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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為一個穩定的文化共同體/民族共同體/政治共同體，確實不能完全按照現代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概念來簡單理解它的存在。不過，這一穩定的、超大規模的共同體在周邊有事的狀況下收到了來自歷史與現實兩方面的挑戰，一方面從歷史的角度，譬如中國是不是等于漢族，中國是不是要歷史性地追溯到它的雨養農業邊際，是否能夠容納和涵蓋游牧業？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間的關系是怎么處理？清朝之所以成為一個可能質疑中國的問題，恐怕和這些議題有相關密切的關系；另一方面，則是如何理解中國的現實和怎樣界定中國社會的性質？

假如儒家文明、中國革命和改革開放是所謂討論中國社會性質的“三個維度”，那么這三個維度如何統一起來才能解釋中國的現實，這種對中國的解釋是否成功，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是否能有效地回應臺灣、香港和西方對中國的來自右邊和左邊的批判：右邊的批判大多還是老調重彈，批判中國非民主；而左邊的批判，則更為復雜，在“左”的視野中，當代中國是全球資本主義的“例外狀態”，既得到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好處，同時卻把資本主義所有的壞處也暴露出來了，是一種和成熟、自律的資本主義區別開來的“野蠻資本主義”，大家熟知的齊澤克喜歡用這張看似非常激進的立場來批判中國。面對這樣的狀況，回應“何以中國”的問題，某種程度上就是回應中國所面臨的來自于歷史和現實的雙重挑戰。

目前知識界和思想界對這個問題，據我的觀察，并沒有一個特別清醒的認識，討論中國話語或是中國道路，現在已經變成一個主流話語，但基本停留在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的層面上，對中國本身面臨的巨大問題也即中國本身所遭遇的挑戰，包括如何來界定中國社會性質，在姓社姓資之外是否還有別的可能……等等這些問題，并沒有很明確的探索和回應。所以我特別希望開放論壇這一次討論中國話語，能夠激發更多來自不同學科的人帶著鮮明的問題意識，進入到這個領域。

因為時間關系，我只能簡單地報告一下我討論這個問題的思路，首先從新清史的爭論進入，最關鍵的文本當然是引起爭論的何炳棣先生的《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這篇文章的意義被我們低估了，何先生為什么在那個時候，也就是1967年，發表這樣一篇文章？要理解他的問題意識，就必須聯系他另一篇從歷史的角度來講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合理性的文章《從歷史的尺度看看新中國特色與成就》，何先生早在1970年代就大膽預測：今日的中國，論軍事，論經濟，論國力，當然還趕不上美國與蘇聯……我已推測解釋何以即使新中國的國力趕上或超過美、蘇，也決不會主動地做“超級大國”。

但綜合中外古今之后，我深信新中國廣義的建國，包括經濟建國，一定會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國有曠古未有的組織能力，此點在文本中已一再解說，此處不必重復。此外，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爭的成功，使得一個已有七千年歷史的民族，脫胎換骨，返老還童了。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與靈魂的徹底澄清劑。只有在這個長時段的視野中，新中國與清朝的歷史聯系才能建立起來。何先生這篇論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的文章，目的是重新奠定清代作為新中國的的根基，而質疑這篇文章，實際上就是質疑新中國的根基，質疑長城以外是否能成為“中國”的必然組成部分。實際上，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間的關系，正如大家熟知的那句，長城內外是故鄉，是最好的說明。無論是早年拉鐵摩爾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還是晚近王明珂的《游牧者的抉擇》，都從不同角度證明了這點。

不過，如姚大力先生這樣的觀點，在當今依然還是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目前流行的關于中國歷史的標準敘事，基本上是把兩千多年以來中國國家形成與發育的歷史，描述為由秦漢確立的外儒內法的專制君主官僚制這樣一種國家建構模式在被不斷復制與向外延伸的過程中逐漸調整、充實和進一步發展。但是這樣的解釋存在一個巨大的缺陷。它雖然足以說明漢唐式的國家建制如何跟隨在漢語人群向淮水和秦嶺以南地區的大規模移民行動之后，最終將南部中國的廣大地域納入有效的府縣制治理范圍，卻也反過來向我們證明，在無法從事雨養農業、因而為漢語人群如鋪地毯般的滲透式移民活動所不可企及的西北中國，上述國家建構模式的施展空間就會因為缺乏由漢族移民及被漢化的當地土著構成的有一定人口規模的編戶齊民作為社會響應的基礎，而受到致命的壓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