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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梅新育】

因前總統萊希直升機失事身亡而舉行的伊朗總統選舉，結果已于7月5日揭曉。通過憲法監護委員會資格審查的6名總統候選人中，唯一的“改革派”獨苗、前衛生部長馬蘇德·佩澤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最終勝出，以明顯優勢擊敗了強硬的“保守派”對手、前首席伊核談判代表薩伊德·賈利利（Saeed Jalili）。

這場總統選舉直面經濟燃眉之急與政治中長期穩定需求之間的沖突，伊朗社會和伊朗決策層作出了選擇；但要想實現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的期望，還面臨著一系列重大挑戰。

經濟困境、民生困苦是伊朗當前無可回避的嚴峻挑戰

此次選舉，外界多關注伊朗政局變化，但對于伊朗民眾來說，經濟、民生話題更是“切膚之痛”。

國民感受最直觀的通貨膨脹、失業率等代表宏觀經濟與社會穩定指標方面，伊朗近年來表現不佳。（注：下文宏觀經濟統計數據除特別標明外均引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

在實踐中，全球中央銀行通常將2%通脹率視為最佳通脹目標；2017-2023年間，伊朗的年均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在9.6-45.8之間，其中2018年以后均超過30，2021年以來均超過40，2023年為41.8。從失業率來看，伊朗處于9%-12.1%之間，其中2023年為9%。

在國際收支方面，1990年代中期至本世紀初，伊朗曾連續保持經常項目收支順差，但自2014年下半年石油牛市終結后，順差顯著萎縮，2019、2020年甚至出現逆差。需要注意的是，伊朗賬面上的國際收支順差是在嚴格的外匯管制下實現的。

由于經濟增長實績不佳，通貨膨脹率長期居高不下，國際收支順差基礎不扎實，伊朗本幣里亞爾對美元和其它可兌換貨幣的匯率持續大幅貶值。以市場匯率（浮動匯率）衡量，從1993年3月匯率改革前浮動匯率1美元兌1600里亞爾，到今年4月市場匯率1美元兌70多萬里亞爾，伊朗里亞爾市場匯率在31年間對美元貶值到了當初的1/438。

如同西亞、非洲、拉美的一些國家、乃至前些年的越南等國一樣，置身通脹驚人、本幣持續貶值環境之下，伊朗民眾有強烈的傾向以美元等“硬通貨”取代本幣，拿到作為工資等發放的本幣后就盡快兌換為美元等“硬通貨”。

但與那些國家不同，發展中國家常見的“貨幣替代”現象給伊朗帶來的不僅僅是政府宏觀經濟管理困擾和國民民生困苦，還有潛在的政治風險。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建政45年來，官方意識形態一直將美國視為“大撒旦”和頭號敵國，一旦以美元取代本幣里亞爾在民間蔚然成風，客觀效果就是時刻侵蝕著伊朗官方意識形態的基礎。雖然越南也曾面臨西方“和平演變”的壓力，前些年也存在較為嚴重的“貨幣替代”現象，但越南有在戰爭中擊敗美國的歷史，面對美國的國民自信心遠超伊朗。

以美元現價計算，伊朗GDP表現相當黯淡，2023年伊朗GDP只有4035億美元，遠未恢復到2008-2017時期的水平，比伊核協議達成后的2016年（4580億美元）減少12%，比特朗普宣稱要退出伊核協議的2017年（4868億美元）少17%，比2011年的高峰（6254億美元）更是少了35%。

如果考慮到2018年以來伊朗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嚴重背離，上述2018年以來的伊朗GDP數據系按照2018年4月伊朗政府確定至今的官方匯率1美元兌換4.2萬里亞爾計算，而市場匯率已經貶值到官方匯率的1/10乃至十幾分之一，如按市場匯率折算，以美元現價計算的伊朗GDP還要大幅縮小。

