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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與泰米爾人的矛盾，佛教徒與基督徒的矛盾烈度要低得多。

斯里蘭卡基督徒絕大多數是歐洲殖民者轉化的本地土著居民，其中由葡萄牙傳教士轉化的天主教徒占85%，由荷蘭、英國傳教士轉化的新教徒占15%。

英國在統治斯里蘭卡期間也曾試圖構建一個說英語、信仰基督教的本地中間階層，因此在很多佛教-僧伽羅民族主義看來，斯里蘭卡基督徒是本民族的叛徒，是殖民者的幫兇，是消滅斯里蘭卡傳統文化的前鋒。時至今日，斯里蘭卡各地的教堂仍經常被僧伽羅民族主義者騷擾、圍攻、甚至焚毀。

例如，根據本地英文報紙報道，進入2019年以來斯里蘭卡各地的教堂已經連續在11個周日遭到暴民騷擾和襲擊。無獨有偶，4月21日的暴恐襲擊也發生在周日，且正值基督教眾慶祝的復活節，這不得不讓人懷疑爆炸襲擊的始作俑者可能是僧伽羅沙文主義者。

但是，如果襲擊者是僧伽羅民族主義者，就很難解釋為什么他們會在襲擊教堂的同時，選擇國際酒店作為目標，這顯然不符合僧伽羅民族主義者追求的社會影響力。

此外，佛教徒僧伽羅人與穆斯林的矛盾，這組矛盾近年來陡然興起，值得特別關注。

歷史上，斯里蘭卡的穆斯林被認為是阿拉伯商人和移民的后代，因此被稱為“摩爾人”，盡管他們大多操泰米爾語，但是在斯里蘭卡獨立以后，穆斯林組織卻大多選擇和主流僧伽羅政黨合作。總體而言，佛教徒與穆斯林關系自20世紀初以來一直較為融洽，直到最近幾年才爆發大規模沖突。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較為復雜微妙：

一是斯里蘭卡穆斯林群體近年來和中東海灣國家往來頻繁，斯里蘭卡各地新建了許多清真寺，并加強了傳教活動，這引起奉行“國族國教思想”的僧伽羅群體的高度警惕；

二是在基督徒、印度教徒占斯里蘭卡總人口比例持續下滑的背景下，斯里蘭卡穆斯林人口逆勢增長，這同樣引發了占優勢地位的僧伽羅群體的警惕；

三是在僧伽羅佛教徒和泰米爾印度教徒矛盾緩和以后，僧伽羅群體仍處于動員狀態，因此他們將目標對準說泰米爾語的穆斯林群體上。

在這些因素的誘導下，2017年以來，斯里蘭卡國內爆發過多起佛教徒和穆斯林的大規模沖突，其中最著名的是2018年2月爆發的安帕拉暴亂 (Ampara Riots)，為此斯里蘭卡政府還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安帕拉暴亂（資料圖）

然而，如果是本地穆斯林暴亂分子的報復性行動，那對象理應是僧伽羅佛教徒集中的寺院或者具有歷史宗教重要性的佛教古跡，選擇教堂和酒店作為襲擊目標并不合理。

真兇羅生門

從目前披露的涉案人員信息看，斯里蘭卡自殺式恐怖襲擊事件很可能與本國宗教民族沖突關系并不顯著。既然不是泰米爾極端分子，不是僧伽羅沙文主義者，也不是本地穆斯林暴亂分子，這場恐怖襲擊的真兇究竟是誰？

雖然關于這起恐怖襲擊的諸多細節還未披露，但從自殺式襲擊的作案手法、教堂與酒店的目標選擇，和制造國際影響力的行動目的就能看出，這起襲擊與國際恐怖組織可能密切相關。也許，策劃、實施恐怖襲擊的確實是斯里蘭卡人，但即使如此，他們的意識形態和利益訴求也更接近國際恐怖主義組織，而不是本地穆斯林社區。

既然始作俑者大概率是國際恐怖組織，那為什么偏偏選擇的是斯里蘭卡？一方面選擇斯里蘭卡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可以說是斯里蘭卡“運氣”不好；但是另一方面偶然中也蘊含著“必然”：

一是斯里蘭卡國力較弱，由于長年內戰、國內暴力事件頻發，在安保、安檢和治安層面存在大量漏洞和隱患，這為國際恐怖分子在斯里蘭卡境內實施行動提供了便利，而相比之下想在美、中、歐、俄、甚至印度等大國策劃、實施相同規模的恐怖襲擊都要困難得多。

二是斯里蘭卡國內存在“深受委屈的”穆斯林群體，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國際恐怖組織的行動與本地穆斯林社群可能并沒有直接關系，但是卻可以和本地社區政治議程發生共振，“伸張”本地社群的“冤情”，并把本地的民族-宗教沖突變成“全球圣戰”的一部分，而本地“冤情”也正是滋養國際恐怖分子的土壤。例如，一方面本地穆斯林“憤青”參加“伊斯蘭國”等國際圣戰運動；另一方面，他們又在伊斯蘭國崩潰以后又流散回國在本地實施恐怖襲擊。

三是斯里蘭卡近年來總體社會環境較為安定，旅游業發展較快，這為國際恐怖分子實施襲擊獲得較大的國際影響創造條件。相同規模的恐怖襲擊，如果發生在越穩定越繁榮的國家，就能引發越大越激烈的國際輿論影響，但如果發生在比利亞、敘利亞、伊拉克、也門等國，可能根本不足以引起波瀾，因為輿論早已習以為常。

安保能力弱，本地有“冤情”，再加上近年來經濟發展良好，可能正是這三個條件構成了一場“‘完美’風暴”，使得斯里蘭卡不幸成為國際恐怖主義選擇的實施對象。以這一標準來衡量，泰國、菲律賓、尼泊爾、坦桑尼亞、肯尼亞、尼日利亞這類同時滿足三個條件的國家，恐怕要提高警惕，盡力降低恐襲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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