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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清楚高盛是否認真思考過他們的研究結論。目前，中國既是發展中經濟體，同時也是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事實上，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固定投資占GDP比重高達34%的唯一原因是，這一數字包括了中國。如圖2所示，除中國外的所有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固定投資占GDP比重僅為20%，除中國外的所有發展中經濟體的這一數據僅為23%。

圖2

無論如何，固定投資占GDP比重大幅下降的后果顯而易見。顯然，如果中國固定投資占GDP比重下降到所有發展中經濟體或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水平，那么預計中國GDP增速也將跌向其他中等收入經濟體水平，這意味著中國也將重蹈它們的覆轍，無法躋身高收入經濟體——這樣的決定是經濟上的自殺行為。

美國用這招打擊競爭對手，屢戰屢勝

事實上，削減競爭對手投資占GDP比重，來減緩競爭對手經濟增速，這種手段對美國來說并不新鮮。相反，這一套路是美國歷史上用得最多的，也屢戰屢勝。特別是自二戰以來，當美國發現其他主要經濟體GDP增速快于它時，這樣的手段它曾用過三次。這些倒霉的競爭對手是：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德國；

·20世紀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日本；

·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末的亞洲四小龍。

美國之所以采取這樣的手段，源于它在二戰后歷史性地面臨全新的經濟形勢。1914年之前，由于固定投資占GDP比重更高，美國超越了當時的全球超級經濟大國——英國。除大蕭條時期外，美國的經濟增速也超過了取代英國的另一個強國——德國。

然而，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發現自己面臨一種全新的世界經濟形勢。史上第一次，主要資本主義經濟體首先是西德，接著是日本，他們的固定投資占GDP比重和GDP增速開始遠高于美國。

到1955年，西德固定投資占GDP比重為26.9%，美國則為21.9%；到1964年，德國固定投資占GDP比重更是達到30.0%。 同年，日本固定投資占GDP比重為34.6%，美國則為22.7%。

與這種變化相對應，到1955年，西德GDP年均增速為8.9%，美國則為4.6%；到1965年，日本年均增速為9.4%，美國則為5.1%。

因此，這是美國經濟歷史上第一次被其他資本主義經濟體超越和擊敗，導致美國唯一重要的非美元外匯儲備——黃金儲備大量流失。1950年至1971年，美國黃金儲量下降一半以上，從20000噸降至9000噸。

位于柏林的勃蘭登堡門（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面對這種競爭威脅，美國采取的手段不是加快自身的經濟增長，而是利用政治和經濟手段大幅減緩競爭對手增速，這種套路幾十年來屢試不爽。美國是德國和日本的軍事保護者，因此它可以利用強大的影響力來影響德國和日本的經濟政策。因此，在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利用政治強權迫使德國重新評估德國馬克，從而降低其競爭力，并不再將其持有的美元兌換成黃金。美國對德國的軍事保護是如何影響德國經濟政策的，在1967年3月的“布來辛信函”中暴露無遺。該函是西德中央銀行行長寫給美聯儲主席的，他在該函中明確指出：

“偶爾有人擔心，美國在德國駐軍所產生的支出可能會導致美國損失黃金……當然，您很清楚，德國聯邦銀行在過去幾年里并未將任何美元兌換成黃金……您可以放心，德國聯邦銀行未來也將執行這一政策?！?

美國發現上述手段還不足以解決問題時，遂于1971年8月對其競爭對手（特別是西德和日本）進一步采取單方面措施。

8月13日，時值周末，美國暫停履行美元與黃金兌換的承諾，并對進口商品一律征收10%的附加稅。美國通知其他國家，只有提高本國貨幣對美元匯率，美國才會取消這10%的關稅。1971年9月下旬，美國同樣單方面通知當時最富有的十國集團，它需要130億美元的增益來平衡貿易收支，即從50億美元的赤字轉為80億美元的盈余，對此沒有商量的余地。在這種壓力下，1971年12月達成的《史密森協定》將包括馬克和日元在內的其他主要貿易貨幣兌美元匯率提高了11-17%。

這些措施并沒有提升美國的經濟增速。如圖3所示，美國長期經濟仍維持緩慢增長態勢，但這些措施則極為成功地減緩了德國和日本的經濟增速。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德國和日本經濟增長均有所放緩，不再超過美國。因此，那些在美國熱衷于走對抗性路線的人已經堅信，通過減緩其他國家經濟增速，而不是加快美國自身經濟增速，就有可能贏得競爭。正如下文分析所示，這樣的套路再次被美國反復使用。

圖3

美國為了大幅減緩德國和日本經濟增速，創造的最顯著的效應就是削減了兩者總固定投資占GDP比重。德國和日本總固定投資占GDP比重從峰值水平急劇下降——德國從1964年的30.6%降至2021年的22.0%，日本則從1969的41.2%降至2021的25.0%。德國總固定投資占GDP比重降至接近美國的水平——略高于20%；日本總固定投資占GDP比重和美國的差距，則從19.2%的峰值降至僅為4.2%。如圖4所示，與峰值水平相比，德國總固定投資占GDP比重下降29%，日本這一數據則為39%。

圖4

但事實上，這一總固定投資數據大大低估了德國和日本投資下降的嚴重性，因為它沒有將固定資本折舊（固定資本消耗）考慮在內，總固定投資的很大一部分只是用于更換消耗/折舊的資產，而不會增加資本存量及其對增長的貢獻。圖5所呈現的是美國、德國和日本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比較——世界銀行提供的國際可比數據是從1970年開始。

圖5

可以看出，1970年，也就是美國對德國和日本采取1971年措施之前，日本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為21.9%，德國為15.8%，美國為8.9%。也就是說，德國和日本凈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在GDP中對其資本存量增長的貢獻分別比美國高6.9%和13.0%。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最新國際可比數據，2020年，美國凈固定資本投資水平實際上高于德國和日本，其GDP年增長率也是如此。1970年至2020年，美國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下降4.2%——從8.5%降至4.3%；德國這一比重下降13.5%——從15.8%降至2.3%；日本這一比重則降幅驚人，高達20.5%——從21.9%降至1.4%。因為日本資本存量年增長率極低，其GDP長期停滯就完全解釋得通了。

泡沫經濟時期的日本（圖片來源：網絡）

按1970年水平計算，德國凈固定投資占GDP比重已降至峰值水平的15%，日本降至7%。不可避免的是，鑒于資本投資在增長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德國和日本經濟增長急劇減速。因此，美國的競爭地位恢復并不是因為本國經濟增長加快，而是因為受固定投資水平下降拖累的德國和日本經濟增長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