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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過去這幾十年，中國經濟起飛，全社會創造并積累大量財富，但同時也拉大貧富差距；2021年完成全面脫貧后，中央明確拋出共同富裕議題，近期也推出不少相關政策，當然社會輿論有爭議也在所難免。其實，在這次黨的二十大報告中也首次提出“規范收入分配秩序，規范財富積累機制”這一說法，這釋放了什么信號？

孟捷：關于共同富裕這個問題，現在很多人的理解是把它簡單化、片面化了。包括常見的一些概念，從理論上來講也是有問題的，比如所謂初次分配、二次分配，這些概念是出自西方經濟學，初次分配由市場來管，二次分配是交給國家，這實際上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兩分法。在這個觀念下，國家與初次分配似乎是無關的，這種認知是有問題的。

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來講，引導規范資本，歸根到底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制度前提下，處理好與剩余價值規律的關系。剩余價值規律有兩面性，資本無序擴張、野蠻生長，表現出來的是逐利性的一面，即馬克思所謂剩余價值的資本主義占有所導致的一些問題和矛盾，這是剩余價值的“特殊性”。然而，剩余價值也有用于生產性投資和創新的一面，這是發展生產力的積極的一面，是它的“一般性”。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剩余價值或利潤有兩個用途，一個是用于實體經濟，另一個是投資于金融資產。后者就是金融化，對經濟發展是有危害的。所以，引導規范資本、實現共同富裕，都涉及對利潤使用的問題，不管利潤是歸非公企業占有還是歸國有企業占有，都是如此。

現在講引導規范資本，有必要回顧一下過去的歷史。黨的十六大召開時，考慮的是怎樣讓資本家“入黨”。時代不同，面臨的問題、提出的問題是不一樣的，當時的問題是如何為資本家“正名”。我國在經過上個世紀“三大改造”以后，民族資產階級基本上就消亡了。等到改革開放以后，資本家又重新出現了，十六大政治報告將其稱作新社會階層，但這一階層那時還很弱小。為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將新社會階層納入人民范疇，這是十六大提出來的，于是有了三個代表理論。這樣一來，形勢就和新民主主義階段有某種類似。毛澤東在建國前說我們的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人民當中包括民族資產階級，現在其實也是如此。

回頭來看，十六大政治報告實際上是針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如何處理私人資本的問題做出了回應，那時候還不需要提出引導規范資本，因為那時資本還太弱小，需要鼓勵其發展。十六大報告提出“三個代表”，其中一個是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然是最廣大人民，那當然包括新社會階層。此外，還有一段關于新社會階層的表述：不能光看誰擁有財富，還要看財富是怎么來的、怎么用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新社會階層、民營企業家，也是社會主義建設者。所以，我覺得十六大報告是一個突破，它突破了傳統上對《資本論》的理解。因為過去我們對剩余價值是談虎色變，甚至有些人現在也是如此，但我們忘了剩余價值規律有兩面性，關鍵還得看怎么利用或駕馭剩余價值規律。

馬克思說過，剩余價值有兩個源泉，一個是通過類似我們今天說的“996”方式獲得的，還有一個是通過生產力的進步獲得剩余價值。至于怎么用，前面講到剩余價值或利潤有多種用途，比如投資于實體經濟與投資于金融資產是不一樣的；如果投資金融資產，就需要制造泡沫，長期就會造成嚴重問題。再比如，用于奢侈性消費等。所以，如果制度安排合理，如果能對利潤加以引導，使其主要用于生產性投資和創新，就發揮了它發展生產力的作用。

十六大以后，經過20年的發展，現在我們又談引導規范資本，主要原因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民族資產階級已經有了相當規模了，所以總書記講了引導規范資本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

規范引導資本發展，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資料圖自路透社）

從經濟上來講，引導規范資本以前也不是沒有，只是現在提的比較多。這是一個階段性變化。最早明確提到這一問題是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當時提出要對資本設置“紅綠燈”。可能國內大眾對這一問題有比較深的體驗是螞蟻金服風波，之后相關部門就開展反壟斷。但是，很多人在爭論反壟斷時，忽略了一個問題。其實任何市場經濟國家，都要反壟斷，都有引導規范資本的問題。