在此基礎上，2023年以來國際市場油價總體持續下行，6月2日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會議決議導致3、4兩日國際油價連續暴跌至近4個月來新低，全球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車等產業的發展，又將在中長期內持續削弱石油需求的基礎。此外，美國未來降息可能推高國際糧食市場上以美元計價的小麥價格。而6月5日，法英德就伊核問題推動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通過對伊施壓決議，而美國國內大選局勢目前對民主黨不利，未來倘若特朗普勝選，很可能進一步收緊對伊朗的制裁。

由此看來，伊朗的經濟壓力在可預見未來有可能進一步加重。伊朗這場總統選舉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舉行的，“形勢嚴峻”對伊朗實非夸大；振興經濟，改善民生，是伊朗的燃眉之急。其實2022年下半年爆發的“頭巾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將這一經濟矛盾擺在臺面上。

佩澤希齊安是伊朗國民和決策層的共同選擇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在根本上與政治穩定并無矛盾，它是政治穩定的基礎。但在特定環境下，兩者在一定時期內完全有可能發生沖突。今日之伊朗，面臨的便是這種困局，而且在此次總統選舉中凸顯出來。

從伊朗眼下的經濟民生燃眉之急來看，“改革派”總統上位優于強硬派總統；但從伊朗社會狀況和權力結構來看，在可預見的時間內，伊朗政權要保持穩定，需要一個保守、強硬的最高領袖。

現任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已步入暮年，若按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總統哈梅內伊繼任的先例來辦，這次補選上位的總統有可能成為繼任者，至少到了那時，他對推選、擁立最高領袖的發言權舉足輕重。因此，假如伊朗現有的權力結構不變，在熬過當前經濟難關的前提下，此次如能推選出合適的“保守派/強硬派”總統上位，更有利于伊朗政權的中長期穩定。

倘若偏保守的前總統萊希沒有意外離世，由他接任最高領袖之后，再選出一名“改革派”接任總統，對伊朗來說可能是可預期的比較理想的格局，就類似于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保守派總統哈梅內伊繼任最高領袖，“改革派”拉夫桑賈尼以壓倒性優勢當選總統。但目前伊朗所處的內外環境較當年有過之而無不及。

從這次總統競選候選人的主張來看，“保守派”候選人賈利利的政見可能給伊朗的外部環境帶來一些新的麻煩：比如，反對伊朗政府2015年與伊朗核問題六國（聯合國安理會五常加德國）為代表的國際社會達成的核協議；又如，反對伊朗簽署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FATF）建議的兩項金融犯罪公約等等。

而此時選出一位相對有利于化解經濟燃眉之急的“改革派”總統上位，理論上至少是一種“次優”選擇。

伊朗前衛生部長佩澤什基安在總統選舉中獲勝?新華社記者 沙達提 攝

從選舉結果來看，佩澤希齊安的勝出，無疑體現了伊朗多數國民的意愿與選擇。這不僅表現在他在兩輪投票中都位居第一，還體現在第二輪更高的投票率下擴大領先優勢。

第一輪投票，選票總數逾2450萬張，佩澤希齊安獲得超過1041萬張選票，得票率42.5%；賈利利得票超過947萬張，得票率為38.6%；另外兩個“保守派”候選人卡利巴夫（伊朗議會議長）和普爾-穆罕默迪（前內政部長）得票數分別超過338萬張和20.6萬張。

第二輪投票，選票總數約3053萬張選票，佩澤希齊安獲1638.4萬張，得票率53.6%；賈利利得票約1350萬張，佩澤希齊安得票數比首輪增加約597萬張。這意味著盡管第一輪投票結束后另兩位保守派候選人都發聲支持賈利利，但選票總數增加的約603萬張幾乎全部流向佩澤希齊安，流向賈利利的只有約6萬張，最終佩澤希齊安的領先幅度從首輪94萬張擴大到近290萬張。

另一方面可以判斷，佩澤希齊安同樣體現了伊朗決策層的選擇。須知，報名參加總統競選的人都必須通過憲法監護委員會資格審查關口，佩澤希齊安2021年報名參選時就是被卡在這一關。而且在2022年橫掃全伊朗的“頭巾風波”中，佩澤希齊安明確聲援死者，反對嚴厲強制婦女佩戴頭巾。如果伊朗最高決策層決心阻止他，完全可以再次在資格審查關口卡下，如同這輪大選前第三次卡掉內賈德一樣。

