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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昨日，魏則西事件呈現出三大風口：百度、莆田系和武警醫院。

百度見錢眼開，失守大型互聯網公司企業倫理和社會責任，遭輿論鞭撻咎由自取。莆田系的塊頭、厚度、歷史淵源，以及迷宮般的股權結構和錯綜復雜的政商關系，客觀上保護了自己——無論是媒體還是網民，痛斥莆田系尚只能停留在泛泛而論之層面。武警北京二院及廣義的軍隊醫療資源向地方開放所引發的一系列弊端，已在網絡上積累了大量議論和批評，有些批評還非常尖銳。

不過，隨著事件的發酵與演進，在社會常識層面，民間輿論有兩個沒有想到：第一，軍隊沒有護犢子，有關政府機構亦沒有當駝鳥，軍地雙方密切配合，迅及行動，在第一時間組建聯合調查組進駐武警北京二院；第二，武警總部緊接著決定，暫停武警北京二院對外門診以配合調查。

軍隊輿論機構，更是搶在地方輿論機構集體發聲之前，連續發表評論闡明態度主動引導輿論。譬如《假如白求恩遇到了“莆田系”》一文旨在表明立場，而《任何人都不能借“魏則西之死”詆毀抹黑軍隊》一文，則試圖匡正輿論走向。

武警北京二院對外門診停診通知

地方的新醫改仍在艱難推進，老問題、老困惑遠未得到明顯緩解，新問題、新困惑又接踵而至；軍改亦在按部就班推進。魏則西事件客觀上為地方與軍隊的兩大改革，能否在軍隊醫療資源為地方提供有償服務這個節點上，形成人們所希望看到的交集，并在此基礎上去弊興利，正成為輿論關注魏則西事件如何了結的一個關鍵看點。

討論與分析軍隊醫院有償服務利與弊，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是必不可少的哲學分析工具。該工具中同時包含有認識論和方法論。從“兩論”出發，我們的討論與分析才能心平氣和、更加客觀和公允，所得出的判斷或結論才更能為大多數人所認同。

軍隊醫療單位于地方而言相對獨立，最小的建制醫療單位是獨立營或獨立大隊的衛生所（一般為連級建制，但高年資軍醫掛中校、上校銜的亦非個別）。營以上，每個建制團設衛生隊（一般副營建制），每個建制師設師醫院（通常為正營個別為副團建制），集團軍通常配編以拉阿伯數字為編號的團級建制的野戰醫院。與集團軍同級的省軍區通常配編一家正團級建制的軍區醫院，譬如浙江省軍區的117醫院。各大軍區則配編“總醫院”，譬如南京軍區總醫院等等。

除此之外，各軍兵種亦配設各自的軍兵種“總醫院”，譬如海軍總醫院。軍區空軍、海軍包括海空軍二炮基地，也配設有自己的醫院，譬如位居虹口區的海軍411醫院，就屬海軍上?；蒯t療保障醫院。

還有，解放軍還設有全軍性質的總醫院及同為全軍性質的專科醫院，譬如大名鼎鼎的301醫院和302醫院之類。再有，在軍醫大學麾下，也配置有附屬的教學醫院，譬如上海二軍大下轄大名鼎鼎的長海、長征兩大醫院。另有，解放軍還設置有軍事醫學科學院，其名下亦有不少研究型科室（研究中心）對地方患者開放。此外，?？哲姷母呒夹g兵種，還配置有專門的療養院，譬如西子湖畔的空軍杭州療養院，以安排飛行員年度療養為主。

戰傷的治療與處置在醫學科學中難度往往最大，治療等級最高，軍隊流行性疾病防控要求也高于地方，因此軍隊醫院的醫療水準總體高于地方。通常，正團及以上建制的軍隊醫院，都系三甲醫院，都同時屬于地方醫保定點醫院，均在為地方患者提供有償醫療服務。

魏則西事件鬧大后，有人寫文章認定，軍隊醫院有償服務始于改革開放之后，這一診斷并不準確。其實，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解放后，軍隊醫院就有向地方開放辦醫之傳統，1964年，我的母親就曾在長海醫院接受過住院治療。只不過，那時的長海醫院不接收頭痛身熱之類的地方患者。地方普通患者若患上的是疑難病癥，也須到縣級政府的衛生管理部門開一張轉診介紹信，才可到諸如長海這樣的副軍級醫院診療。只不過，改革開放前，軍隊醫院對地方患者開放屬于“被動式放”——軍隊醫院不主動招攬地方患者。

改革開放后，尤其是1985年百萬大裁軍后，軍隊醫院逐步走上“主動式開放”之路。一路發展至今日，不少軍隊醫院為軍人服務似乎成了“副業”，為地方患者服務倒成了“主業”。如此“主副倒置”，一度弄得軍隊官兵頗有微詞，以至于不少軍隊醫院尤其是設在大中城市的軍區醫院，只好將官兵醫療區與地方患者醫療區進行隔離，譬如數月前，筆者在杭州117醫院看望病人，病人所在住院樓的第一層就只收軍隊患者，二至四層則專治地方住院病人，以避免軍地雙方互相干擾引發不愉快。

盡管“主副倒置”已具有相當普遍性，其所引發的一系列副作用亦毋庸諱言，但客觀地講，1985年以后，作出軍隊醫療資源向地方主動開放的決策，其初衷決非單純為了賺地方患者的錢。這兒所及的“客觀”大體如下：

第一，地方優質醫療資源嚴重不足及分布不均衡，軍隊優質醫療資源向地方開放，有助于緩解地方優質醫療資源緊缺矛盾，有利于緩解老百姓看病難。

第二，連續三次大裁軍后，兵源總額從400萬人壓縮至240萬人，導致軍隊醫療資源相對富裕，為緩解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軍費緊張帶來的“養人壓力”，致使對地方開放部分醫療資源確有迫不得已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