我們更應該關注的，不是這種一般意義的引導規范資本的問題，而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制度條件下，如何引導規范資本的問題。一般意義上的引導規范資本，別的國家都做過了，照著做就行了。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跟歐美市場經濟相異之處，我們對資本的引導規范應該有自己的特殊性內容。我們在引導規范資本的時候，就不僅僅是規范私人資本，也包括國有資本。總書記談到五類資本，都有規范引導的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又跟當下熱議的共同富裕議題密切相關。現在媒體對共同富裕的解讀比較片面，初次分配談的少，大量篇幅關注三次分配，這就不是真心在討論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最關鍵的其實是初次分配。在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主義社會里面，在個人分配之前，還得有一塊作為社會的公共投資基金和公共消費基金，然后才是個人分配。所以，馬克思談分配問題，涉及人民的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系。

那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公共投資基金和公共消費基金哪里來？社會投資基金就是為未來進行資本積累。企業將大量利潤用于奢侈性消費、投資于金融泡沫，就不能用于公共投資和公共消費；但如果企業家把利潤的絕大部分利潤都用于生產性投資和創新，實際上就是為社會承擔了積累的職能。馬克思曾提出過一個概念，資本家是社會的受托人，意思是資本家的職能就是為積累而積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如果國家能通過比較良好的制度安排，比如房住不炒，遏制金融資產泡沫，將利潤或儲蓄引導到生產性投資上，就是改善了初次分配，并為共同富裕奠定了條件。

我曾經去某地的一家大型紡織企業調研，他們告訴我不光做襯衣，還做金融，什么掙錢就做什么，這就是資本的本性，任其發展是會和共同富裕是背道而馳的。只有通過改革，通過恰當的制度安排，將企業的活動引導到生產性投資創新上，使其為社會承擔積累的責任，成為合格的社會受托人，才能讓把財富的蛋糕做大，最終有利于共同富裕。現在我們的討論有點失焦，不在這些關鍵問題上做文章，反而過度圍繞三次分配來談。

觀察者網：確實如此，而且這種說法也會對外界產生誤解，似乎一提共同富裕就是要“劫富濟貧”。

孟捷：這個風向當然不好，是馬克思批判過的“粗陋的共產主義”。馬克思提出的是科學社會主義。問題的核心不是二次分配，雖然它也很重要。為什么我們一直說要限制通過金融資產進行資本積累？法國學者、《21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蒂就認為，造成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就是金融資產的增長，富人越來越多，不是純粹的利潤和工資相比造成的差距，而主要是金融資產投機帶來的財富差距。能讓金融真正服務于實體經濟，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這是共同富裕的題中應有之意。針對金融資產的投資活動如果不能和實體經濟發展相結合，就是非生產性活動，不創造社會財富。

國家經濟治理不是在初次分配之外的，而是初次分配的重要內容。很多人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理解很片面，過分強調市場的自我調節能力，認為國家不應過多干涉，但如果我們要通過制度安排讓利潤盡可能地用于生產性投資和創新，不靠國家靠誰？靠市場實現不了。所以，國家必須在初次分配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現在媒體上經常講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實際上是把市場和國家對立起來了，這是不對的。這一對概念原來是自由主義的概念，應批判性地看待和使用。

其實在馬克思經濟學里，只有兩種收入屬于初次分配的范疇：利潤和工資。其他的分配所得，像紅利、利息、租金等都是從工資和利潤這些原生性收入派生的，屬于二次分配。但按照現在流行的說法，這些也算初次分配，因為都是在市場里面發生的，這跟馬克思的說法是完全不一致的。所以，我們要警惕，在流行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概念中，把市場和國家對立起來的傾向。

觀察者網：可能一般民眾對這些概念的理解簡單化了，比如初次分配就是按照正常市場經濟運作，每個人獲得收入，而二次分配就是國家對一次分配后產生的差距來進行調節，更突出彌補性的作用。

