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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苗柔柔】

前幾天，筆者在法國文化中心參加了一場關于中國文化的報告會，主講是一位法國漢學家，他研究和傳播中國文化已經70年了，是法國學士院院士。講座的內容不多說了，老先生闡述了自己的看法，給了筆者頗多啟迪。講座結束后的提問時間，參會者們提了幾個問題，其中有兩個：

1．講座中提到了西方的中世紀騎士制度，您認為中國為什么沒有騎士？

2．西方非常重商，您認為中國商業為什么不像西方那么發達？

老先生的回答是，一，他認為中國沒有騎士，是因為中國人的宗法。中國社會是以宗族為單位的，宗法束縛了宗族內的成員；而且中國人以文人為主，講究從文的方面來解決問題，而不是用騎士用武力解決問題；第二，他認為中國的文人階層打壓了經商者，因為中國的文人一直歧視商業。

筆者很尊重這位漢學家，他為中國文化在西方的發展貢獻良多，很多看法也很獨到。但是就這兩個問題，筆者覺得他給出的答案盡管不是完全不沾邊兒，但至少不是根本原因。

西方的騎士，按照定義，是受過專門訓練的騎兵，但是在廣義上擴展為為領主服務的地位較高的軍事人員。在后來宣揚的騎士精神和騎士文學中，騎士以勇敢忠誠為原則，不懼犧牲完成領主交付的任務，是勇武和美德的象征。

中世紀騎士壁毯

翻譯一下，就是說，騎士是奉行忠誠道義、具備軍事才能、為某個他認可的主人拼命完成任務的戰斗人員。這個描述是不是很眼熟？

在中國的歷史上，有一個階段，曾經大批量地出現這類人物：春秋戰國。其間的各種俠客，無論是專諸刺僚，還是要離刺慶忌，豫讓刺殺趙襄子，到荊軻刺秦王，還有孟勝為陽城君守封國而死難，許多弟子也從其死。這些人物，除了沒有騎馬（因為中國古代馬匹難得，很多任務也用不上馬），無論從個人身份，還是效忠君主，還是他們的武力行為以及奉行的報恩護國等原則，都和西方的騎士別無二致。

但為什么中國的俠客不像西方的騎士那樣，給人印象深刻？

比較一下春秋戰國和中世紀大環境就知道，這兩個時期都是小國林立，各地大小諸侯互相爭戰不休的動蕩歲月，都處于一個沒有強有力的上位控制者、勝者通吃的暴力時期。每個地方領主既為了保護自己的財富，又為了奪取別人的利益，不斷地投入戰斗。在群狼環伺、朝不保夕的年代，一個強有力的忠心的戰斗者是各方奉迎的目標，亂世出英雄，這給武士階層提供了生存發展的土壤和空間。武士們的戰力出眾和忠心耿耿，是各個領主最看重的品質，自然也就是最極力提倡的特征。

既然動亂的年代為武士們提供了生存的空間，那么隨著秦漢一統的國家建立，社會環境趨于穩定，諸侯紛爭的現象不復存在，諸侯王的私人衛隊基本僅存了保護主人的職責，不再有戰場廝殺的任務，武士們失去了大顯身手的舞臺，自然湮滅在眾人中。何況，“俠以武犯禁”，在皇帝的眼里，只顧私人情感、不論法令規則的俠客本身就是造成社會失序的不安定因素，是需要特別鎮壓的對象。

春秋戰國和中世紀，由于資源和權力的極度分散，各個領主都不可能擁有人數眾多的軍隊。在西方，例如11世紀末的巴約主教，手下有百余名騎士為其效命，按規定，他向直接領主諾曼底公爵只提供20名騎士。14世紀標準男爵擁有1000戶3500口人，管理12騎士，其他軍事人員不過兩百名左右。可見小領主的騎士只有十來個，大諸侯也不過擁有百十名，而戰爭規模通常是千人左右。在這種小規模戰爭狀況下，一個勇武過人的騎士就可以起到定勝負的作用，而他的功績也很容易得到大力的宣揚。

而中國，在秦滅六國時，各國軍隊就已經擴張到了三四十萬人以上，戰爭動不動以百萬人計，而且軍隊發展成為弓手、長槍手、戰車等各兵種配合的合成部隊。面對這么一個敵人，能力再強的騎士也只有妥妥被全部碾壓的份兒。史冊記載的已經不是小部隊中搏斗出色的勇者，而是王翦、白起這樣無需自己動武的大軍統帥。

中國的俠客們，早早就被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王朝和多軍種的龐大軍隊淘汰掉了。這一現象同樣在西方體現。中世紀后，各國政體逐漸進入集權的穩定階段，地方諸侯不再互相爭霸，而且軍隊也由于集權的發展而上升至萬人級別，十幾個幾十個騎士完全沒有了對抗大軍的能力，所以中世紀之后，騎士文化逐漸沒落，指揮戰爭的將領才是眾望所歸的主角。

所以中國俠客的失意，與中國比西方更快的歷史進程有關，與宗法的關系基本不大，從專諸到荊軻，誰被宗法束縛住了？

而且西方發展到中世紀時期，開始出現民間文學，被領主們大力頌揚的騎士恰逢其時，正好提供了豐富的主題和素材，出現了《羅蘭之歌》等歌頌騎士的作品；而中國先秦時代的文學作品有討論哲學社會學的諸家散文，有文字優美的詞賦，歌頌俠客的文學作品卻實在不多見；在以后的各種記載中，對俠客的評價好壞差距很大，不像西方那樣基本以歌頌為主，宣傳效果自然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