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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赫魯曉夫與勃涅日涅夫時代的農業問題

 

——蘇聯 “美國式道路”或國家資本主義道路的失敗

 

最后來看秦先生揭批的本人文章中的“硬傷”問題。其關鍵在于，斯大林之后的赫魯曉夫和勃涅日涅夫時代，蘇聯農業的狀況究竟如何？這里，我與秦先生的最大分歧在于究竟如何理解赫魯曉夫及其之后蘇聯農業改革的問題。

 

秦先生指出了筆者的一個筆誤，“赫魯曉夫執政七十年代”，其中漏掉了“之后”二字，本是對應前面的斯大林“之后”。但是，秦先生卻一口咬定，這不是筆誤，而是“外行”的證明，即根本不知道七十年代是勃涅日涅夫執政！筆者原文其實應該如下：“斯大林之后的赫魯曉夫執政以來，實行了一系列針對斯大林模式的放權讓利的農業改革，但正是在赫魯曉夫執政之后的七十年代，蘇聯再度出現嚴重的糧食匱乏”，前一段落討論的是斯大林模式“之后”并沒有解決蘇聯的糧食問題，這里討論的是赫魯曉夫執政十年的放權讓利“之后”（即勃涅日涅夫時代），蘇聯的糧食問題變本加厲。如果我認定赫魯曉夫執政是七十年代，同一段落中為什么要談1963年的問題？1963年從何而來？難道是從斯大林時代來？秦先生的指控怎么不顧及原文的基本邏輯呢？

 

1963年，即赫魯曉夫改革后期，蘇聯糧食出現嚴重危機，導致蘇聯第一次不得不進口西方的糧食；至勃涅日涅夫時代，則惡化為長期依賴糧食進口，成為“凈進口國”，這本來是蘇聯農業史的基本共識。我的文章中說得很明白，“赫魯曉夫不得不恢復戰后早就停止的憑卡制度，蘇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從國外進口大量糧食”，而“1973年蘇聯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糧食凈進口國”，——很清楚是兩個不同的階段，進口糧食與糧食“凈進口”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其實，本段的行文邏輯是按照赫魯曉夫時代到勃涅日涅夫時代的順序，綜合起來先討論糧食問題，再討論農業生產問題的。而上述兩條資料來源于《蘇聯興亡史論》中兩個完全不同的章節，即第十九章：赫魯曉夫時期——蘇聯歷史上的第一場改革，和第二十章：對蘇聯走向衰亡起著重要作用的勃涅日涅夫時期，——兩個時期劃分得非常清楚。

 

而秦先生卻斬釘截鐵地認為：

 

錯！赫魯曉夫時代蘇聯糧食有出有進，但一直是凈出口。正如下文所言，蘇聯糧食凈進口是出現在赫魯曉夫下臺后。而且即便到那時咱們抓住這凈進口說事也是偏見。1970年代蘇聯大量進口糧食是不假，但那時蘇聯人均產糧、尤其是人均用糧水平與斯大林時期相比，更不用說與我們相比要高出多少。

 

秦先生在這里故意混淆我在文章中說的兩個不同的“第一次”，即第一次進口糧食的赫魯曉夫時代和第一次成為“凈進口國”的勃涅日涅夫時代。但事實是：我從來沒有在文章中說赫魯曉夫時代糧食是“凈進口”，因為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史料，——秦先生完全是無的放矢。

 

在秦先生的邏輯里，討論赫魯曉夫時代有農業危機，就是“反修”話語：

 

這是典型的“反修”時代語言：說什么赫魯曉夫的農業比斯大林搞得差，而我們則比斯大林、當然更不用說比赫魯曉夫搞得好。開的什么玩笑？按西方國家的標準看，蘇聯農業的確糟糕，赫魯曉夫時代亦然。但說赫魯曉夫時代比斯大林時代乃至中國改革前更糟，無論西方還是蘇聯，包括蘇聯解體后以揭丑為能事的年代，都從未有過這種說法。這種神話只出現于“反修”時代的中國。

 

但是，本人文章里根本沒有把蘇聯農業與中國農業進行任何比較敘述，也根本沒有比較赫魯曉夫與斯大林時代的農業孰好孰壞，我只是根據史料指出：赫魯曉夫時代出現過嚴重的農業危機，——以上指控完全憑空虛構。我的基本立論是：從斯大林時代到赫魯曉夫、勃涅日涅夫時代，再到戈爾巴喬夫時代，蘇聯從來沒有真正解決好糧食和農業問題！

 

赫魯曉夫時代究竟有沒有發生糧食危機，究竟有沒有進口大量的糧食，只要查一下維基百科的赫魯曉夫英文詞條，就可以看到清楚的解釋：

 

In June 1962, food prices were raised, particularly on meat and butter (by 25-30%). This caused public discontent. In the southern Russian city of Novocherkassk (Rostov Region) this discontent escalated to a strike and a revolt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The revolt was put down by the military who opened fire on unarmed demonstrators. According to Soviet official accounts, 22 people were killed and 87 wounded. In addition, 116 demonstrators were convicted of involvement and seven of them execut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volt and the massacre was completely suppressed in the USSR, but spread through Samizdat and damaged Khrushchev's reputation in the West.[

 

Drought struck the Soviet Union in 1963; the harvest of 107,500,000 short tons (97,500,000 t) of grain was down from a peak of 134,700,000 short tons (122,200,000 t) in 1958.The shortages resulted in bread lines, a fact at first kept from Khrushchev. Reluctant to purchase food in the West, but faced with the alternative of widespread hunger, Khrushchev exhausted the nation's hard currency reserves and expended part of its gold stockpile in the purchase of grain and other foodstuffs.[36]

 

有趣的是，這一段敘述在“后”反修時代的中文維基百科里卻消失了。秦先生也許會說，英文維基的“反修”話語不過是“冷戰時期西方的渲染”，那么我們來看俄羅斯人自己怎么說。

 

根據《未經修改的檔案：赫魯曉夫傳》中的披露，其實在 1961年赫魯曉夫想使得農業發展的企圖已經“無功而終”，1961年的谷物收成是近五年中最低的。秦先生反駁說：赫魯曉夫接任后如果糧食報酬連續十年“逐年減少”又沒有別的報酬，農民還能活下來嗎？赫魯曉夫的確熱衷于提高農產品收購價，但是我們要看前因后果。1961年赫魯曉夫實行貨幣改革，國家與合作社貿易中確定的價格是：國家用一個新盧布代替十個舊盧布，——這導致農民用非市場的方式抵制，即大量減少對城市居民的副食品供應。在紙幣貶值，物價上漲的情況下，赫魯曉夫于1962年決定采取經濟措施刺激農產品的生產，即把肉類價格提高35%，油類提高25%，這也屬于秦先生歌頌的： “（赫魯曉夫時代）在提高收購價和擴大自由交易比例方面還是有可觀進展，集體農莊售糧的積極性也有所提高”。

