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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臺灣淡江大學榮休教授呂正惠為《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賀照田著，人間出版社2016年9月版）一書撰寫的序言。在本文中，呂正惠著重批判了最近幾年在大陸知識分子中普遍流行的歷史虛無主義。這種歷史虛無主義集中表現為否定中國革命，否定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并且鼓吹中國應放棄社會主義，以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為標準實行“自由化”的政治體制改革。

呂正惠認為，從歷史上來說，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革命的勝利為中國奠定了獨立自主的經濟基礎，使得改革開放成為可能；正是中國共產黨一貫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韜光養晦的對外戰略，使中國在美蘇爭霸中贏得了發展空間并獲得了在世界上占多數的發展中國家的信任和支持。】

孔子說，“四十而不惑”，似乎人到了這個年紀就會世事洞明，行動果決了。我剛好相反，接近四十的時候，我開始進入人生的黑暗期，要通過長長的、狹窄的隧道，花費了近二十年的時光，才能重見天日，從此行走在青天朗月之下。

一九八〇年代的后半期，我的臺灣同胞，不論本省籍還是外省籍，突然開始痛恨“中國人”，一面咒罵、毀謗中國，一面聲稱自己不是中國人。這帶給我很大的痛苦，因為我是當時臺灣極少數的、非常真誠的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人。一九八九年七月我第一次踏上海峽對岸大陸的土地，實現了“回歸祖國”的夢想，但我卻愕然發現，在這塊大地上，知識分子似乎都極端厭惡當時的政府，極端向往美國的政治模式和社會生活。那種厭惡與向往之間的截然對照，讓我一時陷入“失語狀態”，無法跟他們交談。雖然此后我常到大陸去，但在知識分子之間好像找不到朋友，而我也沒有主動交朋友的欲望。

呂正惠教授

幫我打破這種局面的是賀照田。在認識我之前，照田已經結交了許多臺灣朋友，包括錢永祥和陳光興。照田想要通過光興和我見面，但我對他的態度相當冷淡，他好像有點受傷。但他鍥而不舍，我最終接受這個朋友。經由他，我先后認識了孫歌、張志強、江湄和馮金紅。在和他們交往的過程中，我逐漸發現，小我十余歲的這些人好像是可以交談的，也就是說，他們都不是我非常不喜歡的、崇拜美國的自由派。我發現我以前的頑固與錯誤，以更開放的心情來接觸初次見面的大陸朋友，即使他們多多少少還保留了一些自由派的觀點，我也不會那么生氣了。我慢慢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由派的信念已經很難說服許多善于思考的大陸知識分子，他們的思想都處于思索與變動的狀態，我最感興趣的就是這種狀態。這是無法把握的，連他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當然，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最終能找到什么答案。這就好像滾動的球碰上另一個滾動的球，這種對話有時候很痛苦，甚至令人生氣，但有時候又相互激發，對我有很大的幫助。這樣，在經過六、七年的不斷接觸、不斷擴大交游圈，我終于形成自己的看法，從長期的黑暗中逐漸走了出來。

我和我的大陸朋友都共同面對一個問題：如何評價現在的中國政權？未來應該怎么辦？是怎么樣的過去導致了現在的狀態，因此必須面對似乎無解的未來？換句話說，中國為什么會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是要否定這個革命，還是要加以肯定？如果要肯定，應該如何肯定？同時也要解釋目前為什么是這樣，而將來又應該如何走？可以說，“撥亂反正”后的改革開放，讓有心的中國知識分子都不得不問：中國要怎么辦？這是大家共同的宿命。

但，非常奇怪的是，在這十幾年的探討過程中，我和照田卻很少有討論或爭論的機會。這可能是因為，在朋友聚會的場合，人人都想講話的時候，照田往往保持沉默。如果只有我們兩人，不是我講他聽，就是他講我聽，很少有對話。我不知道為什么會形成這種局面，但因此，長期以來我一直不太能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最近幾年，他寫了幾篇文章，朋友都認為，很能表現他的思考方向，因此我建議，他把這些文章交給人間出版社來出，我承諾為他為一篇序。他很高興就同意了，還為此花了一段時間，把長期未能完成的一篇文章趕寫出來。我希望借著這個機會仔細閱讀這些文章，理解他對中國問題的看法，順便也談談我的一些意見，就算是我們兩人交往十余年來的一次難得的交流機會。

讀完了本書中的文章，再回憶以往他曾經說過的話，我終于能理解，照田是如何思考中國問題的。照田思考的起點是改革開放，他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文革后期遇到了危機，所以才有了改革開放，但改革開放初期，不論是當政的共產黨，還是當時的主流知識界，都沒有真正的掌握到這一危機的本質，不論在政治上（共產黨），還是在認識上（主流知識界），都沒有產生正確的引導作用，所以后來才會發生那場風波。風波發生后不久，商品大潮淹沒了一切，以前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完全崩毀，金錢成為衡量一切的唯一標準，虛無主義彌漫于整個社會。照田的最主要問題是，當前中國大陸的虛無主義是怎么產生的？應該如何克服？

