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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新知有個盡人皆知的禁忌。中國近現代史最好不要碰，所以一般人只知道辛亥革命、北伐、抗戰、“剿匪”。至于馬克思、社會主義、階級這些字眼，沒有人敢用（反共理論家除外），蘇聯、共產黨則只能用在貶義上。所有可能涉及政治現實和社會現實的知識，最好也別摸。我母親沒受過任何學校教育，但我上高中以后，她一再警告我，“在外面什么事情都不要去碰”，我知道，“什么事情”說的是什么。

因此，我們的新知涉及現實的只是，現代化社會是怎樣的社會，應該如何現代化（都只從社會生活角度講，不能在政治上講），以及民主、自由、個人主義是什么意思（心里則清楚只能在口頭上講）。當然，年輕人（尤其是求知欲強的人）都很苦悶，所以李敖會成為我們的偶像，因為他敢在文化上表現出一種非常叛逆的姿態。

“中西文化論戰”的戰場之一——《文星》雜志創刊號

臺灣地區知識分子對國民黨的大反叛，是從一九七〇年保衛釣魚島運動開始，“保釣事件”讓許多臺灣知識分子深切體會到，國民黨政權是不可能護衛中國人的民族尊嚴的。于是他們之中有不少人轉而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思想上也開始“左傾”。

在此事情爆發不久之前，也正是西方知識分子的大反叛時期（一九六八），左翼思想在長期冷戰的禁忌下開始復活。這個新的思潮，一般稱為“新左派”，以別于以前的“舊左派”，“新左”的思想其實是很龐雜的，派別眾多，其中有些人特別推崇中國大陸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并按自己的想法把“文革”理想化。

現在我已經可以判斷，一九七〇年從海外開始，并在整個七十年代影響及全臺灣地區的知識分子“左傾”運動，根本就是西方“新左”運動的一個支脈。西方“新左”運動的迅速失敗，其實也預示了七十年代臺灣地區“左傾”運動的失敗。它是“純粹的”知識分子運動，沒有工農運動的配合。因此，“新左”一般不談工農運動，一點也不令人訝異。

當然，七十年代臺灣知識分子的“左傾”運動也有它自己的特點，因為同一個時段，全臺灣各階層人士越來越熱烈地投入了臺灣的民主化運動（當時叫做黨外政治運動），左傾運動和民主化運動是兩相呼應的。

1971年4月15日，臺灣大學生保釣示威

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一九七九年的高雄美麗島事件，分別表現了國民黨政權對兩大運動加以鎮壓的企圖，但結果是一樣的，國民黨都失敗了。此后，“臺獨運動”逐漸成形，民主化運動的主要力量被“臺獨派”所把持，而支持鄉土文學的左傾知識分子大半也在思想上或行動上轉向“臺獨”。

我想，一般都會同意，七十年代的政治運動，是臺灣新興的資產階級想在政治上取代國民黨的老式政權，它真正有實力的支持者其實是臺籍的中、小企業家，以及三師（醫師、律師、會計師）集團中的人。只要國民黨還掌握政權，他們就不可能進入權力核心。隨著他們的社會、經濟影響力日漸強大，他們理所當然也想得到政治權力。

在文化戰場上，支持鄉土文學的，也以臺籍的知識分子居多數（他們當然也支持黨外運動）。他們的左傾思想其實并不深刻（包括當時的我自己）， “左”是一種反叛的姿態，是“同情”父老輩或兄弟姊妹輩的臺灣地區農民與工人，在有些人，可能還是一種“趕流行”（當時對鄉土事物的迷戀，讓我這個鄉下出身的人很不習慣，心里認為這些人太做作）。

鄉土文學，正像六十年代的現代主義，是臺灣地區的一種“風潮”，它能襲卷一代，正如現代主義一樣，也可以隨著下一波“風潮”的興起而突然消失。當政治反對力量在八十年代中期明顯壯大并且組織了民主進步黨以后，支持鄉土文學的知識分子開始轉向“臺獨”思想，其實也不過是轉向下一個“風潮”而已。

美麗島事件后大審的受審者

但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降，臺灣本土勢力對國民黨政權的挑戰，只是臺灣地區面臨的兩個重大問題中的一個而已。另一個則是，臺灣地區必須面對它與大陸的關系問題。

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西方對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新政權的敵視，居然讓在臺灣地區的“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占據中國代表席位達二十一年之久。一九七一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終于取得早就應該屬于它的這一席位，這樣，從國際法來講，臺灣地區也就成為共和國的一省，因此，不論在現實上誰統治臺灣地區，他們都必將面臨復歸中國或反抗復歸的問題。

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是于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26屆會議第1976次全體會議上，就“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進行表決的決議。

一九七一年以后，臺灣地區知識分子應該思考這樣的問題，但是，他們卻不能思考。在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令之前，誰要公開主張“復歸”（也就是統一），或公開反對“復歸”（也就是獨立），都是“叛亂犯”，是可以判死刑的。

七十年代的情勢可說極為詭異。“鄉土文學”，哪個“鄉土”？“中國”？還是“臺灣”？誰也無法說，誰也說不清。“同情下層人民”，大家都有這種傾向；“應該關懷自己的土地”，大家都同意，只是誰都不能確切知道“自己的土地”是什么意思。

這個問題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終于由“臺獨派”正面提了出來，向大家“攤牌”了。他們那時只敢在“文學”上動手腳。他們說，“臺灣文學應該正名”，用以取代“現代文學”，而且，“臺灣文學”具有“主體性”，這當然是“臺獨派”的臺灣文學論了。這樣，“鄉土”對他們來講，就是只指“臺灣”，既然明說了是“臺灣”，他們也就越來越少用“鄉土”這個詞。這樣，七十年代的鄉土文學就被他們改造成“臺灣文學”了。

1971年11月15日，中國代表團首次出席第26屆聯合國大會全體會議

他們的另一個策略就是攻擊陳映真的中國情結，因為陳映真是公認的鄉土文學的領袖，為他的左傾思想坐過牢，是大家都知道的“統派”。陳映真受到“臺獨派”的攻擊，國民黨當然樂于見到，因為從它的角度來看，這代表“鄉土文學陣營分裂了”。當陳映真被孤立起來以后，“臺獨派”的“臺灣文學論”的招牌也就鞏固下來了。應該說，八十年代“臺獨派”借文學以鼓吹“臺獨”思想的策略是相當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