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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國企業向克林頓基金會獻金一事近來不斷發酵。此前7月30日，梅新育曾在觀察者網撰文指出，中國企業在開拓海外市場時有必要去與東道國政界交往，而這種公關工作不應該被視為過錯。更應該做的不是批評，而是探討中國企業捐贈對象、方式、時機選擇的得失成敗，幫助中國企業提高掌握、駕馭東道國社會政治游戲規則的技藝。同時他還強調稱，沒必要把商業政治化。

今日，作者再次就此事發表評論，以阿里巴巴和馬云為例，指出對任何人的任何批評都應當基于事實，不合事實只能損害批評的力量；在政治性批評方面，更不能用黨政領導干部的標準去要求馬云這樣的民營企業家。除了營造健康的輿論環境，我們還應當鼓勵企業積極主動在東道國社會編織關系網絡，給自己的保駕護航。從目前披露的捐贈者名單中，反而可以說中國企業在掌握運用與美國政界人士打交道藝術方面還不夠熟練。

阿里巴巴也于8月1日在其官方微博對此事作出說明。阿里巴巴承認，曾在2005年為了“參與國際艾滋病關懷與治療”向克林頓基金會捐助了25萬美元，并表示其已在2012年“停止了對克林頓基金會的贊助”?！?

在克林頓基金會捐贈之爭中，就我所見，一些輿論對阿里巴巴集團和馬云的抨擊較多，而且很多是從政治角度批評。我不是很了解馬云在政治、社會問題方面的言論，或許他有些言行不夠得體，人非圣賢，這完全有可能；任何人也都有權力批評馬云言行不當之處，如果有人不恰當地過度推崇他，聲稱普通平頭百姓沒有資格批評馬云，這種超越中國文化傳統和現代文明社會基本原則的說法是把他往爐火上放，相信馬云和他的朋友們都能理解這種說法對自己的危害。

但是，對任何人的任何批評都應當基于事實，不合事實只能損害批評的力量；在政治性批評方面，既不能用要求外圍群眾的標準去要求核心力量，也不能用要求核心力量的標準去要求外圍群眾，兩個基本點缺一不可，總體而言還是應當創造寬松輿論環境。以前對黨員干部言行紀律要求確實太過放縱，現在必須整頓政治紀律，但這不意味著就該走到另一個極端。從上述標準來看，在這場克林頓基金會捐贈之爭中，某些批評在事實方面有些出入，某些批評是在用黨政機關的標準去要求阿里巴巴這樣的企業，用黨政領導干部的標準去要求馬云這樣的民營企業家，這對于批評的說服力，對于造就健康社會輿論環境，并沒有好處。

首先可以確認的是，某些輿論把阿里巴巴集團說成“外國公司”，把馬云說成“外國代理人”，這種說法完全違背了事實；只要了解這些年資本市場上圍繞阿里巴巴、支付寶發生的一系列風波，知道阿里巴巴是合伙人控制、或曰管理層控制在資本市場上早已眾所周知，就會明白上述說法荒唐到了什么程度：

籌備上市時，阿里巴巴為何放棄在港上市，而情愿赴紐約上市？因為阿里巴巴集團從2010年開始在管理團隊內部實行合伙人制度，每年選拔新合伙人加入，其條件是“在阿里巴巴工作5年以上，具備優秀的領導能力，高度認同公司文化，并且對公司發展有積極性貢獻，愿意為公司文化和使命傳承竭盡全力”，到上市前夕，包括馬云在內的28名合伙人持有阿里巴巴約10%股權，美國雅虎、日本軟銀兩大外國股東分別持股24%和36%。在這樣的股權結構下，合伙人制度目標是保持管理層、特別是合伙人對公司的控制權，不受上市后必然發生的股權轉移影響。由于港交所要求同股同權，不接受合伙人制度，阿里巴巴才選擇了在能接受合伙人制度的紐交所上市。由此可見，不是馬云充當了什么“外國代理人”，而是外資股東被他玩于股掌之上。

當年雅虎、軟銀為什么圍繞支付寶股權與馬云扯皮？就是因為為了給支付寶拿到牌照，馬云在沒有形成董事會和股東大會正式決議之時就把支付寶股權全部移交給馬云控股的另一家中國內資公司，原本持有支付寶七成股權的雅虎和軟銀心有不甘，最后是簽署協議，用現金補償了結了這番爭議。

