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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馬凱碩】

許多人擔憂中國成為強國后會變得富有侵略性并趨向軍國主義。歷史上，歐洲列強就是這么做的。但中國的悠久歷史告訴我們，這個國家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力量。

2020年6月中旬，中印邊界發生沖突，印度上校桑托什·巴布死亡。軍事法庭應該介入這場沖突。雙方都遭受了自1975年以來最嚴重的傷亡。同樣重要的是，這一事件強化了一種日益增長的想法，尤其是在西方世界：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強大，中國將放棄“和平崛起”，成為一個軍事擴張主義大國。我們不排除這種可能性。如果覺得這完全不可能，那我們就太天真了。然而，對中國歷史和文化進行的深入研究顯示，持續和平崛起同樣是有可能的。

首先需要強調一個關鍵點。隨著中國變得越發強大，它會像所有大國通常做的那樣展示自己的實力和影響力。事實上，“仁慈的大國”這個說法是自相矛盾的，因為沒有哪個大國是利他的，所有的大國都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中國也一樣。然而，盡管所有的大國目標相似，但實現目標的方法可能有所不同。中國已經非常自信，并將變得更加自信。然而，它卻沒有必要變得更加激進。“自信”和“激進”這兩個詞常常被混淆。對美國和中國大國行為的研究將說明這一差異。

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鄭重地警告他的美國同胞，要當心，別認為中國人會變得更像他們。他寫道：“美國人喜歡宣講中國人將‘更像我們’。也許，他們應該對這一愿望更加謹慎。歷史上，新興霸權國家都是怎么做的？更具體地說，在一個多世紀以前，當西奧多·羅斯福領導美國進入他超級自信的‘美國世紀’時，美國是如何表現的？在羅斯福入主白宮之后的10年里，美國向西班牙宣戰，將其逐出西半球，并奪取了波多黎各、關島及菲律賓群島；它以戰爭威脅德國和英國，要求它們同意按照美國提出的條件解決爭端；它支持哥倫比亞起義，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巴拿馬，就為了修建一條運河；它宣稱自己是西半球的警察，主張在它認為有必要的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它都有權力進行干預——僅僅在7年多的任期里，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就進行了9次干預。”

美西戰爭中，美國“緬因”號戰艦駛入哈瓦那港

如果美國作為一個大國在其崛起期間的行為符合歷史規范，那么中國迄今為止的行為就是違反規范的。因為在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代表大國）中，只有中國40年來沒有發起過戰爭。事實上，自1989年與越南發生海上小規模沖突以來，中國甚至沒有向其邊境開過一槍。中印士兵之間最近發生的沖突是殘酷和野蠻的，但雙方都堅守了不使用武力的協定。1996年簽署的該協定第六條規定：“任何一方不得在實際控制線己方一側兩公里范圍內鳴槍、破壞生態環境、使用危險化學品、實施爆炸作業、使用槍支或爆炸品打獵。”中國和印度士兵所表現出的戰略紀律意識值得贊揚。

與中國的做法相反，在過去的30年中，美國每年都發動戰爭或參與其他軍事行動。美國國會研究服務部是一個獨立機構， 該機構編撰了一份研究報告，題為《1798—2018年美國海外武裝力量使用實例》。理論上，在1989年冷戰結束后，美國的對外干預應該有所減少。但研究顯示：在冷戰結束前的190年里，美國總共啟用軍隊216次，年均1.1次；在冷戰結束后的25年里，美國大幅增加軍事干預，動用武裝力量152次，年均6.1次。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在他的著作《大幻想》中對此進行了詳細描述。他寫道：“隨著1989年冷戰結束和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成為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不出所料，克林頓政府從一開始就奉行‘自由主義霸權’；在小布什和奧巴馬執政期間，這一政策貫穿始終。毫不奇怪，美國在此期間卷入了許多戰爭，而且在幾乎所有沖突中都沒能取得有意義的成功。”哈佛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斯蒂芬·沃爾特補充道：“在過去30年中，美國的軍事行動直接或間接導致了25萬穆斯林死亡（這是一個保守估計，不包括20世紀90年代美國對伊拉克的制裁導致的死亡人數）。”

因此，這里的主要問題是，為什么近幾十年來中國從不動用武力？這種行為模式背后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什么？亨利·基辛格準確地解釋了中國人這么做的原因。他說：“中國在動蕩時期奠定了（獨特的軍事理論的）基礎，當時，與敵國的殘酷戰爭使中國人口大量減少。面對這種屠殺（并想從中獲勝），中國的思想家發展出一種戰略思想，即宣揚避免與敵軍直接發生沖突，而是通過心理優勢來取勝。”基辛格準確地提出了中國著名戰略家孫武給予的建議之精髓，他曾說：“兵者，詭道也……卑而驕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非戰”，認為不通過交戰就降服敵人，才是最高明的。

