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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的決議通過不久，有一天晚上我作了一個“噩夢”，我夢見滿山遍野的紅旗飄揚在臺灣島上。在此之前，國民黨一直宣傳，“共匪的統治是多么殘暴”，這個“噩夢”表現了我潛意識中對共產黨統治臺灣所具有的“恐懼感”。我知道這只是個噩夢，是國民黨長期惡意的宣傳所造成的。一個統治中國全部大陸領土已超過二十年的政權，怎么可能是“非法”的呢？我的理智是這樣告訴我的。

一方面感情上對共產黨還殘存著恐懼感，另一方面又知道共產黨統治有其合法性，我必須解決這個矛盾。從1971年到1992年（這一年我加入中國統一聯盟，成為公開的統派）這二十多年期間，我內心存在不為人知的心理掙扎，我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不然我怎么作一個中國人？

對我來說，這個問題其實并不難解決。因為我不只對中國古代史有興趣，同時我也極為關切中國現代史。我高中讀的是建國中學，建國中學的隔壁就是牯嶺街舊書攤，我常到那里買舊書。那時候有一本雜志叫《傳記文學》，每期都會刊載國民黨重要人物，如西北軍將領劉汝明、蔣介石文膽陶希圣等人的回憶錄。過期雜志便宜得多，我不知道買了多少。透過《傳記文學》及其他一些雜書，我高中時代已累積了許多的現代史知識，這些知識和國民黨教給我的現代史并不完全相合，日子久了，我也會懷疑國民黨告訴我的那些歷史。到了1971年這個關鍵時刻，我從讀過期雜志和舊書所累積的歷史知識就開始發揮重大的作用。

從此以后，我就有意識的對比各種書中有關國、共兩黨充滿矛盾的各種敘述。最關鍵的時刻是從孫中山的“容共”政策到蔣介石的“清黨”，真是異說紛云，讓人無所適從。當時國民黨官方出了一本《從容共到清黨》的“名著”，我一再的翻閱，就是無法理清頭緒，連基本的是非都無法判斷?，F在再加上1971年聯合國所通過的有關中國代表權的決議，我終于知道：必須弄清楚國、共關系，必須對“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誰能代表中國，有一個是非判斷，才能確定“我是中國人”這一句話的真正意義。

1971年到1983年我從碩士讀到博士，研究對象都是唐詩，但我主要的業余精力卻集中在這樣一個問題上：“我是否應該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答案如果是肯定的，那我只能拋棄“中華民國”。這十幾年我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但沒有任何一個朋友了解我內心在想什么。

因為在當時，這是一個攸關生死的問題。在1987年國民黨解除戒嚴令之前，如果你敢于宣稱你認同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那你就是“叛亂犯”了，至少要抓到綠島關十年，嚴重的話還會被判死刑。

譬如，就在1971年，成功大學破獲了一個“共產黨案”，因為有一群大學生組織了讀書會，“研究”毛澤東思想。他們買了葉青──即任卓宣的《毛澤東思想批判》，只閱讀書中大量引述的毛澤東的文字，而完全不理葉青所寫的“批判”。其中的主犯吳榮元（現任臺灣勞動黨主席，是著名的統派）最初被判死刑，后來改判無期，最后減刑釋放。1977年，還有一個“臺灣人民解放陣線”案，從案名就可以知道也是親共的。這一次因為蔣經國下令縮小打擊范圍，只有三個人被判重刑，后來也都減刑出獄。

我加入中國統一聯盟后，先后認識了這兩群人中的幾個。我跟他們最大的不同是，他們是一群人，彼此交換讀物，而且有了初步的組織，對大陸的社會主義相當向往。我是一個人默默讀書，默默思考，而且考慮的主要是中國過去的歷史和未來的前途，雖然讀過一些國、共斗爭時的書籍，但對共產黨還沒有深入的理解，那時候我主要是一個民族主義的信徒。我加入中國統一聯盟后，認識了不少1950年代被捕的中共地下黨人，才開始認真思考這樣的問題：“中國的革命為什么會走上社會主義這條路？”

中國統一聯盟游行

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鄉下人，生性內向，只喜歡讀書，不善于交朋友。如果我是一個比較活躍的人，也許就會卷入“成大共產黨案”、“臺灣人民解放陣線案”及其他類似的小團體，最后被判刑，無法完成學業。我家一直非常貧困，我又是獨子（因為父親一輩子好賭，我知道將來全家的生計只能靠我），因此我全心全意的讀自己的書，不參加活動。我就這樣讀到博士，找到大學教職，并且在研究上得到學界初步的肯定。

因為有了這些條件，解嚴之后我加入中國統一聯盟，就沒有了政治上的危險性（起碼已經沒有叛亂犯了）。在統一聯盟的盟員中，屬于“成大共產黨案”、“臺灣人民解放陣線案”的人，或者和我同一個世代（如成大共產黨案），或者比我小幾歲（如人民解放陣線案）。和他們比起來，我是比較特殊的，我已經有了學術地位，有了不錯的專職，而那兩案的涉案者根本就沒有完成大學學業，坐牢出來后都要為生活奔波，比我辛苦多了。我比他們幸運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