由此推測，國內經濟民生是伊朗當前最大的矛盾。在一系列抨擊美西方的公開發言下，將更多資源投入經濟民生，在可能的范圍內與西方緩和關系，以改善本國所處外部環境，伊朗最高決策層內至少存在這樣的意愿，甚至可能已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

振興經濟，伊朗需避免“洋冒進”

伊朗要振興經濟，就需要大力改善外部環境，而這離不開與西方緩和關系，解除西方對伊朗的制裁。

從佩澤希齊安的政見主張來看，他再就任總統后應該會加大力度尋求與西方突破緊張，努力發展國內經濟。

而對于伊朗來說，要想走通改善外部環境、發展經濟之路，需要注意平衡以下幾點：

首先，對改善與美西方的關系，心要熱，頭腦要冷靜；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反伊傾向要有充分估計，避免一廂情愿。堅持底線思維，朝最好的方向努力，做最壞打算。

其次，在維護好已有合作伙伴貿易關系的基礎上，尋求改善與西方的關系，避免盲動而進退失據。

第三，伊朗如能成功適度收縮海外軍事干預，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需要避免重蹈“洋冒進”覆轍。

在伊朗這個國家的發展史上，經濟發展計劃好大喜功而最終“翻車”的案例實在太多，從巴列維王朝到伊斯蘭共和國時期，概莫能外：

1963年提出的“白色革命”經濟發展計劃因指標過高而失敗，最終引爆社會動亂，斷送巴列維王朝國祚。到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權時期，似乎也沒有充分汲取教訓：1983年3月開始實施的伊斯蘭革命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83年3月至1988年3月）和20年遠景規劃，到拉夫桑賈尼政府的五年計劃（1989年3月-1994年3月），再到2016年基于伊朗核協議“過關”而提出的一系列經濟發展高指標，莫不如此。

特別是2016年提出的那些高指標，筆者當時研究后大為震驚，并在媒體專欄撰文剖析其不合邏輯之處，預測該計劃可能“翻車”：

有人預計，伊朗被壓抑的外國投資需求超過1萬億美元，伊朗高層提出在后制裁時代實現年均經濟增長8%左右，每年吸引外資1000億美元左右；但2014年伊朗國內生產總值（GDP）才4153億美元，每年吸收外資占GDP比例高達25%，其可行性如何，可想而知。

伊朗提出未來3年要迎接3000萬外國游客，為此僅德黑蘭就要再修建至少250家星級飯店。但伊朗旅游業的現實差距相當大。盡管伊斯蘭革命前每年到伊朗的外國旅游者都有數百萬人，但那已經是遙遠的往事。伊斯蘭革命的動蕩、兩伊戰爭、西方制裁等重創伊朗旅游業，1979-1994年，到伊旅游人數年均不足10萬。即使伊朗政府從1991年起大力發展旅游業，一年前往伊朗旅游及朝圣的外國人也只有400萬（2013年3月至2014年3月數據），指望兩年時間里就把外國旅游者人數提高1.5倍，很不可能。

2016年，伊朗方面提出十年后中伊年度貿易達到六千億美元，問題是2012年伊朗進出口貿易總額才1787億美元，2014年GDP才4153億美元，伊朗方面提出的這個中伊雙邊貿易額已經超過其當前GDP規模，又遇上石油熊市，伊朗的這個目標不可能實現。

……

如今八年過去了，上述分析全部驗證。2023年，中伊雙邊貿易額非但沒有達到2016年時伊朗方面提出的6000億美元目標，年度貿易額反而從2015年度的338億美元下降到2023年度的147億美元。

新總統佩澤希齊安與伊朗人民對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追求，無疑非常迫切，但競選體制往往會格外刺激經濟、政治等“冒進”傾向，期待伊朗新政府能冷靜客觀地總結本國和別國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深刻領悟“欲速則不達”的哲理，避免重蹈“洋冒進”覆轍，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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