進一步追溯，早在阿里巴巴公司起家初期迫切“等米下鍋”之時，馬云就確定了不出讓控制權的原則，因為對方想要阿里巴巴的控制權，馬云曾連續拒絕了38家風險投資公司。在這類博弈中，馬云提出了一句說法：“投資者只是娘舅，客戶才是父母”，一再表達相同的意思：“你要買我股份沒問題，但一定要我來掌控這家公司，否則的話我不也需要你這樣的投資”，“永遠不能有任何人控股這家公司”，……阿里巴巴這種治理結構利弊如何，不是本文討論的主題；可以確認的是，從控制權來看，阿里巴巴集團不是什么“外國公司”，馬云也不是什么“外國代理人”。

無論是阿里巴巴集團還是馬云個人，都不能要求脫離正常監督的特權，但監督應當基于事實，批評應當基于合理的標準，不能干擾損害正常的商業環境。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對我們自己沒什么好處。要知道，產業空心化和資本外逃已經是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面臨的現實風險，要靠改善商業環境來消除這種風險。有容乃大，萬商云集才是一國興旺氣象。

而且，阿里巴巴作為骨干企業的中國電商產業規模已經發展得極為龐大，僅后起的跨境電商業務，在短短7年時間里，年交易額就從8000億元人民幣猛增至5.2萬億元人民幣，而且表現出了強大的抗沖擊能力。2015年全球貨物貿易出現數十年來罕見的大幅度萎縮，按美元計價，當年全球貨物貿易出口萎縮13.5%，中國萎縮2.9%，美國萎縮7.1%，歐盟萎縮12.5%（其中德國萎縮11.0%），日本萎縮9.5%，印度萎縮17.2%， 但中國跨境電商增速仍然高達30%之多。有預測認為今年中資跨境電商交易規模將突破6.5萬億元人民幣關口，明年則將攀上8萬億元人民幣高峰。由于中國電商無論規模還是商業模式在全世界都已經處于領先地位，中國電商平臺很有希望成為世界性的商業平臺，贏得類似紐約、倫敦在國際金融市場的“江湖地位”。這樣的發展勢頭和前景，我們應該珍惜，防止被不必要的社會干擾打斷，讓企業專心致志發展自己的業務。

而且，電商產業、特別是跨境電商發展還具有重大的經濟社會意義。且不提國內電商如何有效降低了創業的門檻，就是市場進入門檻天然較高的外貿，電商降低市場門檻的效果也非常突出。近年來，正是在眾多外貿綜合服務、跨境電商和國際貿易市場采購等平臺上，數以百萬計的小微企業和自然人通過做進出口貿易，賺到了創業的第一桶金。義烏市現有市場采購供應商戶近30萬家，提供約200萬種出口商品；而阿里巴巴國際站、敦煌網、聚美優品等跨境電商平臺上訂單小到幾個美元，大到幾萬美元，外貿準入門檻由此顯著降低，貿易便利化水平顯著提升。這種商業模式創新與大眾創業有機結合，既為中國外貿增添了無窮活力，而且具有重大社會意義。因為中國經濟日益成熟也意味著眾多產業門檻和市場集中度大大提高，從而無形之中壓縮了社會下層自我奮斗向上流動的幾率，加大社會階層固化風險；通過商業模式創新降低創業門檻，通過發展跨國經營為有志者依托中國優勢到后發新興市場經濟體開辟創業發展天地，我們可以在相當程度上緩解這一問題。當年的英帝國要用炮艦為自己的平民子弟在海外闖蕩上升通道而開路，今天我們要用基礎設施建設、海外投資和電商實現同樣的打破階層固化效果。

正是為了這樣的發展前景，除了政府通過經貿談判、日常交涉為企業在海外開路之外，我們還應當鼓勵企業積極主動在東道國社會編織關系網絡，給自己的業務保駕護航。7月29號夜里，我粗略查閱了克林頓基金會官網上捐贈者欄目從捐贈25萬—50萬美元檔到超過2500萬美元檔，只發現阿里巴巴集團在捐贈50萬—100萬美元檔，25萬—50萬美元檔捐贈者有Yongping Duan，猜測可能是步步高集團老板段永平，僅就我目前所查詢來看，暫時還沒有發現上面有民生銀行、復星集團、壹基金、中國女權理事會、鴻海集團、和黃的名字，表明社交媒體上的傳言未必十分準確，也表明中國企業在掌握運用與美國政界人士打交道藝術方面還不夠熟練。從維護中國商品、服務、資本在美市場環境的角度來看，這恐怕未必是好事。

（作者聲明：文章僅代表個人意見，與所供職單位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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