 

但是，按下葫蘆起了瓢，這樣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上述維基百科提到的諾沃契爾卡斯克工人大罷工。工人們喊著“肉！肉！提高工資！”并且寫下了“把赫魯曉夫當肉！”“打倒赫魯曉夫政府”的口號。工人們的游行遭到了武裝鎮壓，23人被打死（比維基百科說的多一人），87人受傷，其中三人因傷勢過重而死亡。116人被捕，其中14人受審判，7人被判處死刑，其余被判處十至十五年監禁，——這一事件成為赫魯曉夫垮臺的嚴酷標志。該書給這一章的標題正是：“把赫魯曉夫當肉”！

 

接下來的故事輪到了1963。在《未經修改的檔案：赫魯曉夫傳》中，特別為1963年開辟了一章，題目為“1963年的黃金面包”：

 

1963年收獲一億零七百五十萬噸谷物，也就是比1962年幾乎少了三分之二。國家在谷物生產上滑倒了1955年的水平。因為立即就限制用谷物喂牲口，所以就開始宰殺牲口。結果肉類生產是增加了，而擠奶量下降到六千一百二十萬噸，即低于1959年的水平。赫魯曉夫保證國家肯定能解決糧食問題，在肉類、牛奶和油的生產上按人口平均能輕易地超過美國，現在這話就站不住腳了。

 

用A.阿朱別伊的話說：“1963年開始感覺到……面包供應斷斷續續。為這事寫的信像潮水般涌向報社（《消息報》）。……作家諾索夫寫道：“1963年秋天面包廠停止了計劃中的長面包和圓面包烘烤，糖果車間關閉。白面包憑蓋了章的證明只供給某些病人和學前兒童。”面包商店里規定只能限賣手頭拿的面包，賣的也只是灰不溜秋的長面包，這是摻了豌豆做出來的。

 

阿朱別伊寫道：“赫魯曉夫提議（也許，這是明智的）某個時期用票證，以制止人們用糧食喂牲口。但是事關威信的想法占了上風。決定從國外購買一些糧食。”買了九百四十萬噸谷物，也就是每年總收成的10%。購買谷物靠的不是那時收入還不怎么多的石油和天然氣，而是黃金。相當一部分吃掉的面包是黃金換來的。[37]

 

事實上，1963年的農業失敗，正是赫魯曉夫的滑鐵盧之戰。赫魯曉夫上臺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在糧食上的成功來源于大規模墾荒，其糧食產量的一半來自新墾區。[38]但是這卻是靠“粗放型增長”，當時的農業部長后來評價說：“50年代中后期，當我們可以向農業投入大量精力和資金的時候，他（赫魯曉夫）把賭注押到了大規模開墾荒地上面，當然，這樣做見效很快，成果也很顯著，但從長遠來看，明顯是個錯誤的決定。……更為致命的是農業領域發生了‘戰略性轉變’，轉向了粗放型增長，而我們的計劃是要轉為集約化農業。”[39]即便如此，至1960年底第六個五年計劃也并沒有完成既定的糧食指標，1965年收獲的糧食甚至少于1960年。[40] 可以想見的原因，新墾地帶來了環境生態平衡的問題，墾荒后期大量土地被風沙侵蝕，而赫魯曉夫卻不允許休耕。

 

赫魯曉夫農業改革的重要一章是對 “美國式道路”的迷信而大力推廣玉米種植，作為發展畜牧業的經驗，結果卻以失敗而告終。1955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上，他在《關于增加畜牧業產品生產》的報告中，就極力鼓吹美國用擴大玉米種植來增加畜牧業的經驗。[41]這一年他派遣代表團去美國衣阿華州玉米帶考察，被衣阿華的大農場主羅斯韋爾·加斯特（Roswell Garst）游說去參觀他的大農場。結果是這個衣阿華玉米商后來成了赫魯曉夫的座上賓，多次訪問蘇聯，還賣了4500噸玉米種子給蘇聯。[42]赫魯曉夫1959年轟動世界的美國之行中，去戴維營與艾森豪威爾見面之前，特別去衣阿華州加斯特的大農場做客并討論玉米種植問題，加斯特和赫魯曉夫手拿玉米棒子的電影鏡頭和照片一時間傳遍美國。[43]但是，強力推行玉米種植的結果是：玉米并不適合在蘇聯推廣，產量不高，其經濟效益比其他飼料作物要差，而且擴大的玉米種植擠掉了冬小麥種植的面積，影響了谷物的增產，這導致他的畜牧業發展計劃嚴重受挫。其標志性事件是，梁贊州的黨委書記為了迎合他的畜牧業要趕超美國的壯志，虛報指標，為此梁贊州所有的牲畜都送去屠宰，并且在全國采購肉來完成任務，還是遠遠完不成指標。欺詐敗露，該黨委書記自殺，這一事件成為著名的丑聞[44]。開墾荒地運動與強制擴大玉米種植面積，都是赫魯曉夫在蘇聯推行現代化“美國式”農業道路的體現。

 

其實，我在長文中對赫魯曉夫和勃涅日涅夫時代農業問題資料的有限援引并非本人杜撰，而是來自于《蘇聯興亡史論》這部由中國資深的蘇俄經濟史研究專家和蘇聯問題專家陸南泉、姜長斌、徐葵等教授領銜擔綱的著作，屬于國家重點課題。也許是因為我的引用（對此，我很抱歉），秦先生高調指控該書的硬傷“比比皆是”。

 

秦先生的證據來自蘇俄史研究前輩劉祖熙教授給人民出版社的函，說該書把沙皇的順序弄錯了，“還出了尼古拉三世的笑話”，但是卻不給出這封函的出處，也不給出該函的具體內容，——讀者無法驗證，這樣的做法已經很不“學術”。但即便有上述細節問題，從邏輯上講，對于這部六十余萬字的集體著作來說，完全可以通過修訂來不斷完善，而不應該成為全盤否認該書學術成就的證據。

 