跟大陸知識分子接觸多了以后，我覺得他們大致可以分成四類，第一類是純粹的專家，認真的搞自己的本行，此外的事都不管。第二類，表面上也是很好的專家，平常還是非常認真的從事自己的本行，只有在聊天時才會知道他們其實非常迷惘。第三類，每天發牢騷，課堂上也發牢騷，批評這個批評那個，他們認為如果政治體制不改革，一切就沒有希望，這類人很多。第四類，腦筋很清楚，知道中國該做什么，他自己該做什么，這種人最少，通常都會成為知識界的領袖，如甘陽、劉小楓和汪暉。像照田這樣的人好像是一種例外，他的“專業”就是要直接面對這一虛無與迷惘，非把這個問題解決不可。所以，我們可以說，他一直在思考當代中國的精神危機。從大陸之外的知識界來看，照田是當代中國“精神史”的專家，但從他自己本身來看，他本人就是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危機的一個特殊的“案例”。因為他非常愛自己的國家和人民，他對于改革開放后的精神危機非常敏感，始終無法忘懷，總想找到問題的來源和解決的方案，“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兩句話是他最好的寫照。他的求索歷程可謂艱難無比，而這一切也反應在他極其獨特的文體中。這一點，鈴木將久先生在他的序文里，已有詳盡的分析，我就不多說了。

照田和大陸主流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同是，他肯定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貢獻，而不像其他人那樣根本否定革命，從而對現政權充滿了懷疑。本書中的第一篇文章《啟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就是談論這一問題的，這篇文章完全針對李澤厚的名文《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李澤厚的文章為“撥亂反正”以后的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的主調，成為一九八〇年代新啟蒙思想的“宣言”。他的論證可以簡化為：五四時代的啟蒙思想，在中國面對生存危機時，被“救亡”的急迫任務所壓倒，在李澤厚看來：

“中國共產革命長時間的艱苦軍事斗爭經歷本已不利于現代價值在這革命中的扎根、生長，而這革命斗爭不得不依賴農民，不得不在落后的農村環境生存，更使得這革命遠離現代，越來越被農民深刻影響，從而使這個在起點上本是被現代前沿知識分子所發動的革命，最后被改造成了一個被農民身上的封建性和小生產者特性深刻浸染的革命。毛時代的諸多弊病，特別是文革的爆發，正是以這革命中的現代性被封建性和小生產特性深刻侵奪為前提的。”

革命的目標原本是要讓中國進入“現代”，但為了救亡，為了長期的軍事斗爭，不得不依賴廣大的農民，這樣，農民的封建性和小生產者特性反過來“浸染”了革命，使得為了“現代”的革命完全變質了。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最后完全背離了現代化的原始目標，諷刺性的被小農的封建性所裹脅，原本應該成為革命對象的封建性，最后完全窒息了“現代化”革命。

照田非常尖銳的指出，李澤厚的觀點完全是知識分子本位的觀點，也是五四初期啟蒙型知識分子的觀點。五四運動以后更多的知識分子投向國民黨，但經過幾十年的國共斗爭，證明知識分子高高在上指導革命的方式是無效的。共產黨在長期斗爭中，充分了解知識分子如果不能跟廣大民眾相結合，革命根本找不到真正的動力。共產黨領導下的黨員干部，在跟群眾長期合作的過程中，終于掌握到了結合最大多數群眾的方法。剛開始他們訴諸于工農群眾在經濟上的被壓迫和被剝削，在階級斗爭和抗日救亡的實踐中，他們找到了“既立足于階級、又能跳脫出階級”的運動模式，把更廣大的中國民眾結合在一起，從而創造出“人民”這一概念，吸引了廣大中國人民的支持，取得反封建和反帝的雙重勝利。照田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群眾運動性質的分析，無疑是全書最精彩的部分，他說：

“中國共產革命最富思想、實踐靈感時的階級認識、階級斗爭實踐，在充分慮及各社會階級的社會經濟狀況的同時，還大量慮及歷史、社會、政治、心理、文化、組織諸方面問題，從而把本來主要著眼社會經濟不公問題的階級斗爭實錢，同時變為對時代歷史、社會、政治、心理、文化、組織情勢的積極回應。”

這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形成了一種新的“情感─意識─心理─價值感覺狀態”，從而在民族危難的關頭反而更積極、更昂揚、更舒暢，愿意為了民族的新生咬緊牙關，刻苦奮斗。孫中山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深知欲達此目的，須喚起民眾”，孫中山所期望的這一任務，其實是由共產黨所完成的。

照田所說的這種共產黨與群眾的關系，不只在新中國政權的建立過程之中，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在建國以后的國家建設中，更發揮了無法估計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