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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國內出了一條大新聞，甚至比臺風“燦鴻”來襲更為搶眼——警方摧毀了一個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為中心的滋事擾序的“重大犯罪團伙”，該所主任周世鋒等一批涉嫌犯罪的所謂“維權律師”被刑拘。筆者有很多律師朋友，看到這則新聞，感慨良多。

除了少數西方媒體和個別國外政客，對周世鋒等人的“遭遇”發了點例行公事般的、程式化的、隔靴撓癢式的聲援外，國內互聯網上的主流民意都把周世鋒等的“遭遇”，視為放著好日子不過的反面典型。

公安部起底“維權”黑幕 多名“死磕”律師被捕

律師“身在福中”

建國前，中國已有一些零星的律師，但整個國家并未形成一個律師行業。中國真正形成律師行業，并對律師執業依法加以規范、予以保護，是改革開放之后的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期始，律師和律所開始在各級政府司法機構（局、廳、部）內部成建制降生。

最初的那幾年，律師皆吃官飯，其身份相當于今天編制內的政府公務員。到了1990年代初，“律改”成為中國最早也最徹底的司法改革之一。在“律改”中，國家采納了絕大多數律師要求“自食其力”的愿望，于是，律所與各級司法部門脫鉤，允許組建合伙制律師事務所，律師放棄官身成為自由執業的司法工作者。

與此同時，國家建立律師執業資格考試制度，設立律師執業的基本準入門檻，并制定《律師法》，將“律改”成果以國家法律的形式予以固定和強化。

以上所有這些努力，我們今天回頭再看，足見國家建立律師制度的堅定態度與政治誠意。

和中國所有從無到有的行業一樣，律師行業同樣經歷了“一放就亂”的歷史過程。治理律師行業之亂，近幾年適才開始有所當真。

盡管《律師法》就有專門處罰和吊銷律師從業資質的法條，但政府各級司法行政部門，對違紀違法的律師在絕大多數情形下，仍堅持以教育、引導、開導為主，通常只有在律師直接觸犯刑法時，才不得不對其施以刑事懲處。比如，“李天一案”的數名代理律師鬧得如此的不像話，北京市、區兩級的司法局，也仍以教育、批評、警告和業內通報作為懲罰手段，點到為止。

政府對律師犯錯的寬容和對律師隊伍的愛護，同樣有目共睹。還記得，有一回徐匯律協邀筆者去講課，課間休息時無意中聊到律師和律師隊伍，未曾想，有多名律師接過話頭，向筆者直陳某些律師同行的所作所為（雖是極少數）形同“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后來，因常年參與《民主與法制》雜志每期“封面專題”的選擇和策劃，筆者與律師圈的接觸變得十分頻密，才逐步知曉，原來周世鋒這類的所謂“維權律師”，在律師圈內亦十分孤立，亦被廣大律師所瞧不起。

律師能與政治共舞嗎？

由于法律、法制、法治三者都是國家政治的天然組成部分，故而，律師在執業過程中，在從事訴訟活動時，要想完全回避政治，即使是刻意去做也是不可能的。但古今中外，律師都不能誤把政治作為主業，更不能把律師的司法工作者身份，以及律師所特有的“司法方便”，作為從事不當政治活動的招牌和工具。從歷史到現實，各國或多或少都有錯把政治當主業的律師，但最后往往都“玩火自焚”。

有人天生就有“玩政治”的“癖好”，律師隊伍中有這樣的人也在所難免。可即便有哪位律師對玩政治上了“癮”，你盡可通過正當渠道和正當方式，向國家向政府向公檢法司建言獻策提意見。只能如此——皆因頭上有《律師法》罩著，《律師法》之上又有國家《憲法》罩著。律師又是社會上最懂法且最該守法的那部分人之一，怎么能知法犯法呢？至于挑戰正處于百業振興、充滿期望的國家背后的制度、道路和理論，甚至挑戰《憲法》本身，恐怕更是失卻了律師的職業素養與精神。

坦率地說，在今日中國，對律師隊伍的社會評價實在不夠高，同時，律師階層的收入水準位居社會的中上層。盡管律師階層內部也有貧富差距，但整個階層早已步入小康社會乃不爭事實。自從律師與編制剝離后，司法部先后頒行過數個版本的律師服務收費標準，但政府的收費標準從來就沒有得到過較真執行。現實中，訴訟費之高、收費之亂，弄得一般人不敢輕易打官司，以至于國家不得已對低收入人群實施財政出錢的“律師服務司法救助”制度。本短文不想討論律師收費是否該由政府管起來，但有必要坦陳三條：

其一，它至少說明打不起官司是個需要重視的社會現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襯出律師階層已總體過上了好日子；

其二，再次證明政府對律師隊伍真的很愛護，以至于許多人長期指斥政府對律師的監管不足、遷就，乃至“縱容姑息”；

其三，縱然公檢法司尤其是基層的公檢法司中的某些公職人員，對律師正常辦案不予配合乃至故意為難，但從總體看，這些問題和不足，都是這個國家在前進過程中正在不斷予以解決的。有意見可以提，但解決問題需要時間，律師們當有耐心，更要將心比心學會換位思考。

往大處說，類似周世鋒等“維權律師”這種“鬧”法，而且還“鬧”上了“癮”，并與西方敵對勢力“瓜田李下”說不清，有多少人能像現在的政府那樣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下去？

形勢在變，法治大環境亦在變。律師作為這個社會上最聰明因而最該講務實的群體之一，周世鋒等“自作孽”的教訓理該汲取。放著好日子不過，非得自砸“金飯碗”，雖說換來了西方敵對勢力幾聲廉價的同情，可那管用么？看清了這一條，就應該與代表國家和民族進步的建設性力量融為一體，做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建設者和捍衛者，而不是走向反面。

最后，提醒某些仍然“不安分”的律師，周世鋒團伙犯罪重案系公安部直接組織督辦，這反映出高層對此類犯罪的鮮明態度；對于社會而言，這次的反應也表明風向正在改變；如前所述，律師群體內，類似周世鋒這樣的也為大部分同行所輕視。因此，個別律師理當清醒體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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