其實，秦先生應該直接引用前輩學者高方教授在2003年的書評《從斯大林功過看蘇聯興亡——評<蘇聯興亡史論>》[45]，該書評已經用專門一節指出了該書的欠缺與差錯，包括尼古拉三世的失誤。但是這并不妨礙作者得出這樣的結論：“全書洋洋灑灑六十五萬余字，給人敢立新論、耳目一新的震動”，是富有創新之作，——這樣的結論大概是秦先生不予引用的原因吧。另外的代表性書評是鄭異凡教授《一代興亡　從頭評說 ——讀<蘇聯興亡史論>》[46],鄭教授指出該書2004年再版的時候已經接受一些專家學者的意見，修訂了某些不準確的說法。盡管鄭教授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見和批評，但是對于該著作的學術水準是充分肯定的，“從總體上說，在蘇聯劇變問題研究上，我們聽到了頗有分量的、較為系統的另一種聲音。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史論》把我國蘇聯劇變的研究推進了一大步，是一部值得關心蘇聯劇變的人士一讀的學術著作，當然，我這樣說，并不是認為這本書已經解決了人們的所有疑惑，也不是說本書已經十全十美。”這些都屬于正常和真誠的學術批評。從學術界的評價來說，該書已經被公認為重要的標準性成果，2009年北師大世界史研究中心主任張建華教授在《國內學界近三十年俄國史研究之思考》[47]的總結文章中，把該書與曹維安教授的《俄國史新論——影響俄國歷史發展的基本問題》等書并列為新世紀以來的代表性著作。但是秦先生自視甚高的《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村社傳統與俄國現代性之路》一書，卻并沒有被提及。這些學術界的評判，應該可以給我們一些參考。

 

對于真正的學術批評，應該虛心接受，這是基本的學術原則。但是利用學術批評來扣帽子打棍子，則是另當別論。

 

現在來看秦先生涉及到1963年問題對我的“校勘”。請注意這里面藏著的玄機：

 

1963年糧食產量甚至不到戰前的一半。(天下奇談！整個這段話幾乎句句硬傷，錯得讓人不忍卒讀。本來，呂新雨對蘇聯史可以說是一竅不通，她這段話出注說是引自《蘇聯興亡史論》第562-563、634-637、694-698頁，人民出版社，2002年，但是這本書雖然號稱“國家重點課題”，又是由專出“官書”的中國第一號出版社出版，卻偏偏硬傷極多，行內人早就指出它連俄國沙皇的順序都顛倒錯亂，還鬧出了“尼古拉三世”的笑話[參見北大劉祖熙教授致人民出版社函]。而就在呂新雨引用的這幾頁里，非專業人士也應該能看出的硬傷也比比皆是[例如“1954－1959年間，蘇聯農業產值以平均每年70％的速度增長”，我的天！連續六年幾乎每年翻一番！還是農業！諸位看官你們相信么？

 

如果讀者沒有被秦先生非凡的“修辭”驚呆了的話，可以看出這里有兩個史料問題。一個涉及到1963年的糧食產量，一個涉及1954-1959年的蘇聯農業產值。但其實，我的文章僅僅涉及第一個問題，即1963年問題。而1954-1959年蘇聯糧食產值問題，我的文章里根本就沒有涉及！既然與我的文章無關，怎么怪罪于我呢？秦先生的發明是找到我的引證涉及的頁數，然后聲稱：“就在呂新雨引用的這幾頁里，非專業人士也應該能看出的硬傷也比比皆是”，讓讀者誤以為：首先，這里有“比比皆是”的硬傷；其次，這些“硬傷”都是我文章里引用的。事實是，秦先生費盡心機找到的兩個“硬傷”，其中一個與我的文章毫無關系。

 

來看這個與我文章有關的“硬傷”。

 

我在文章中引用《蘇聯興亡史論》中關于1963年糧食產量不到戰前的一半，經秦先生查對，應該是分得的糧食報酬不到戰前的一半，是我引證疏失，就此而言，也僅此而言，我歡迎秦先生的教正。但是，既然明知道是引證疏失，并非有意，又何以得出秦先生的所謂“信口開河完全不顧原文”、“憑空捏造” 的結論呢？正是本著對學術負責的態度，我對所有的資料來源都給出了出處，以方便核查。如果引用有誤，自然應該改正，但這和“憑空捏造”是一回事嗎？相反，秦先生文章在引證時卻常常不給出處，該作何說？何況，集體農莊作為勞動報酬的糧食與糧食總產量之間是高度關聯的，我的基本事實判斷并沒有錯，即赫魯曉夫的農業改革到1963年的確出現了嚴重危機。相比較于秦先生認定凡說赫魯曉夫時代農業有危機就是“偏見”和“反修”話語，——就這樣的判斷而言，究竟是誰更“錯”！

 

既然秦先生查明了事實，即1963年農民所得糧食報酬只有戰前的一半，為了避免讀者因此得出悲慘的結論，秦先生辯護說，但這并不意味著農民生活不好，因為他們還有糧食以外的報酬，他們有貨幣化報酬！“蘇聯集體農莊莊員報酬的貨幣化本身也是一種進步”，“（1963年）蘇聯集體農莊莊員報酬的貨幣化程度已經大大高于戰前，該年莊員包括貨幣的總報酬按西方標準的確很低，但仍高于豐收與正常年景的此前三年”。但事實是，1958年集體農莊一個人每日的勞動報酬所得貨幣與實物報酬合計為1.56盧布，五年后的1963年，增加到1.89盧布，五年期間一共增加36戈比，即一個人每日的勞動報酬每年增加7戈比[48]，這就是秦先生為赫魯曉夫農業改革辯護的“進步”，——七戈比。

 

再來看秦先生校勘出的另一個所謂“外行話”：

 

國家大幅度增加對農業的投資，對農業進行大量的財政補貼，但是農業產值卻不升反而大幅下降（又說外行話了！蘇聯農業的確是效率低下，你可以說是增長率下降，乃至趨于停滯，但是說產值下降、甚至“大幅下降”又是信口開河了。蘇聯農業產值按可比價格計，戰前最高值是四百九十三億盧布，赫魯曉夫時代的1961－1965年平均為八百二十八億盧布，勃列日涅夫時代的1976－1980年平均為一千兩百三十七億盧布[A. M. 普羅霍羅夫：《蘇聯百科手冊》，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61頁]，這是“大幅下降”？！）

 

我這句話的依據來自以下資料：“農業連續多年的不景氣，給蘇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影響，它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1979年谷物產量與農業產值分別比上年下降26.4%和3.1%，這使得當年的國民收入增長率下降為3.4%。”[49] 請問農業增長率會下降，農業產值為什么不會下降？難道農業增長率下降的時候，農業產值卻是上升的？這里，秦先生其實玩了一個偷換概念的游戲：我說農業產值下降是指在勃涅日涅夫時代，但是秦先生卻把戰前和赫魯曉夫時代的數據拿來比較，從而得出蘇聯農業產值是上升的，所以呂新雨又“信口開河”說“外行話”了！好吧，舉一個今天中國的例子，溫鐵軍教授曾在2001年指出：

 

“去年末中國糧食總產值下降9.9%，產量減少960億斤。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不僅是理論界，決策界也很擔心。”[50]

 

秦先生是否要把前民國時代和前毛澤東時代糧食總產值的數據拿出來比一比，以證明我們的農業總產值不可能下降？大家盡可放寬心！

 

