，白彤東的設想非常接近于我們在2010年在洛杉磯的西方學者討論會上得出的結論。

和白彤東一樣，我們同意任何治理制度都必須在保障言論自由和法治的同時，遏制社會不平等。很顯然，無論選賢任能還是民主制度，其自我糾正能力都取決于“社會開放”程度，而不是一人一票的選舉。正如白彤東所述，“自由民主的寶石是權利與法治，而非選舉”。因此，正如白彤東一樣，我們設想了一種扁平化的制度，地方一級政府官員由投票選出，并擇優選出地方以上一級的官員，直至“下院”，不經過選舉的“聰明、專業而富有經驗”的“上院”將制衡短視、自私的“下院”。

[美]尼格拉斯·伯格魯恩、內森·加德爾斯：《智慧治理》，朱新偉等/譯，格致出版社，2013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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