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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思義】

人們普遍關注到，目前中國民間投資增長極其緩慢，這已經成為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議題之一。截至2023年4月，民間投資僅增長0.4%，接近于零增長。許多地區對此做出的政治性的反應是——通過了相關法律，以強化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然而，這一舉措固然重要，卻并非對該問題的準確回應。事實清楚地表明，民間投資沒有顯著增長的主要原因是經濟，而非政治原因。

本文的結論是：只要經濟問題得不到解決，那么無論在政治層面賦予私有財產多少保障（事實上，至少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以來，私有財產一直受到中國共產黨的特別保護），民間投資都不會顯著增長——盡管2023年中國經濟的加速可能使其短暫復蘇。如下文所示，這些真實的問題被西方“庸俗”經濟學中的錯誤理論所掩蓋。

因此，本文的目的很簡單：

首先，我將對民間投資增長緩慢的事實進行系統性分析；

其次，闡述民間投資的發展態勢，從而說明民間投資增長與中國宏觀經濟之間的聯系；

第三，將說明民間投資持續強勁復蘇所需要的條件。

最后，將分析這些問題與中國戰略發展中的根本問題之間的聯系。

本文的結論是簡潔明了的：西方“庸俗”經濟學（確切來說，即邊際主義經濟學）及由此產生的一切政策，都嚴重妨礙了民間投資。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雖然相較于前者看似不夠清晰簡潔，卻清晰明了地直擊了問題本質。

毛澤東曾探討過類似的問題。眾所周知，在物質領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政策戰勝了帝國主義和買辦資本，保護民族資產階級免受其攻擊。在意識形態和經濟政策領域，民間投資也需要得到類似的保護。西方“庸俗”經濟學反映的是帝國主義和買辦資本的利益，若其產生影響，將嚴重阻礙民間投資的增長。

確切而言，西方“庸俗”經濟學思想對經濟過程和民間投資造成的負面影響顯而易見。這類理論認為，鑒于消費和資本增殖的總和即為經濟總量，前者占比提高必然導致后者占比下降，進而導致旨在利潤最大化和資本增值的民間投資增速放緩。也即是說，消費占經濟比重增加，則民間投資增長率下滑。

本系列前兩篇文章《它曾成功“謀殺”了德國、日本、四小龍，現在想要勸中國“經濟自殺”》和《為什么在中國投資效率更高？這真的是一個“體制問題”！》所討論的問題，與西方“庸俗”經濟學對民間投資的負面影響直接相關。民間投資增長緩慢是一個重大問題，且產生了一系列連鎖反應，波及就業等多個領域。

第一部分 中國的民間投資和政府投資

首先，為了對中國當前經濟表現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有必要指出的是，過去三年，與所有國家一樣，中國正常的經濟過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響。但在此期間，中國經濟表現明顯優于所有其他主要經濟中心。如圖1所示，在2019-2022這三年疫情期間，中國經濟增長13.8%，印度增長8.6%，美國增長5.2%，歐盟增長2.3%，日本經濟增長1.3%。也即是說，2019-2022年中國經濟增速比印度快60%，是美國的2.5倍，歐盟的6倍，而日本經濟卻陷入萎縮。因此，任何關于中國經濟現狀的討論，都必須放在中國經濟表現遠遠優于其他國家的國際背景下進行。如下文所示，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政府投資的卓越表現——政府投資在中國應對危機的宏觀經濟政策方面所發揮的關鍵作用，這在拙文《它曾成功“謀殺”了德國、日本、四小龍，現在想要勸中國“經濟自殺”》中有所分析。

圖1

當然，中國在國際比較中的優越表現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不存在任何問題。正如上文所示，其中一個眾所周知的問題是民間投資增速下降。

在對此進行分析時，必須考慮到最近的趨勢，從事實而非推測出發，從而推翻一些謬論。圖2呈現了2011-2022年中國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趨勢，從中可以看出，民間投資增速下降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2011-2022年，政府投資年均增速從11.1%降至10.1%（盡管在其中幾年間一度低于10.1%），僅下降1%，也就是說，僅較原來水平下降9%。但同期民間投資年均增速從34.2%暴跌至0.9%，較原來水平驟降97%！那么問題來了：中國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年均增速之間為何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這些差異會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造成什么影響？

圖2

首先我們來看民間投資與其他經濟過程的關系，很明顯，民間投資與“資本形成”這個概念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

“西方”經濟學將馬克思所謂“資本形成”稱為“國民儲蓄”，但其概念有別于日常語言中的“儲蓄”——不僅包括居民儲蓄（即日常語言中“儲蓄”的含義），還包括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后者在政府出現財政赤字時為負值）。馬克思主義術語里的“資本形成”概念，也有別于西方經濟學術語里的“資本形成總額”（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和存量增加）概念——后者僅為國內資本形成，而前者則包括國內外資本形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術語“資本形成”更有助于理解當下局勢，因此下文將以該術語表示“儲蓄”。當然，如果讀者將其替換為“儲蓄”，也不會影響閱讀。

圖3顯示了2011-2021年（2021年是目前可查國際對比數據的最后一年）中國資本形成總額（未扣除資本折舊）占中國CNI（國民總收入）比重與民間投資增長之間的相關性。上述兩個變量之間的關聯非常密切，相關度為0.98——相關度的滿值是1.0，0.98幾乎是現實中所可能存在的最高值。R平方關系（反映一個變量變化對另一個變量的影響程度的值）也極高，為0.95。

簡言之，資本形成總額占中國CNI比重和民間投資增長之間關聯極度密切。

圖3

不同于圖3，圖4顯示了2011-2021年中國資本形成總額/儲蓄占中國CNI比重與政府投資增長之間的相關性。相關度僅為0.47，顯然不及中國資本形成總額/儲蓄占中國CNI比重與民間投資增長之間的相關性。R平方關系僅為0.22。因此，資本形成總額占中國CNI比重和民間投資增長，及與政府投資增長之間，存在不同的相關性。

圖4

有必要指出的是，盡管資本形成/儲蓄占中國CNI比重與民間投資增長關系密切（如圖3所示），但前者的變化幅度極低，僅為6%（在44%至50%之間）；而后者的變化幅度極高，為33%（從1%到34%不等）。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儲蓄占中國CNI比重的變化幅度如此小，而民間投資增長率的變化幅度如此之大？若對扣除資本折舊后的凈資本形成/凈儲蓄占CNI比重與民間投資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進一步研究，或將有助于回答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