整個這小節還充斥著邏輯和常識上的硬傷。例如呂新雨既責怪蘇聯集體農莊賣糧太多，實物（糧食）分配率低，又責怪它沒有實行“按月支付報酬”。她竟不知道只有貨幣報酬才便于實行月薪，在實物分配時代糧食哪有“按月支付”的？呂新雨顯然從未當過農民，不知道我國的人民公社當年只有“年終分配”和多熟制地區的“夏收分配”，我插隊時農民羨慕供銷社職工的說法就是他們可以“月月添熟”。而蘇聯農民當時未普遍實行月薪制，也恰恰是因為“作為勞動報酬的糧食”實物分配比例還不夠低，貨幣分配的比例不夠高。

 

這一段指控很無理，根本不顧基本的史實。赫魯曉夫為了實現農業的工業化管理，改革了集體農莊年終分配制度，1956年蘇聯決定實行按莊員在公有經濟中所做的全部勞動日發給預付款制度，即年初以盧布對勞動日單價進行估算，然后按月預支報酬，到年終結算。預付款由貨幣與實物兩部分構成。集體農莊建立滾存的貨幣基金和糧食儲備。預付基金來源于25%的農產品銷售收入和50%的采購預付金，蘇聯銀行對這兩項來源列入特別往來賬務，以保證兌現。[51] 從1957年起，集體農莊逐步改行貨幣形式的報酬，1960年貨幣在蘇聯農莊報酬中的比重達62%。[52]作為歷史學家的秦先生怎么可以用他在中國“當農民”的經驗就推斷蘇聯的歷史呢？這個制度是否成功，另論。但是這個改革本身卻是基本事實。

 

秦先生否認赫魯曉夫時代農業出現凋敝，是因為：

 

農業生產率越高，所用勞動力越少，在呂先生看來就越是證明“農業凋敝”，照此看來生產率最高農民最少的美國農業當然比蘇聯更“凋敝”得多，而我國改革前80％的勞動力搞飯吃還解決不了糧食供給，當然就是“農業繁榮”之證了。

 

以上駁論針對的是本人如下敘述：“農莊莊員不得不大量流入城市去謀生，有的州的集體農莊有勞動能力的人在七年的時間幾乎減少一半，這正是由于農業凋敝而產生出的‘民工潮’。”事實究竟如何？來看俄羅斯農業專家給出的這一段材料，可以與《蘇聯改革興亡史論》的材料互相印證：

 

50-60年代之交，隨著農業改革的空轉，違背1953年九月全會的原則，農村居民尤其是青年人向城市的流動在加強。農村人實質上具有自由選擇在什么地方生活和工作的權利，在此條件下，開始出現了自發的、不受國家調節的流動。流動的理由十分充分。這里既有已經談到的改組機器拖拉機站的一些消極后果及對從事個人副業的人利益的侵犯，也有在擴大集體農莊，特別是強迫一些村莊搬家時所犯下的不應該犯的錯誤，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1960-1964年離開農村的700萬人當中，有600萬人年齡在17-29歲之間，也就是青年人。這就意味著，不僅是城市的農產品消費者在增多，而且最危險的是，農村勞動生產率因年輕人流失，農村人口老化而下降。1962年，出現了戰后時期國內城市居民數量第一次超過農村居民數量的情況，兩者的數量相應為1.112億人和1.086億人。

 

……

 

這樣，由于客觀原因，也由于主觀原因，農業越來越落后于城市居民的需求，也不能滿足畜牧業部門對飼料的需求。[53]

 

赫魯曉夫時期的農業改革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其思路正是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方式來對待農業和農村，——這樣的城市中心主義的“美國式道路”，即對現代化大規模資本主義農業的盲目崇拜，正是我們今天特別要引以為戒的。為了說明問題，這里對上述材料的概括性內容再多一些解釋。

 

赫魯曉夫最著名的改革有強制實行集體農莊的合并，把集體農莊變成國營農場，伴隨著這些合并的則是鄉村居民離鄉背井的遷徙。建大型的城市化村鎮，把農民從分散的小村莊遷移到大的城鎮居民點，禁止個人副業經濟，取消集體莊員的宅邊地、自留地，如果土地太遠不方便干活怎么辦？建“野外營地”！而消滅村莊，推廣“觀賞性的農業城市”卻演變成一場災難：

 

“合并擴大了集體農莊，放棄了村莊，使它們荒蕪了，本來近在咫尺的鄉村面包和新鮮的牛奶，結果卻要從城里運來了。當然，開始出現運送間斷的情況，也出現了排隊購面包和牛奶的現象，這在過去農村是不可想象的！”

 

“為了這種做出來讓人看的生活，往往是動用警察把人們遷到圍墻下有公共廁所的公家的住宅樓去。與此同時被離棄的村莊被宣布為沒有前途。院子里長起了飛蕨，廣播電桿歪斜了，倒了，水井填了，學校教室被釘死了，風吹動著它屋頂上方被遺忘的發白的旗幟。”[54]

 

這樣的強制城市化，今天的中國是否也在做呢？

 

另一個重要措施是取消國家辦的拖拉機站，把所有的農業機械設備強制賣給集體農莊，目的是為了提高機器使用的效率。但是，這卻消耗了集體農莊在1954-1955年因為農產品價格上漲積累的財力，——這本是1953年9月赫魯曉夫上臺后在的蘇共中央全會上宣布的《關于進一步發展蘇聯農業的措施》給農民的大紅包，即大規模提高國家食品采購價，——這也是秦先生高度贊揚的。但是，結果卻是：“如果有一些‘百萬富翁農莊’從這場改革中得到了好處，那么絕大多數農莊陷入危機境地”，“集體農莊的債務成為它們后來幾十年的沉重負擔。在戈爾巴喬夫改革進程中經常談到集體農莊‘虧損’，就產生于赫魯曉夫把拖拉機站賣給集體農莊的決定。”大部分作為國家雇員的技術專家離開農莊去了城市，“他們害怕失去自己的地位，變成和農莊莊員一樣的人。緊接著設備立刻就停止使用，因為沒有了專業服務。從20年代末起，1958至1961年間第一次出現了減少農業機器總數量的情況。”[55] 而失去了市場的農機生產廠商也因此大大萎縮。赫魯曉夫在1953年9月全會上提出的農業發展目標，到1982年蘇共中央五月全會還在《蘇聯糧食計劃》的框架內再次提出，“這表明赫魯曉夫三十年前提出的目標還沒有達到。（眾所周知，1982年至1990年的糧食計劃也沒有完成。）”[56]即赫魯曉夫上臺后提出的糧食目標，直到后勃涅日涅夫時代都沒有完成。

 

