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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盧拉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群】

不要試圖讓阿爾克明（譯注：巴西當選副總統，曾任巴西社會民主黨主席，2022年與盧拉搭檔參選，目前全面協調新政府交接過渡工作。）做一個他不會做的長演講。在后臺，我對他說：“阿爾克明，你不必像在以前的集會上那樣惜字如金。這里是人民的集會，來這里的人都是一些更有政治素養的人。你能多說一點嗎？”

然而，他還是一如既往地惜字如金。現在只剩下一件事要說，阿爾克明，那些未被選中參加委員會的人還有機會，他們將參與過渡進程。首先，我提出讓阿爾克明擔任協調員，這樣就不會有人以為協調員將成為部長。他不是要競選部長職位，而是共和國的副總統。對其他人，我會說，“啊，這家伙將成為協調員。他將成為一名部長。”

阿爾克明（左）和盧拉在活動中攜手。來源：《圣保羅州報》

其次，我想說過渡委員會不決定任何事。過渡委員會將會像一臺核磁共振儀。也就是說，它將調查本國的情況，然后基于本國的情況，我們將討論并做出一些決定，開始改變我們國家的進程。因此，如果有人想做出貢獻，想提出建議，或有其他什么事情，盡管說出來，請不要因為你不在參加者名單上而感到被排除在外。阿爾克明是協調員，梅爾卡丹特和格列西會扮演重要角色，參與聯盟的所有政黨都會發揮重要作用。我們正在開始這一進程。

我還想對你們說的一件事是，我在這里看到了贏得選舉的同志，也看到了失掉選舉的同志。我想告訴你們一個事實，選舉失敗并不意味著你不如獲勝的人，這只意味著那些勝選的人更善于溝通。我曾經參加過好多次選舉，每次輸掉我都會待在家里哭，因為我認為我的演講是最好的，我的提議是最正確的，我最適合領導這個國家。我很難過，因為我沒能讓人民認同我的自信。

很多時候，我們必須明白我們輸了，但這不是人民的失敗。如果我們不是參選人，那當選的人可能就不會當選。因為很多勝利者是贏得了某些淘汰者的票，有時差距還非常小。所以，我們需要考慮到這一點。通常只有贏的人才會被認可，而輸的人則不被認可。事實上，往往是善于講家國故事的人會贏得選舉，而失敗者則沒有書寫歷史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我想對你們說，失敗者將有權書寫歷史，他們將有權參與這個過渡進程和這屆政府。

盧拉在集會上演講

我想對你們說的下一件事是，如果地球上有一個最快樂的人，那就是我。我很高興，因為我一直相信上帝。我認為，在經歷了這一切后，我正在復活。許多人沒有想到我們還能有這一天。我們能有這一天不是因為在這的某個人有何美德，而是因為我們與巴西人民有著共同的美德和集體承諾，還有這個國家最卑微最貧窮的人做出了政治創舉。這意味著我們不必羞于說出這次選舉就是為那些最需要選舉的人而設，那些人曾經生活在一個政府輕視他們的國家。

我不會因某些人不理解我而感到不安，我指的是那些出生在薩爾瓦多市中心、累西腓市中心、圣保羅市中心的人，他們天生就有瀝青馬路，有電燈，有自來水，不知道這個國家該為窮人做什么。他們不知道蓄水池是干什么用的，他們不覺得擁有自來水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也不覺得用水管清洗過道和汽車有什么大驚小怪的。為什么要建140萬個蓄水池？這對巴西經濟有好處嗎？這能提高GDP嗎？我們建蓄水池不是為了提高GDP。我們這么做和經濟無關，我們這么做是為了人的生存。

我想，你們和數百萬投票的巴西人就是為了這個投票的。你們投票是因為你們相信，盡管我們必須照顧每個國民，但我們必須優先照顧那些最需要照顧的人。我們必須討論工人的問題。工人不能看起來像個體戶，工作起來卻像個奴隸，一旦陷入困境也得不到社會保障系統的保護，我們無法生活在這樣的世界。商人們不高興是因為我們不停地說我們要再次討論勞工立法。事實是我們必須討論21世紀的資本和勞工關系，我們不能在21世紀使用1943年制定的法律。現在的退休金改革意味著一個以往會收到2000雷亞爾的人現在只能收到1300雷亞爾，一個原本可以從丈夫那里得到2000雷亞爾養老金的女人現在只能收到一半。為什么人民要為國家的財政穩定付出這樣的代價？為什么人民要被告知“你必須削減開支”，“你必須攢錢”，“你必須設定支出上限”？為什么那些嚴肅討論支出上限的人不討論這個國家的社會問題？為什么在討論宏觀經濟的時候，窮人不被關注？為什么我們有通脹目標而沒有增長目標？為什么我們不在這個國家建立一個新操作范式？

我想告訴你們，我必須再當總統的唯一原因是要努力恢復人民的尊嚴。我在2003年12月說過同樣的話，我現在一字不改地再說一遍。我想對你們說：如果在我任期結束時，每個巴西人都能喝上咖啡，吃上午餐和晚餐，那我的使命就完成了。但對不起，伙計們。事實是，我沒想到在我任期屆滿下臺后，饑餓會在這個國家卷土重來。從沒想到。

