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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羅伯特·卡普蘭，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我有幸與亨利·基辛格相識二十多年。自2000年以來，我每年都會與他數次共進晚餐，地點位于基辛格周末落腳的康涅狄格州肯特鎮家中。只有在新冠疫情期間，我們才通過電話與Zoom線上視頻交流。同基辛格見面的契機源于1996年6月，當時我為《大西洋月刊》撰寫了一篇關于他出版的第一本書《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爾雷與1812-1822年的和平問題》的文章，該書研究了后拿破侖時代歐洲和平條約的簽署。那篇文章發表數月后，我就同基辛格見了第一面。

自從我們成為朋友后，我再也沒有寫過關于基辛格的文章，除了一篇回顧他職業生涯的長文，本來是打算留作寫給他的訃告，但《大西洋月刊》決定在2013年5月基辛格90大壽的那天發表出來。除了那篇文章以及尼爾·弗格森、巴里·格溫和馬丁·因迪克等人回顧基辛格生平與思想的上乘之作外，我沒有什么可補充的，只有關于那些年晚餐的個人回憶。基辛格會在餐桌上請客人們發表對當今時代最重要問題的看法，然后他一一做出回應。

這些晚宴是由基辛格聰穎且強勢的妻子南希主持的，你可以感受到她在房間里十足的存在感。我們往往不會討論當時的頭條新聞，而是暢談中國、德國、俄羅斯與美國歷史上面臨的兩難選擇，到今天大學面對的挑戰，以及偉大領導人應具備的品質等話題。許多基辛格當時表述的觀點都反映在他后來出版的著作中。

但我認為，有必要復述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對基辛格哲學所做的部分解讀，這非常重要。我認為，基辛格的哲學觀是關于他個人的最重要遺產，大致也能勾勒出他職業生涯的脈絡：這種哲學觀源于基辛格的兩重經歷，一是身為一名生長在希特勒治下納粹德國的猶太年輕人，二是作為移民的兒子，來到美國后面臨的艱難環境。

事實上，基辛格已將猶太人大屠殺中總結的教訓內化于心中，且與同時代自由主義精英的看法非常不同。基辛格將希特勒視作一個渴望變革的蠻族首領，代表無政府主義勢力，企圖推翻一個已經建立起正當性、哪怕并不完美的國際體系。雖然看上去沒有那么直接，但如基辛格在他的第一本書中所述，針對另一位帶有革命色彩的領袖拿破侖的外交安排，為他提供了一個分析希特勒問題的基本框架。在基辛格的心中，道德和權力的關系是無法被割裂的。

1973年，基辛格就獲得國務卿提名在美國參議院參加聽證會

事實上，在冷戰最緊張的時期，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最高級別官員，基辛格對道德的思考也比許多自詡的“道德主義者”更為深刻。而在那個時代，最終極的道德目標就是通過一種有利的勢力均衡安排來避免美蘇之間爆發直接軍事沖突。盡管冷戰似乎已經遠去，但對于像我這種曾經以編輯身份報道共產主義東歐的人來說，冷戰時期的那種陰沉、如電影結尾定格般的貧窮以及令人窒息的壓迫感，永遠都會歷歷在目。如果不是基辛格的現實政治策略推動了旨在平衡蘇聯的美中和解，就算他與尼克松總統成功地與克里姆林宮達成戰略緩和，羅納德·里根總統將永遠不會有資本推行他接下來的威爾遜主義政策。

正如喬治·舒爾茨、詹姆斯·貝克三世等冷戰時期的其他幾位偉大的共和黨人國務卿，基辛格其實也是一位現實主義的國際主義者。今天美國的現實主義者正越來越擁抱新孤立主義，其影響力因此日益邊緣化。

基辛格在著作中表達的信念顯然不適合缺乏膽識之人。這些信念從感性層面令人難以接受，但在分析層面卻具有永恒的價值。比如：

無序比不公正更加糟糕，因為不公正僅僅體現了世界的不完美，而無序則會催生無政府狀態以及霍布斯式的戰爭與沖突，“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噩夢。

因此，秩序比自由更加重要，沒有秩序則所有人都失去自由。

處理國際與國內事務的根本性原則并非是要約束不道德，而是要克制自以為是的心理。正是自以為是的心理往往會導致戰爭以及最極端的壓迫，不管是在國際還是國內層面。

政策的目的是調和“什么是正義”與“什么是現實”。編輯與“自由戰士”的人生很輕松，因為他們只需要關注自己心目中的正義。而肩負著官僚體制責任、服務各國自身利益的政策制定者們，無法享受這樣的特權。

悲觀主義在道德上往往比昏了頭的樂觀主義更優越。因此，未必一定要看不起悲觀主義。

顯然，以上的文字大多是對偉大哲學家們的總結，尤其是霍布斯。但基辛格值得稱道的是，他在日常處理外交政策的過程中清醒地運用了這些思想。

由于越南戰爭的爭議，基辛格依然遭受許多人的憎恨。也許這樣說很奇怪，雖然基辛格與尼克松以血腥的方式實現了從越南撤軍，但此舉卻展示出了真正的品格：他們相信自己在服務國家利益，向中國與蘇聯展示美國的強硬，哪怕他們完全明白，這樣做會遭到媒體、自由派歷史學家撰寫的各種書籍與民意調查的審判。

面對自由派要求美國立刻全面地從越南撤退，保守派逃避現實（他們相信美國會持續戰斗到勝利為止）的態度，這種血腥但系統性地撤軍部署，對美國實力在中國、蘇聯和中東的聲譽產生了顯著影響。尼克松與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是一脈相承的。你不可能把基辛格在中東巧妙的媾和安排與他在印度支那半島的行為相割裂。然而，美國從越南撤出的速度依然快于戴高樂下令從阿爾及利亞撤軍的速度，但卻是法國領導人的決定得到了歷史學家的贊揚。

至于對歷史的評價，盡管基辛格個人的回憶錄中有許多缺陷，但它依然比同時代其他美國政治家的回憶錄視角更加宏大、文筆更為優雅，且思想上更具啟發性。對于許多問題，基辛格也許不能給出最權威的看法，但他依然會有相當接近一語中的的評論。

按照德國哲學家、歷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定義，基辛格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他并不是一位相信歷史可以改寫的反進步主義者，也不是一位相信歷史會朝某個方向前進的好戰型理想主義者。基辛格有更清醒的結論：“與其說相信勝利，不如說他相信和解。”

(原文于11月30日發布在英國Unherd評論網站，原標題：“基辛格的現實政治背后的悲劇。” The tragedy behind Kissinger's realpoli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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