試問，出現這樣的局面究竟是屬于農業“凋敝”，還是屬于農業繁榮？赫魯曉夫時代的農業狀況，可以用“勞動生產率高，所用勞動力少”的美國式模式來解釋嗎？恰恰相反，正是赫魯曉夫推行“美國式道路”的失敗，才導致其農業改革的破產，——這才是我和秦先生最關鍵的分歧！從這里，讀者可以理解為什么秦先生不惜以違背歷史基本事實為代價為赫魯曉夫辯護，他是要為赫魯曉夫推行的“美國式”農業改革道路辯護。

 

至于改革前中國勞動力的80%都是“搞飯吃”的農民，這一數據也違背了他自己反復聲稱的70%，這憑空多出來的10%，又從何而來？秦先生的證據何在？

 

秦先生處處以美國為典范，對于我關于美國式道路的討論，有長段精彩批判：本來列寧講的“美國式道路”只是以民主方式在俄國公平解決土地問題以發展資本主義的一個比喻，與美國的真實歷史并無太大關系。但呂新雨先生技癢難耐，關于美國一談就是兩萬字。同樣是硬傷密集。我就沒法引整段了。就引一句吧：我說美國農民“是自由的家庭農場主而不是依附農民”，呂新雨煞有介事地反駁道：“美國的農民主要都不是自由的家庭農場主，而是租佃農場主。”就這一句話就有三處錯：其一，自由農場主與依附農民當然是兩回事，但自由家庭農場與租佃農場難道是互不包含的兩回事，可以說什么“不是……而是”？租地農場主“不是”自由的家庭農場主，難道是農奴不成？其二，呂先生此駁意在說明美國農民很不幸，她大概認為只要指出他們是“租佃”戶，就成了我們所說的“苦大仇深的老貧農”，就像她只要指出蘇聯農民減少了，就斷言他們肯定成了我們這里那種“農民工”一樣。我上文說過這位“左派學者”不懂列寧，現在看來她更不懂馬克思，不知道馬克思《資本論》中講的典型資本主義農業主正是“租地農業家”，不僅家庭農場，甚至大農場在馬克思筆下也是租地經營的！其實在市場經濟中，農場主為了增加資本流動性，避免大量資本凍結為地價，而選擇租地經營，就像企業家從銀行貸款投資、而不僅僅用自己的錢投資一樣，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呂先生不會指一個企業家因為貸款融資就“不是自由的企業家，而是楊白勞”吧。其三，盡管資本主義農場租地經營本不值得大驚小怪，但如果說英國農場都遠遠不全是馬克思描述的那種租地農場（這方面當代的研究成果很多），美國就更不用說了。美國當然有租地農場，但整體而言卻與呂新雨強調的相反：美國租佃農場歷史上最高也只占到農場總數的37%，現在只有10%（董正華：《關于現代農業發展的兩個理論問題》，《科學與現代化》2005年第五期）。相對于英國等一些歐洲國家而言，農場主自有地的比例很高無疑是美國農業的特點之一。

 

這里答復如下：一，秦先生認為列寧說的美國式道路，是“民主方式”在俄國解決土地的資本主義發展問題，但秦先生的“民主方式”在列寧那里體現為土地國有化和土地社會化的結合，——這卻被秦先生批判為反動的民粹主義，所以，秦先生已經閹割了列寧的美國式道路的真正涵義。而接下來說秦先生自我招認道：列寧的美國式道路只是一個“比喻”，與美國的“真實歷史”并無關系，——這不過證明了我的七萬字并非無的放矢，我要說明的恰恰是什么是真實的“美國式道路”。通過把列寧的概念與歷史事實進行脫鉤，就能證明秦先生的正確性了嗎？恐怕正相反。

 

二，秦先生故意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租佃制度，即資本主義農業的“級差地租”和為了生存的“糧食地租”，而這個區分恰恰是本人文章的立論基礎。本人七萬字長文中特別強調了俄國經濟學家杜岡-巴拉諾夫斯基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對此的區分，杜岡批評馬克思把工業研究的論斷用在農業方面，即資本主義大農業必定戰勝小農是不準確的。他通過兩種租佃制度的區分，深刻地指出：李嘉圖的級差地租學說，即土地占有者通過對土地進行資本主義耕作而得到的地租，與租佃土地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糊口的“糧食地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斯托雷平改革后的俄國出現的租佃形式，是典型的“糧食地租”。糧食地租價格的高低不是由該地農業的純收入決定，而是由農民對土地的需求程度決定的，人口越稠密，農民越需要土地，地租就一定更高。所以，高地租的原因正是農民日漸惡劣的處境，它與農業經濟的生產力提高沒有關系。農民怕失去賴以維生的土地只好忍痛支付高額租金，“俄國處處都可以看到高額租金與農民需求這種密切聯系。農民得到土地的保證越小，他們的份地越少，越貧窮，則他們迫于情勢支付的地租就越高。”[57]這就出現了貧瘠地區土地的租金反而要高的奇怪現象。所以，斯托雷平改革后，農民對地主的依附不是減少而是加強了。否認楊白勞的存在，只承認農業企業家的級差地租式的租佃制度，也是秦先生自己的理論前提所決定的，這與他否定中國土地革命的理論是一致的。

 

三，本人文章在討論美國式農業問題時，清楚地區分了1862年“宅地法”期間拓荒者的租佃與之后資本型經營式租佃的區別。為了澄清問題，我把原文附上：

 

(秦先生)歌頌美國西進農民“那吱吱作響的大車，把資本主義制度從大西洋岸一直推到了太平洋岸”，“美國的民主制度正是在農民占人口總數80%以上的時代建立起來的。在這一進程中農民并沒有表現出所謂‘小私有性’、‘小生產者’或小資產階級的保守性或反動性，相反，正因為他們是獨立的小私有者而不是宗法共同體成員，是自由的家庭農場主而不是依附農民，一句話，是真正的小‘資產階級’而不是宗法農民，他們才能起上述進步作用。”[58] 但實際上，美國的農民主要都不是自由的家庭農場主，而是租佃農場主，雖然有1862年“宅地法”近乎贈與的土地，但租佃農民的比例還是很高，他們全部或部分地耕種租來的土地。這是因為這個法律出現得太晚，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美國實行的是以聯邦財政收入為目的土地現金拍賣，它是以整塊地段（Section）以至鎮區（Town-Ship）形式進行的，從而使得土地商品化的出售方式與大地產投機活動結合在一起，東部土地公司憑借其在殖民地后期形成的雄厚資本在土地拍賣市場上肆意購買大片國有土地，然后以高價向移民進行小塊零售，這些壟斷集團作為中介進行了國有土地的二次分配，并從中獲得巨額利潤，所以“‘美國式道路’的起點并不是‘無償分配的自由土地’，它同樣表現為土地壟斷權同資本的合二為一。”[59]只是在大塊拍賣方式無法吸引足夠的移民進入東部，政府才被迫逐步縮小地塊出售的單位面積。但土地投機商已經占有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早期拓荒者買不起，而宅地法的土地多數是貧瘠的土地，“在1862年以后，可供出售和拓居的公地，大部分都是位于現在我們稱之為大平原地帶的半干旱地和貧瘠土地。在這些地區接受了宅地法的數十萬戶家庭，因旱災而使幾個季度的辛勤耕耘令人心碎地失敗之后，結果不得不回到土地比較濕潤的地區去”[60]。這使得許多拓荒者寧愿耕種租來的肥沃土地。1880年租佃農場占全國農場總數的25·6%，以后逐年上升，1900年達到35·5%，1920年38·1%，1930年達到42·4%的高峰，其后，完全的租佃農場主逐漸減少，而擁有部分農場但主要租用土地進行經營的農場主卻持續上升，五、六十年代達到45%左右，七十年代超過了50%，九十年代以后增加到60%以上，全部擁有的農場主比例下降，到1999年只有25·6%。[61]最重要的原因是小農場主資本短缺導致的對資本的依附，使得不在地主使用權與租佃農場主的經營權相分離的租佃農場現象成為“美國式”道路的關鍵。