當我上次離任時，我以為這個國家在接下來的十年里會像法國、英國一樣，這個國家會迎來社會進步。然而在這個國家卻發生了一位女性因要發展國家而受到欺詐罪的指控和彈劾，這個國家迎來了歷史上最嚴重的政治否認進程。在這個國家，我被指控犯有重罪，但卻沒有指控者能夠證明我有罪。我不必自證清白，我必須證明指控我的人有罪，我必須證明莫羅有罪，我必須證明達拉諾爾有罪（譯注：負責調查盧拉腐敗案的兩名巴西聯邦檢察官）。感謝上帝，我們設法證明了他們的罪行，我們為此而回歸。

這個國家是世界第三大食品生產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動物蛋白生產國，這樣的國家可以有效保證每個公民都能吃上飯，然而沒人解釋為什么這個國家還有饑餓的人。唯一的解釋是統治者不關心人民能否吃上飯，這才是至關重要的。但人民很關心這個問題。我們必須保證執行一項認真的財政政策，因為我們必須向金融系統支付利息。我在競選期間一直說：“沒有人能和我談論財政責任問題。”沒有人能說在這個國家有人比我更負責任。

你們還記得嗎，當我在2003年就任總統時，這個國家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了12%，我們設定的通脹率目標是4.5%。在我任期內，通脹率一直是圍繞這個目標上下波動。你們記得嗎？這個國家的失業率曾達到12%，但到了2014年，這個國家的失業率僅為4.3%，這是本國歷史上最低的失業率。這個國家的政府負債率曾到達60.7%，在我離任時，這一數字已降到37.7%。你們還記得這個國家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外債嗎？外債多的以至于馬蘭部長每年年底都要去華盛頓籌錢還債，巴西每年都要為此受辱。總有人飛往里約熱內盧或圣保羅機場，下飛機后來巴西政府查賬，并告訴我們哪些錢可以花哪些錢不可以花。那時的國家沒有經濟發展，沒有工作機會，只有我們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空頭保證。

我在上次擔任總統后， 這個國家發生了什么？我們不僅還清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欠款，現在我們還成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權人。之前的巴西沒有外匯儲備，而在我離任時，我們留下了3700億雷亞爾的外匯儲備，直到今天巴西還受益于此。此外，在我任期內，巴西是所有G20國家中唯一擁有財政基本盈余的國家。甚至有人為此退出了巴西勞工黨，只因為我把財政盈余從3.75%提高到了4.25%。

我意識到，我需要擁有一種叫做“信譽”的東西。這個詞應該印刻在本屆政府官員的腦子里，政府沒有信譽就無法治理國家。政府首先要有信譽，共和國的總統必須說讓人民聽得懂的話并讓人民相信他言出必行。其次，政府要確保國家穩定。只有國家能做出決定來保證政治穩定、經濟穩定、法律穩定和社會穩定。第三，是要有可預測性，社會不能被政府的政策搞得措手不及。

我給你舉兩個缺乏可預測性的例子。你們可以看到現在仍有一些人聚集在軍營前，表達對選舉結果的不滿，因為社會上有譴責選舉結果的聲音，有假新聞，有關于選舉過程的謊言，說電子投票機有問題等等。我記得薩達姆?侯賽因說他必須面對美國，因為美國說他有化學武器，可他沒有勇氣說出他沒有化學武器。昨天，我們的武裝部隊發生了一些屈辱可悲的事情。共和國總統是武裝部隊的統帥，但他無權讓武裝部隊介入政治。他無權讓軍方成立一個委員會來調查投票箱問題，調查投票問題應由民間社會、政黨和國會來做。這么做的結果就是恥辱。

我不知道我們的這位現任總統是不是生了病，我不知道他出了什么問題。但他有義務上電視，向巴西社會道歉，向武裝部隊道歉，因為他利用了武裝部隊為己謀利。巴西武裝部隊是一個嚴肅的機構，他們是巴西人民對抗外敵的基本力量。而他們卻被要求提交了一份什么內容也沒有的調查報告，這是對他們的羞辱。他們指責選舉舞弊這么久，但調查結果卻顯示絕無此事。作為共和國總統，他可以犯錯誤，但他不能撒謊。共和國總統對他的人民撒謊是不可接受的。一個通過電子投票五次當選副總統的人，一個通過電子投票提拔親信的人，現在卻質疑電子投票的可靠性。昨天的調查結果已證明，他之所以質疑只是因為他知道自己會輸掉選舉。

你們知道，這不是兩個人之間的爭端，也不是兩個政黨之間的爭端，也不是兩個候選人之間的爭端。這是候選人和國家機器之間的爭端，情報部門、聯邦警察、交通警察、每個州的警察都參與其中。也有商人參與其中，他們威脅自己的工人，讓他們用手機拍下自己的投票過程以證明工人投票反對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