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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對伊朗最大的誤解，是不知道伊朗已經高度世俗化了。”

“西方的價值觀在變，標準在變，但不管怎么變，他們還是聲稱占據道義制高點。”

“要真正讀懂伊朗、讀懂中國，我們首先要讓自己的頭腦‘去殖民化’。”

近日，國創會副會長馮煒在與到訪的伊朗著名學者、德黑蘭大學教授賽義德·穆罕默德·馬蘭迪交流時，從外界對伊朗的誤解開始談起，雙方一致認為要真正讀懂伊朗、讀懂中國、讀懂世界、讀懂百年變局，必須從根本上破除頭腦中的西方中心主義，人們思想上來一個“去殖民化”。

以下為部分對話實錄，供讀者參考。

左為伊朗著名學者、德黑蘭大學教授賽義德·穆罕默德·馬蘭迪，右為中國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副會長馮煒

馮煒：我前段時間到伊朗訪問，行前請教中國的伊朗專家，在對伊朗的認知上，我們最大的誤區是什么？他說，不知道伊朗高度世俗化。

很多中國人以為伊朗是個高度宗教化的國家，在意識形態上極端保守，對外封閉、充滿敵意且好戰。在國際上，尤其是西方媒體里，伊朗的典型形象是女性都穿著黑袍，只露著眼睛，袍子下可能藏著一支AK-47。

但據我了解，伊朗社會實際上有較高的容忍度和個人自由，政府并沒有那么嚴厲地監督執行宗教教規。伊朗女性實際上可以受到良好教育，如果她們愿意，也可以出來工作，參政議政。

我在伊朗走訪的結論是，伊朗是一個正常的國家。伊朗人民和任何國家的人民一樣，都向往美好的生活，都想有更好的工作，無非是每個國家有自己的不同文化和社會治理、生活方式。你怎么看外部世界在讀懂伊朗問題上存在的巨大反差？

賽義德·穆罕默德·馬蘭迪：從我個人來說，我在觀察伊朗或其它全球南方國家甚至西方國家時，盡可能從非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來看。

說起宗教，人們經常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先想到基督教，甚至假定西方基督教高人一等，其它宗教等而次之。說起伊斯蘭，受歐洲中心主義敘事影響，人們腦海中想起的往往是西方話語或敘事構建的某種特定的伊斯蘭。相應地，人們想到的伊朗也就是被西方定義和定性的某種伊斯蘭形態的社會。

而西方多年來一直把某種極端主義和伊斯蘭劃等號，如“伊斯蘭國”（ISIS）、基地組織、塔利班或其它薩拉菲組織。我認為，用歐洲中心主義知識傳統所推崇的二元對立來定義伊斯蘭是不可行的。

所謂的西方精英們經常把他們自己的文化，顯現為充滿活力和可仿效的理想樣本，而藐視或忽略其它文化豐富和充滿活力的現實。西方自視高人一等，其它一切文明都等而次之，或處于從屬地位，或者是西方理想樣本的偏差。

例如，在西方，他們將自己視為保護未成年人的標桿。但在法國，直到最近才將法定性同意年齡設定為十五歲，此前十三歲的孩子都可以與成年人發生性關系。為什么西方沒有對法國的這種做法進行譴責？如果同樣情況發生在尼日利亞，或中國，或伊朗，西方還會采取同樣的態度嗎？

我的理解是，西方“價值觀”和標準并不是只有一種，而且會隨著時間發生變化，但即便他們的價值觀和標準多種多樣并不斷演變，他們還是莫名其妙地認為自己本來就優越于其它文明。

從歷史的角度看也是這樣，無論是從歷時性還是共時性均如此。例如，在19世紀初，西方認為自己比穆斯林優越，因為穆斯林人（當時主要指奧斯曼人）有同性戀傾向，因此西方人鄙視他們，有道德優越感。到了20世紀末、21世紀初，西方人還是有道德優越感，因為他們現在接受甚至美化同性戀。

從以上兩個例子中，你可以看出，西方的價值觀在變，標準在變，但不管怎么變，他們還是聲稱占據道義制高點。

伊朗亞瑟·塔馬姆劇團和其他11個國家的木偶劇團受邀走進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泉州，在劇場、非遺館、鄉村文化廣場等地為當地群眾進行交流演出。圖為亞瑟·塔馬姆劇團表演藝術家法希瑪·巴羅奇（左）在晉江市掌中木偶藝術保護傳承中心體驗掌中木偶表演 攝影 | 新華社記者 魏培全

價值觀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內在的等級意識，即維持西方占優勢的等級制。具體價值觀是什么無所謂，歸根結底是西方永遠高高在上。價值觀永遠在演變，但你還是在低部，他們在頂端。

問題的復雜性在于，我們自己也往往有歐洲中心主義傾向。比如說讀懂中國，我真正地讀過幾本中國的書？我只零星地讀過一些中國學者的文章，這些文章要么是專門寫給英語讀者的，要么是刻意選出來翻譯成英文的，不可能讀到中國學者寫給中國人的作品。

對我來說，要想真正讀懂中國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我有關中國的知識幾乎都來自西方。我讀的書大多來自西方，即便是關于中國的書，也是西方人寫的。你也許會說中國有很多偉大的思想家、戰略家，有很多優秀的作品，但我們受到的教育是優先選擇西方作品。要建立對世界的認知，甚至關于我們自己的認知，我們都會優先選擇從西方學習知識。在研究伊朗、讀懂伊朗上也是這樣。

在這個背景下，讀懂伊朗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認為，要讀懂伊朗，就要看到它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看到時間和空間在社會演進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但是，在西方人眼里，西方世界是動態、充滿活力的，而非西方世界則是靜態的，甚至在很多方面停滯在幾十年前。

當我在寫博士論文時，我的研究方向是浪漫主義文學和東方主義。一開始，我準備分析經典作品中的東方主義。但我很快發現，比浪漫主義時期作家的東方主義更有意思的，是西方當代文學家們的東方主義，也就是我們今天在牛津、劍橋、哈佛等頂尖大學的教授們的觀點。

有些教授會說，詩人拜倫對東方的描述非常準確，東方現在就是這個樣子。這就是西方所理解的“東方”。我研究過的幾乎所有當代西方學者都認為，過去對東方的描述精確地反映了今天的東方。也就是說，19世紀初所謂的“東方”和今天的東方仍然很相像。

這當然非常滑稽。歷史上西方人對西亞、北非、中亞和亞洲次大陸的描述是漏洞百出，一塌糊涂，更談不上用當時的東方主義敘事來描述今天的世界。

但反過來看，沒有人會這樣描繪英國或美國。沒有人會看了狄更斯的小說后說今天的倫敦就是這樣。人們都會說今天的英國已和200年前的英國大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