 

不在地主使用權與租佃農場主的經營權分離的美國式道路，并非我的杜撰，黃偉仁教授在《美國西部土地關系的演進——兼論“美國式道路”的意義》一書中其實已經詳盡論述。這里，我的資料主要來自他的研究，腳注中已經清楚注明。只是這次秦先生卻喪失了核查原文的耐心，為了增加新的“硬傷”證據，甚至沒有把我的數據與董文的數據進行對比，就匆忙認可了董正華教授的結論，，——“美國當然有租地農場，但整體而言卻與呂新雨強調的相反：美國租佃農場歷史上最高也只占到農場總數的37%，現在只有10%（董正華：《關于現代農業發展的兩個理論問題》，《科學與現代化》2005年第五期）。相對于英國等一些歐洲國家而言，農場主自有地的比例很高無疑是美國農業的特點之一。 ”

 

其實，把秦文用的董正華教授的數據與我引用的數據比較一下，其實基本吻合，——但是，我的文章后面還有：“擁有部分農場但主要租用土地進行經營的農場主卻持續上升，五、六十年代達到45%左右，七十年代超過了50%，九十年代以后增加到60%以上，全部擁有的農場主比例下降，到1999年只有25·6%”，也就是說：美國式租佃農場模式主要是指：擁有部分農場但主要靠租用土地進行資本主義經營。再仔細看董教授給出的數據：

 

《農業普查》所顯示的另一些數字是：從1949年到1997年，完全為農場主自己所有的農場（farms operated by full owners）一直占農場總數60%左右(57.6%-62.5%)，擁有土地比重從40%下降到34%（1978年最低，為30.6%），平均規模則從136英畝增加到276英畝；農場主擁有部分所有權的農場(farms operated by part owners)從15.4%增加到30%，占有土地從40%增加到了54.5%，平均規模從512英畝增加到885英畝；租佃農場(farms operated by tenants)從27%下降到10%，占有土地從20%減到11.6%，平均規模則從147英畝增加到566英畝。

 

上述數據表明，雖然農場主完全擁有產權的農場在數量上占了一半，但是擁有土地的比重卻只有30%左右，屬于土地規模只有200英畝左右的小農場，而部分擁有產權的農場數量卻上升到超過一半，而且都是土地超過800英畝以上的大農場。我和董教授雖然數據的來源不一，但大致接近。而根據美國聯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美國農業統計》，1999年，“主要依靠租用別人土地進行經營的農場主”已經上升為61.6%，而土地所有權全部屬于農場主的比例則下降為25.6%。[62] 董文所說“自由的家庭農場”所占比例基本維持在50%以上，其實就是指部分產權擁有的農場，而不是完全產權擁有，——秦先生誤讀了。也就是說，完全租佃制和完全自有地的農場模式都在持續萎縮。那么部分產權的大農場主是屬于租佃農場主還是“自由的家庭農場”？

 

這是問題的關鍵，也是我和董教授的分歧所在。從美國農場產權發展的歷史看，美國中西部農業的資本主義道路并不是通過小農場的自由競爭兼并形成的，而是受制于高度市場化下的金融關系。部分產權擁有的大農場特點是家庭式農場，這正是美國式道路的特點，也是要害所在。董教授認為家庭農場可以走上現代化農業之路，正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家庭方式在農業生產中占有特別的優勢，這一點我很贊同，無論是美國還是東亞、中國的經驗都證明了這一點。美國的家庭資本主義大農場的模式可以打破我們對農業資本主義公司化的迷信。但是，我們并無法據此得出這樣的結論：東亞的自耕農模式和中國家庭式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都可以走上“美國式”現代化農業道路，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這樣的推論都不充分。中國取消公社制度，國家退出，回歸土地細分的家庭式承包制，其制度安排并不是從發展現代化或者說資本主義化的農業來考慮的。為什么東亞和中國都無法出現美國式的、保留家庭方式的部分產權租佃大農場？這正是美國的資本、租佃與農場的關系所決定的。即在金融資本的控制下，農場主以抵押-租佃方式獲得擴大再生產所必須的資金和土地，并以家庭農場和季節流動工互相配合的方式來降低成本，這是美國農業資本主義化最重要的模式，這也是為什么美國農場的發展規模會越來越大，因為只有越大才越有能力獲得金融資本，而擴大的方式則是土地租佃。

 

美國中西部的租佃式農場最早來源于兩部分。一部分是宅地農場主的土地抵押，以換取農業發展的資本，因為債務破產轉變為抵押-租佃農場。另一部分是聯邦土地分配制度導致的大部分國有土地被轉為大土地投資公司手中，它們把土地分割成小塊租佃獲利。19世紀后期美國工業起飛，農業市場空間巨大，農場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也導致巨大的農業資金缺口，因此引發了巨額的金融資本西進運動，農場主的收入很大部分轉為抵押利息。19世紀末的兩次金融危機，抵押市場和金融市場崩盤，農場破產率達一半左右。由于農場主抵押借貸超過了崩盤后的土地價格，抵押公司以加倍利率來抵消損失，所以幸存的農場主寧可失去土地所有權，到19世紀末，約700萬美國人失去農場所有權，360萬從鄉村流入城市。這一幕其實在今天美國的金融危機中已經重演，只不過這次是房產。不同只在于，獲得所有權的抵押公司和債權人成為新的不在地主，農場管理權還保留給失去所有權的租佃農場主，因為農地需要經營。

 