如果中國要說清楚自己本質上并非一個軍國主義大國，那么它可以用許多強有力的證據來證明。比如，第一個證據是歷史經驗。如果中華文明天生就是黷武的，那么這種軍國主義傾向，尤其是想征服他國領土的傾向，早就暴露了。過去2000多年來，中國經常是歐亞大陸上最強大的文明。如果這個國家天生黷武，它就會像西方列強那樣去征服海外的領土。舉例來說，未來的歷史學家會對這樣一個事實感到驚訝：澳大利亞在地理位置上離中國較近，但它實際上被遙遠得多的英國軍隊占領和征服。的確，1768年8月，詹姆斯·庫克從普利茅斯的船塢出發，航行至澳大利亞的植物學灣至少需要90 天；他如果從中國出發，不到30天就能抵達。

中國人不愿征服澳大利亞和其他海外領土，并非因為中國缺乏海軍。在葡萄牙和西班牙于16世紀開啟歐洲的殘酷殖民統治之前，中國人一直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15世紀初，中國就已經派出傳奇人物鄭和7次遠下西洋，這比哥倫布尋找通往所謂“香料群島”的航線早近100年。鄭和乘坐的船只遠比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得多，他最遠抵達了非洲。“中國的明星船隊是‘寶船’，這種船是中國式帆船，有幾層樓高，長達122米，寬達50米。事實上，它比哥倫布代表西班牙皇室航行至美洲乘坐的‘圣瑪麗亞號’大4倍。”一路上， 鄭和也的確參與了軍事戰斗。例如，在1409—1411年的航行中，他“俘獲了錫蘭國王亞烈苦奈兒，擁立耶巴乃那為新國王”；在1413—1415年的航行中，他“俘獲了蘇門答剌國的國王蘇干剌，隨后推舉了新國王”。

現代人復原的鄭和寶船模型（圖片來源：網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并沒有征服或占領任何海外或遙遠的領土。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榮文評論道：“縱觀中國歷史，中國人一直不愿意把軍隊派往遠方……8世紀時，在中國唐朝的巔峰時期，朝廷在中亞的費爾干納山谷附近部署了一支軍隊，當時阿拔斯王朝正在東進侵略。雙方發生了沖突。在著名的怛羅斯之戰中，阿拔斯王朝的軍隊擊敗了唐朝軍隊，此后，中國人在歷史上再未越過天山一步。”

和一些鄰居比起來，中國漢族人顯得更愛好和平。中國北方的近鄰蒙古人發動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最為可怕的擴張。在野心勃勃的成吉思汗的領導下，這些規模相對較小（人口數量遠比漢族少得多）的蒙古部落不僅征服了漢族政權，還吞下了幾乎整個亞洲，成為13世紀東亞地區唯一一支威脅入侵歐洲的力量。然而，更強大的中華帝國卻從未效仿鄰國去征服他國。

蒙古人征服并統治了中國約一個世紀。讓·約翰遜為亞洲協會撰文寫道：“1211年，成吉思汗率軍進入金朝統治下的華北地 區，1215年攻陷了金國首都。他的兒子窩闊臺于1234年征服了整個華北，并于1229—1241年統治該地區。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在1279年擊敗了南宋統治者。1271年，忽必烈將他的王朝命名為元，意即‘宇宙的起源’。中國的元朝從1279年持續到1368年。”結果就是，蒙古文化和中原文化發生了大規模的融合。其間，蒙古人本來有可能將軍國主義文化滲透至中華文明的血液中。但情況正相反，中華文明使蒙古統治者變得文明起來，雖然忽必烈對鄰國發動了戰爭，但他并未像成吉思汗那般想去征服世界。

究竟是中華文明中何種強大的反戰基因最終影響了蒙古統治者呢？這或許要追溯到孔子時代。在《論語》中，孔子多次告誡那些只崇尚軍事力量的人。比如，在一次對話中——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再如，在另一次對話中——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美國人對軍人懷有根深蒂固的崇敬，但在中國文化中，人們更尊敬學者而非士兵，哪怕民間傳說和文學作品也會贊揚一些軍人的愛國主義和忠誠。總體上，中國人對同時具備這兩種技能的人——文武雙全的人——更加尊敬，他們既是優秀的學者，也是優秀的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