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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軍事外交上需要謹慎一樣，中美在處理兩國間的經濟關系時同樣需要謹慎。特朗普和他的首席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堅持認為，是與其他國家進行的不公平貿易導致了美國的貿易逆差。但事實上，沒有任何一位德高望重的主流經濟學家同意這種論調。美國前總統里根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馬丁·費爾德斯坦指出：美國在全球的貿易逆差是由國內消費總量超出其國內產能導致的，因此，對低廉的中國商品征收關稅并不能解決這個結構性問題，只能導致美國普通百姓難以負擔許多生活必需品。

盡管如此，特朗普對中國的貿易戰還是為他贏得了美國主流的廣泛支持。對此，中國其實也難辭其咎。長期以來，美國主流人物一直在抱怨中國的許多經濟政策不符合公平貿易原則，但中國一直忽略了美方發出的日益強烈的誤解和怨言。正如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喬治·馬格努斯在《紅旗》（Red Flags）一書中指出的那樣，美國強烈反對中國運用不公平政策來懲罰外國企業以利好本國公司。他建議美國通過諸如中美全面經濟對話等方式，敦促中國在非政治敏感的商業領域和服務領域放寬市場準入。

馬格努斯建議中美兩國通過現有的一些機制進行對話，這遠比特朗普的貿易戰更加明智。如果特朗普只是抨擊和譴責中國那些不符合貿易公平原則的經濟政策，那么他將得到全世界的支持,而世界貿易組織也為此提供了許多途徑。然而,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為不禁讓中國和其他國家懷疑，其真實目的不僅是要消滅不公平的貿易，而且是要阻撓或破壞中國靠自身實力成為技術強國的長期計劃。正如馬丁·費爾德斯坦所言，美國當然有權利實施防止他國偷竊技術的政策，但是，美國不應以此為由，試圖破壞中國的長期國家工業計劃——《中國制造2025》，阻撓中國發展自己的電動汽車、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技術以躋身世界制造強國之列。

2015年，中國國務院發布《中國制造2025》計劃，是中國實施制造強國戰略第一個十年的行動綱領。

費爾德斯坦和馬格努斯都認為，要維持自身在航空航天和機器人等高科技產業中的霸主地位，美國政府應加大對高等教育和研發的投資，而不是訴諸關稅措施。簡言之，美國需要制定自己的長期經濟發展戰略與中國相競爭。無論從政策層面還是從理論層面來看，中國領導人對于國家經濟和民生的未來發展均更有遠見。《中國制造2025》計劃以及“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如高鐵建設等，都展示了中國正在努力成為全球先進的新興制造業的有力競爭者。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開始強調未來絕不能再以制造不平等和犧牲環境等社會代價來片面地追求經濟增長。2017 年，習近平主席宣布，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馬格努斯以此預測，中國政府未來的執政重點將轉移到 “改善環境、治理污染、縮小貧富差距和地區發展不平衡、加強社會安全網絡建設”等方面。馬格努斯認為，盡管中國的經濟發展面臨著一些嚴峻挑戰，但中國領導人至少已經開始想辦法應對。美國也是時候這樣做了。

然而，為了制定長期戰略，美國需要解決其經濟假設中的一個根本矛盾。大多數老練的美國經濟學家認為，讓政府來主導產業政策不能發揮作用，因而主張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如果這一理念是正確的，那么特朗普的主要貿易談判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就不應反對《中國制造2025》計劃，這一計劃由中國政府主導，旨在提升技術能力。萊特希澤應該坐視不管，任由中國的工業計劃失敗，就像蘇聯的經濟計劃一樣。

然而，如果萊特希澤相信《中國制造2025》這一計劃能夠成功，那他就應該考慮到，美國應重新審視其意識形態假設，并像中國一樣制定一個長期的綜合經濟戰略，以便與中國抗衡。世界領先的工業大國德國也有這樣一個戰略，叫作“工業4.0”。在德國的戰略中，政府的參與程度顯然沒有中國高，正如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甘思德所描述的那樣，在中國版的產業政策中，國家扮演“重要角色……提供整體框架，利用金融和財政工具，支持創建制造業創新中心”。為什么美國不能制訂一個與之匹敵的計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