其實，美國式農業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特色就是用租佃方式獲得資本，其產權依靠部分抵押部分來擴大規模，其實質是資本以地租形式來分配利潤，因此東部不在地主所有權與西部租佃農場互為條件。只是與秦先生所引據的馬克思對農業資本主義的解釋不同在于，租佃農場不僅是宅地農場經過抵押方式演變的，它也是超大型資本主義公司式大農場破產解體的后果。1880年代紅河谷地區出現了土地公司直接經營的超大型農場，它們可以不借助抵押公司直接得到東部的資金來源，聘用職業經理人，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其規模從數千英畝上升為數萬英畝，采用的是工廠企業化的雇傭機械化生產，是完全擺脫小農生產方式的企業化和社會化農業方式。但是，正是因為它對資本的依賴更甚于家庭農場，一旦資金中斷就無法維持。而家庭農場可以兼業、兼種多種作物和精耕細作，其家庭內部成員的勞動不用受制于雇傭關系，因此更能抵抗金融危機。1890年代末，農產品價格下降，東部投資者拋售土地公司股票，資金源中斷，紅河谷地帶的巨型農場就紛紛解體為租佃農場。

 

以上這些材料我在七萬字的文章中都已經較為詳細地描述過。秦先生在批判的時候，為什么無視上述內容呢？這本應該是“首要而且不難的要求”。今天美國農場的情況，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的周立教授2007年經過一年在美國的考察，給出了更具體和詳盡的描述，它們從整個資本主義食物價格體系中所獲只有5%。因此，要不變大，要不就滅亡，成了美國資本主義農場的生存法則[63]。

 

最后一個問題涉及的是如何評價中國的小農經濟。我把40%中國農民與7%的“非農民”相加，是我沒有注意40%指的是占世界農民的比例，我感謝秦先生的指正，并會在再版時修訂。但是同樣，我的基本論點并沒有因此改變，即秦先生“以世界40%的農民‘養活’世界僅僅7% 的‘非農民’”，并不包括農民自己的算法，是嚴重低估了中國小農經濟的成就。占世界農民40%的農民首先養活了自己，這一點需要價值重估。如果扣除農民自己來評估中國的農業問題，其危險在于，這必然導致把中國農民的吃糧問題推向市場化來解決，這樣產生的糧食危機將不僅僅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而這一點，正是中國必須拒絕走“美國式道路”的關鍵。

 

秦先生的設問道：“新鄉土主義”新在何處？如果傳統小農經濟那么好，過去的革命和革命后對小農的‘社會主義改造’所為何來？”，由此得出結論：“她喜歡的是……1861年以前的俄羅斯！”首先，新鄉土主義絕不是簡單回到傳統的小農經濟，只要讀過《新鄉土主義，還是城市貧民窟？》一文的讀者就可以明白[64]。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與農業的資本主義化是根本不同的兩條道路，毛澤東時代農村的社會主義實踐與蘇聯的農業道路：從斯大林到后勃涅日涅夫時代，也有重要的區別，不容混淆。至于如何總結1949年以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革的成功與失敗，它究竟從何而來，應該如何進行？走美國式資本主義大農業的道路究竟能否行得通，正是本人在七萬字文，以及今后的工作中希望致力探索的問題。至于既指控我喜歡“傳統小農經濟”，又說我“喜歡官辦的、農奴制的公社”，純屬邏輯倒錯和時空倒錯的結論，

 

最后是一個建議，既然檄文中苦心孤詣把我和所謂“抄襲案”聯系在一起，請秦先生響應朱學勤先生的號召，學習方舟子先生的榜樣，到我服務的大學實名舉報，而不是在媒體上含沙射影；否則，涉嫌誣陷，——請秦先生任選其一。從去年開始，中國的所謂“新自由主義”勢力通過大眾傳媒掀起欺騙與構陷的行為，是否可以視為其理論窮途末路的標志呢？但是靠這樣的手段，卻無救于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因為，這樣的行徑是對任何“自由主義”基本原則的踐踏，是徹底的反自由主義，——這才是今天中國的自由主義最大的危險。

 

2011年10月10日完稿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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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暉：《有趣的左右“左右夾擊”——答楊震、呂新雨（一）》，上海：《東方早報》，2010年11月21日。

 

[②] 秦文指控如下：呂新雨先生要和我討論列寧的這類思想，卻不以我的專門論述為對象，甚至好像不知道它們的存在，而只拿一本討論關中與中國農民問題的書做靶子。呂氏批秦專文，引用拙著只此一本（外加該書的一個外文版序），其中提及列寧的文字大概不過數百，這就值得呂先生做了七萬字的大文章來駁斥，筆者受寵若驚自不待言。而呂先生最尖銳的質問、也可以說是全部宏文用力點的所謂“秦暉隱瞞”案，除了表明她的無知還能說明什么？事情非常清楚：究竟是我“隱瞞”了列寧的“土地國有化”之說，還是她“隱瞞”了秦暉對列寧土地國有化說法的大量解釋與評論？這些評論如有誤，呂先生大可駁斥，但說我隱而不論，這就叫人嘆為觀止了。呂先生與我討論“土地國有化”，但我的有關論著她根本沒看，反說我“隱瞞”，簡直莫名其妙。呂先生不懂俄國史（作為“左派”她也根本不懂列寧）不足怪，但是寫商榷文章先要了解商榷對象的論述，最起碼是了解他關于所商榷議題的論述，這應該是首要而且不難的要求吧。

 

[③][③] 呂新雨：《農民、鄉村社會與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道路——評<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 ，《讀書》雜志，2004年4期。

 

[④] 關于中國“封建”問題的討論，見本人文章《鄉村建設、民族國家與中國的現代性困境——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與實踐研究綱要》，載《鄉村與國家——理論與歷史的辯證》，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

 

[⑤] 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第33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

 

[⑥] 同上，第40頁。

 

[⑦] 同上，第39-40頁。

 

[⑧] 同上，第196頁。

 

[⑨] 同上，第197-198頁。

 

[⑩] 同上，第205頁。

 

[11] 金雁、卞悟：《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村社傳統與俄國現代化之路》，第292-293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

 

[12] 其具體指控如下：最要命的是，他們如此下工夫批判我，卻沒有讀過我們在這些問題上的基本論著，只看了某一篇文章或幾段話就對號入座，慷慨陳詞動輒近萬言（楊震）乃至七萬言（呂新雨），卻根本不知道在他們可憐的閱讀范圍之外我還說過些什么，我的看法根據是什么，甚至根本不知道我的完整看法！ 就以呂先生而論，她的宏文主題是就列寧關于“美國式道路”和“普魯士道路”的思想“駁秦暉”，并從俄國乃至各國農業史的角度展開對秦暉“‘新自由主義’話語在‘三農’問題上的批判”。呂新雨對“主義”的興趣可以理解，這個“主義”的帽子是否合適也并不重要。奇怪的是呂先生找的靶子卻是我那本主要討論中國農民問題的《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但她卻完全不涉及該書的主要內容：既不涉及“關中模式”也不涉及“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卻厲色指責我“隱瞞”了列寧的“土地國有化”言論：“為什么秦暉要刻意隱瞞列寧最核心的觀點（按：即‘土地國有化’）呢？這就需要把這種話語落實到中國當下的語境中，因為秦暉需要……”接下來就是一大堆關于秦暉“隱瞞”列寧觀點的“作案動機”分析。也難怪，沒有這些深文周納的“動機”分析，只憑她引的拙文數百字怎能敷衍成如此長文？

