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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普惠性增強，選拔功能鈍化

在急劇的教育擴張要求面前，高考逐漸演變為“大眾的高考”，包括使命題定位更加標準化、平易化，在考試技術和組織手段上適應了超大規模下的實施保障和公平監管要求，還為弱勢群體提供了更多的傾斜性的優惠等。應該說，這些只是使高考能夠順利地容納更多考生，體現了教育機會分配的普惠性，但是這種靜態的“大眾化”沒能首尾相顧，不足以使高考積極地統領教育系統。

為了進一步分析高考命題的普惠性變化，以河北省理科為例，根據其歷年高考的一本、二本、專科等幾條分數線做圖（見圖3）。其中，為了表示最高層次的選拔要求，采用歷年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兩校在河北省的理科錄取分數線的平均值來做出最高的分數線（下文簡稱“清北線”）。

圖3 河北省歷年高考分數線（理科）

首先，從下向上依次觀察，圖3中以2010年為界專科錄取分數線發生了鮮明的變化，此前在300—400分之間移動，此后大幅下降至200分。750分滿分的考試中得到200分的得分率僅為27%，而高考各科命題中都有相當的分值是用來檢驗基本知識的掌握程度的，200分意味著掌握基本知識方面存在明顯疏漏。這條分數線近10年幾乎沒有隨歷年命題難度的波動而變化。綜合這些情況來看，200分看似為“門檻”一般的分數線，實則是降無可降的合格線。分數線定在200分意味著這項考試對專科入學而言已經沒有了篩選功能，決定入學與否更多取決于學生的意愿——他是否愿意完成最基本的學習任務，愿意參加完考試，報到入學。

從錄取分數線演變為準入合格線，說明2010年后專科文憑在社會上不再具有相對的符號優勢。對學生而言，這種高等教育學歷的價值更多在于受教育、漲技能本身，而再不能夠滿足人們借此出人頭地的進取心。可見，在高教擴招過程中，首先丟失選拔性的是專科教育。

其次，以2014年為界，此前一本分數線基本平穩，二本線略有所下降，此后，一本、二本線顯著大幅下降，二本線的下降幅度之大，與五年前的專科線大有同步趨勢。

在高等教育進一步擴張而適齡人口顯著下降的大背景下，2014年以后，一、二本分數線難以維持在原先的分數段而大幅下跌，說明高考全國卷維持一定的命題難度的前提下，又要保證足夠數量的招生錄取，呈現的結果便是降低分數線。錄取分數線的大幅下降意味著更多考生得到了繼續升學的機會，體現了普惠性，同時也暴露了擴招中大學生源質量的劣化。

更值得關注的是，近20年來在頂尖高等學校招生數大體穩定的前提下，“清北線”有不斷上升的趨勢，近5到10年間上升了近50分（見圖3）。2015年以來，每年超過700分的都有數十人，他們離滿分僅一步之遙。大量高分考試、接近滿分考生的批量出現，意味著這項考試在高學業挑戰度方面的區分度已經非常低，沒有足夠的難題來識別選才。

確實，大眾化高考對命題的要求是題型標準化，第幾題考哪一部分知識點幾乎是固定的，出題涉及的知識范圍受到教學大綱嚴格約束。要避免“偏”、“難”、“怪”題，不能太過靈活機巧，出題“超綱”會成為一種失誤，因此考題的平庸化勢所難免。

這種情況非常不利于拔尖人才的選拔和培養。對才智出眾，基礎扎實的學生而言，沒有足夠的難題來展露才華，能夠應接高挑戰的才智潛能無用武之地，只能退而求其次，在避免丟分上跟自己較勁，久而久之消磨了銳氣，把自己訓練成在較低難度水平上快速精準答題的機器人。在高考統招制度下，頂尖大學空有形式上“優中選優”的優勢，卻受困于平庸的大眾化命題，實質上已經喪失了靈敏有效的選材工具。

目前的高考高分更多體現為在才智中上的群體中精選那些更加謹小慎微、按部就班或者更有運氣的學生。高考分數難以告訴我們在才智優良的前20%的考生中，誰才是更有潛力肩負國家前途、影響人類命運的1%。同理，所有特長都難以顯露，各科均接近滿分的分數無助于識別某些學生有強烈傾向性的才華特質。

大眾化的高考命題無法識別前文描述的早期那種“偏科”的拔尖人才，學科競賽因而成為別無他選的關鍵性補充。然而，由于全社會缺乏其他支撐性、輔助性的識別選拔機制，學科競賽等又被泛化為大眾競爭。

（三）社會性考試厭倦的產生

對當前學校教育與考試體系反感的并不只是參與其中的學生，招不到拔尖學生的高等學校，還有大量家長、教育工作者和社會成功人士。常見的公共討論中，一些人認為教育考試“越改越亂”、“不如回到過去”，另一些人認為整個體系有問題需要徹底變軌。