孟捷：這種二次分配也是重要的，但跟我剛才所講的通過改革和制度安排來增加生產性投資相比，它是次要的。

觀察者網：想起前些天看您的一篇文章，其中在描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的作用時用了“嵌入”一詞，就能比較形象地理解政府的角色。

孟捷：其實很多經濟學者都是這么認為的，明白這些東西之后，再回頭去看中國經濟現象就能有更好的理解。

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

觀察者網：最近，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院長劉紀鵬教授在《財經》年度對話2022中提到，資本能夠為人民服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包容資本、保護資本，而非消滅資本，您是否注意到劉教授的這一演講，您怎么看？

孟捷：我讀了劉紀鵬的這篇文章，很受啟發，但也有一些個人的不同看法。

首先，劉教授的文章試圖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資本正名，意圖是好的，并為此討論了資本和剩余價值在馬克思經濟學中的含義。但遺憾的是，他將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和資本概念僅僅理解為體現剝削的階級性概念，進而主張在界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資本時廢棄這些概念，這是有失妥當的。在馬克思那里，資本和剩余價值等概念具有兩重性，不僅有階級性，也有社會性。比如，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是這樣說的：

“一般剩余勞動，作為超過一定的需要量的勞動，必須始終存在。只不過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象在奴隸制度等等下一樣，具有對抗的形式，并且是以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完全游手好閑作為補充。為了對偶然事故提供保險，為了保證必要的、同需要的發展以及人口的增長相適應的累進的擴大再生產（從資本主義觀點來說叫作積累），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勞動。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

在此，馬克思論述了在對抗性形式下，資本所實現的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作用，后者正體現了資本或剩余價值的社會性。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還采用過資本家是社會的“生產資料的受托人”的提法。

改革以來，著名經濟學家如卓炯和蔣學模等人，都主張剩余價值、資本等概念具有兩重性（階級性和社會性），經過改造可以運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承認的是，資本的這種兩重性是有張力的，需要通過國家經濟治理加以引導規范，促使其由階級性向社會性轉化，或者從私人剩余價值向社會剩余價值轉化。這意味著，要限制資本在金融資產市場投機、奢侈性消費等方面的作用，促進剩余價值用于生產性投資和創新。國有資本由于是國家經濟治理的工具，相較于非公資本，更具有社會資本和社會剩余價值的屬性。

其次，劉教授認為應該將資本理解為“為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創造利潤的生產要素”。資本是創造利潤的要素這一提法，如果不做進一步澄清，顯得像是對西方經濟學要素分配論的模仿。西方經濟學采用這種要素分配理論，其目標是宣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天然就是一個“和諧社會”，因為不同要素依據貢獻取得收入，彼此沒有任何矛盾，只有天然的和諧。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教育中，流行這種意識形態是正常的（但也有皮凱蒂這樣的人，揭露資本主義分配的矛盾）；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將資本作為要素，就不是遮掩現實矛盾的意識形態，而應看作政策話語的一種特殊表達方式，其實際含義指的是資本作為固定資本、抑或作為企業家才能所發揮的作用。

這里的資本，與馬克思經濟學的資本概念并非處于同一理論層次，也不具有相同含義。在習近平總書記的文章里，不僅提到資本是要素，而且提到資本是聚合各種資源的紐帶；后者才對應于馬克思經濟學的資本概念，因為作為資源配置紐帶的資本，是一種代表生產關系的權力。規范引導資本，主要指的就是約束資本在發揮這種權力作用時表現出來的副作用，從而讓資本更好地發揮其作為要素的積極作用。

將資本視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創造利潤的生產要素”，其實更適合作為黨領導下的國家經濟治理所追求的一種政策目標、抑或一種規范來理解。如果真的以為資本天然就具有這種“為人民創造利潤”的屬性，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作用、甚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合法性，就被無形削弱了。引導規范資本健康發展這一命題，也就失去了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