 

[13] 曹維安:《俄國史新論》， 第361頁，北京：中央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14] 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第196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

 

[15] 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第377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

 

[16] 我和董教授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理解以家庭模式經營的資本主義農業（美國模式）與中國的小農經濟的區別，我認為中國的家庭小農經濟不可能走向美國式資本主義家庭經營模式，而董教授則認為是這是必然之路。

 

[17] 董正華：《關于現代農業發展的兩個理論問題》，載北京：《科學與現代化》，2005年第5期，第15頁。

 

[18] 列寧：《社會民主黨在1905—1907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255—256頁，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

 

[19] 金雁、卞悟：《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村社傳統與俄國現代化之路》，第291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

 

[20] 呂新雨：《農業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道路——駁秦暉先生對“美國式道路”和“普魯士道路”的闡述》，北京：《視界》，第13輯，第167-168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21] 秦暉：《斯托雷平如何造就了列寧——答楊震、呂新雨（五）》，上海：《東方早報》，2010年12月26日。

 

[22] 秦暉：《美國式道路與普魯士道路——答楊震、呂新雨（四）》，上海：《東方早報》，2010年12月19日。

 

[23] 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第163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

 

[24] 同上，第44頁。

 

[25] 秦暉：《有趣的“左右夾擊”——答楊震、呂新雨》，上海：《東方早報》2010年11月21日。

 

[26] 同上。

 

[27] 秦暉：《破解“賣方缺位”的悖論——國有資產如何公正地“退出”？》，見《實踐自由》，第100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

 

[28] 秦暉：《轉軌經濟的比較研究——鳳凰衛視第84期世紀大講堂》，見《實踐自由》，第79-80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

 

[29] 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第377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

 

[30] 同上，第132-133頁。

 

[31] 姜鏘：《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建議深圳率先興建貧民區》，《南方都市報》 2008年4月14日。

 

[32] 2011年7月24日北京，筆者與溫鐵軍教授的談話。

 

[33] 秦暉：《“郎咸平旋風”：由“案例”而“問題”而“主義”》，《南方周末》，2004年9月9日。

 

[34] 馬丁；哈特-蘭茲伯格（ Martin Hart-Landsberg）、保羅·柏克特 （Paul Burkett）:《中國與社會主義——市場改革與階級斗爭及評論》，杜繼平、林正慧、郭建業譯， 第8-9頁，臺北：《批判與再造》社，2006年。

 

[35] 同上，第9頁。

 

[36] http://en.wikipedia.org/wiki/Khrushchev

 

[37] （俄羅斯）葉梅利亞諾夫：《未經修改的檔案：赫魯曉夫傳》，張俊翔、石國雄譯，第671-672頁，譯林出版社，2009年。

 

[38] N.E 澤列寧：《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蘇聯農業政策》，見《歷史的風：俄羅斯學者論蘇聯解體和對蘇聯歷史的評價》，第140-141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

 

[39] （俄羅斯）葉梅利亞諾夫：《未經修改的檔案：赫魯曉夫傳》，張俊翔、石國雄譯，第328-329頁，譯林出版社，2009年。

 

[40][40] 同上，第506頁。

 

[41] 陸南泉：《蘇聯經濟體制改革史論（從列寧到普京）》，第169-170頁，人民出版社，2007年。

 

[42] 英文維基赫魯曉夫的農業政策：http://en.wikipedia.org/wiki/Nikita_Khrushchev#Agricultural_policy

 

[43] （俄羅斯）葉梅利亞諾夫：《未經修改的檔案：赫魯曉夫傳》，張俊翔、石國雄譯，第541頁，譯林出版社，2009年

 

[44] 同上，第582-584頁。

 

[45] 高方：《從斯大林功過看蘇聯興亡——評<蘇聯興亡史論>》，《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3年第1期，第85-88頁。

 

[46] 鄭異凡：《一代興亡 從頭評說——讀<蘇聯興亡史論>》,《俄羅斯研究》2004年3期，第頁。

 

[47] 張建華：《國內學界近三十年俄國史研究之思考》，《理論學刊》2009年1期，第107-109頁。

 

[48] 陸南泉：《蘇聯經濟體制改革史論（從列寧到普京）》，第234頁，人民出版社，2007年。

 

[49] 《蘇聯興亡史論》，第636頁。

 

[50] 溫鐵軍：《“十五”時期中國農業問題及政策建議 》，見“三農中國”網站http://www.snzg.cn/article/2006/1029/article_163.html

 

[51] 陸南泉：《蘇聯經濟體制改革史論（從列寧到普京）》，第165頁，人民出版社，2007年。

 

[52] 同上，第149頁。

 

[53] N.E 澤列寧：《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蘇聯農業政策》，見《歷史的風：俄羅斯學者論蘇聯解體和對蘇聯歷史的評價》，第143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

 

[54] （俄羅斯）葉梅利亞諾夫：《未經修改的檔案：赫魯曉夫傳》，張俊翔、石國雄譯，第622頁，譯林出版社，2009年。

 

[55] （俄羅斯）葉梅利亞諾夫：《未經修改的檔案：赫魯曉夫傳》，張俊翔、石國雄譯，第485-486頁，譯林出版社，2009年。

 

[56] 同上，第314頁。

 

[57] （俄）杜岡—巴拉諾夫斯基：《政治經濟學原理》下冊，第614頁，，趙維良、桂力生、王涌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

 

[58] 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第341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

 

[59] 黃仁偉：《美國西部土地關系的演進——兼論“美國式道路”的意義》，第3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

 

[60] （美）沃爾特·W·威爾科克斯等：《美國農業經濟學》，第47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原版為：Walter W.Wilcox Willard W.Cohrane Robert W.Herdt Economics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Prentice-Hall, Inc. New Jersey, 1974 。

 

[61] 參見徐更生：《美國農業政策》，第170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劉志揚：《美國農業新經濟》，第262—263頁，青島出版社，2003年。

 

[62] 劉志揚：《美國農業新經濟》，第262頁，青島出版社，2003年。

 

[63] http://www.foods1.com/content/499119/

 

[64] 該文發表于《開放時代》201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