實際上，他們自己的學校經歷和社會閱歷都從來沒有被如此深地卷入考試競爭，兩種觀點都折射出成年人在情感上對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現行學校教育體系運行規律的不適應。中國高等教育擴招之迅猛，情勢在一代人之內發生了驟然的變化，父母輩的經驗已經不起作用，更不用說祖父母輩。

原本屬于成人的漫長的社會競爭被急劇擠壓、提前到青少年階段。家長中流傳的“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之類的言論常常遭到“反教育”的批評，其中卻也不乏社會學和經濟學角度的洞察，學校教育的終點成為步入社會競爭長跑的起跑線，帶著怎樣的學歷背景進入社會，作為成人的人生道路起點完全不同。

當社會競爭越激烈，貧富差距越大，家長就會越重視教育競爭，而教育競爭本身也有顯著的積累效應，前一階段的優勢能夠被后一階段放大。于是，成人的競爭焦慮與不安一路傳導到教育的最初階段，恨不得在小學、初中就決出勝負。

其中有兩種南轅北轍的教育觀點比較流行：一邊是守候成長靜待花開，一邊是爭先恐后“搶跑道”。本著為孩子負責的態度，高度理性而冷靜的家長不得不要求孩子在本應探索、試錯、發展自我的成長階段就參與到成人化的，不近人情的競爭中去——現實中的兩難處境使成人倍感愧疚。（然而，這種教育上的異化現象問題并不出在學校教育本身，甚至也不是考試造成的，而是社會競爭提前所帶來的。）

可見，假設考試制度和考試命題內容都沒有改變，人們看待考試的情緒也會隨著高等教育不斷擴張而發生轉變。理解考試厭倦的緣由有助于我們認識到，考試的內容、形式或科目選擇無論怎樣改革都難以避免這種情緒。考試厭倦已不單是考生的個人情緒，正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觀點，堪稱教育普及后一個考試制度社會固有的大眾文化。

從社會變遷認識教育考試問題

近幾年的教育考試改革還沒有找到真正的共識。2014 年《國務院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提出了社會反應強烈的教育與考試中存在的弊病，如“一考定終身”、“學習負擔過重”、“唯分數論影響學生全面發展”等，多數改革方略便專門針對這些問題來提出對策。然而，正因為高考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體制性制度，局部對癥的方式不僅難以真正解決問題，還會因忽視整體而使為了解決問題的舉措背離體制，造成制度內在的矛盾沖突，制造始料未及的新問題。

本文提出，與其從弊病或理念入手，不如回到社會現實并通觀全局，試問：我們的教育與社會生態在近幾十年的發展中發生了怎樣的變革？新形勢對考試制度提出了怎樣的新要求？

（一）學業競爭大眾化

在中國社會高速發展過程中，高考制度全面左右了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分配，這一點十分特殊。在精英高等教育階段，高考能夠不問出身，從基層拔擢才智突出者。由于機會稀少，競爭沒有擴大化，許多青年的才智潛力沒有被有針對性地充分發掘，還有許多青年由于家庭經濟限制而主動放棄升學道路。

當時能上大學固然很好，上不了也不代表某種失敗，考試升學不至于成為唯一的成功途徑。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競爭是逐步展開的，往往要到成人以后，在工作崗位上才顯露高下分殊。

到了高等教育急速大眾化的階段，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擴大與經濟高速發展中城市中產階層群體的擴大同步發生，而高考繼續承擔著大規模升學機會分配的關鍵責任。

上大學被認為是一種具備中上才智水平者通過努力可以把握的優勢機會，也是一條相對能夠避免坑洼崎嶇的人生坦途，通過早期努力取得學業競爭優勢，能夠為后續社會競爭占據先機。這種觀念逐漸被事實驗證為一種明智的預判。這種經驗判斷在發達國家早有理論闡釋。

吉登斯（Giddens,A.）在《發達社會的階級結構（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一書刻畫出西方產業社會形成了上中下三層，三階層分別對應占有生產資料、教育或技術，以及體力勞動三種市場能力（Market Capacity）。2000年以來，進取的普通人得以通過掌握教育或技術成為中產階層，這條形式上絕對平等競爭的渠道正是超大規模的高考制度賦予的。

此后，隨著義務教育實現全覆蓋，高等教育邁向普及，幾乎所有人的青少年時期都在學校里渡過，學校教育成為所有人的篩選裝置，學校教育的優勢積累效應變得越發顯著，社會各行各業的選人用人都比過去更看重學歷因素。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在早期的學校教育選拔中沒能占據優勢地位，后續就越來越難以“翻盤”，學校中的“掉隊者”要在日后“逆襲”成功（成為中上階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歷史進程恐怕不可逆轉。現代學校最大限度地支撐并拓展了人類理性文明的傳承與發展，發達的產業社會無不是高度倚重學校教育的篩選機制和培養成果。學校教育的整體性擴張是教育現代化的重要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