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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當時正在和中國、俄羅斯以及印度一起，逐漸成為國際上的重要角色。換句話說，我們在政治上已是舉足輕重的。所以對他們來說有必要讓勞工黨退出政府，并且找到什么東西來將我關起來。他們捏造了所有關于腐敗的謊言，我從來就不擔心，因為我知道自己是清白的。今天在這里，我可以很確信的告訴你：“我從來沒有過心理負擔，我一直都比那些審判我、控告我的人睡得更好。”我希望有一天這些污蔑我的人可以公開道歉，對我來說唯一重要的是他們能夠為自己在指控我時犯下的所有錯誤道歉。

現在我很幸福，我很快樂，我想告訴你我非常的幸福。我75歲了，充滿活力，有很大的政治抱負。我非常，真的非常希望，能夠在2022年的大選中為我們的國家重獲民主。

李世默：這是一個令人驚奇和不安的故事。你們國家的司法部門到底發生了什么？在你看來，你的案子有沒有受到外國的干涉？

盧拉：美國司法部指示美國檢察官參與了對我的訴訟。他們到巴西來和巴西檢察院會面，法官和檢察院的人也去了美國和美國的檢察院討論對我的定罪。我們記錄了一段證詞，顯示美國的檢察官在歡慶我的被捕。我對此能找到的唯一解釋，就是因為巴西正在變成一個重要的國際角色。

我們當時正在爭取讓更多的國家進入聯合國安理會，正在為在南美洲建立一個非常強大的集團而奮斗。我們正在建設金磚國家：巴西、中國、印度、南非和俄羅斯。我們正在創建一個多邊組織，可以說，我們甚至想過為商業交易創造一種貨幣，以便不再依賴美元。我們可以看出，巴西當時和中國保持著特殊的關系，中國已經變成了巴西的第一大貿易伙伴。

我給你舉個例子：我當上總統的第一年里，中巴兩國之間貿易往來僅60億美元。到我卸任時，即2010年，貿易往來已經達到760億美元。換句話說，中巴兩國間的貿易關系在我的任期期間增長了超過12倍。中國是一個對巴西來說至關重要的國家，我認為這對美國人造成了困擾。

美國人覺得困擾，是因為他們絕不能接受在拉丁美洲有任何國家崛起，他們認為拉丁美洲的國家都必須對美國國務院俯首稱臣。同時，中國當時正在南美洲和拉丁美洲進行大量的投資。中國與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都建立了非常緊密的伙伴關系，而這對美國造成了很大的困擾；同樣令他們頭疼的還包括巴西和中國對非洲市場的開拓。

換句話說，美國實際上是害怕失去其在全球的世界警察的首要地位。事實上，不論是在經濟領域，技術領域還是軍事領域，美國都不希望有競爭對手。而實際上，巴西當時正在發展成一個重要的國際角色。

2019年盧拉出獄，支持者前來迎接（路透社）

中國一直在發展。如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國內生產總值最高的國家之一，中國的經濟超越了美國的經濟[1]，現在他們也在擔心中國在軍備領域和航天領域的發展。所以，美國人很不安，因為他們習慣了自二戰以來，應該說是一戰以來，美國擁有的世界霸主地位。

這就是我找到的對迪爾瑪·羅塞夫總統被彈劾、我的被捕以及針對勞工黨捏造的種種謊言的解釋。我所能找到的唯一解釋就是這個。美國總是在不斷的插手拉丁美洲的政治，他們要對巴西發生的政變、智利的政變、烏拉圭的政變和阿根廷的政變負責。

這是美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而我正是為了反對這個而奮起反抗的。因為巴西是一個主權國，巴西有權決定自己的政策，有權決定自己的經濟，有權制定自己的國際關系，正如中國也有這個權利。也正是因此，我們不能接受美國為了成為世界警察而試圖強加給全人類的角色。

李世默：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全球化初起時，我們都非常希望，如果我們遵循某一特定的發展處方，所有發展中國家都能發展成發達國家。許多國家也正是這樣照方抓藥。但幾十年過去了，顯然，中國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其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金磚四國（包括巴西）的大多數國家卻都已停滯不前，不能再發展進步了。那么，發展中國家出了什么問題？為什么只有中國一枝獨秀？我們怎樣才能改變這種狀況？

盧拉：在我任職總統的期間，除了政治以外，我們還遇到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經濟危機。

首先是美國的次貸危機，接著是雷曼兄弟的破產，那次危機造成了全球的經濟恐慌。我是二十國集團的創建者之一，我非常積極的參與二十國集團，主要是為了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復蘇。

但事實上，富裕的國家不習慣為貧窮的國家的發展讓出空間。我記得在二十國集團的倫敦峰會上，我建議我們應該利用富國的消費危機，使我們能夠在貧窮的國家進行投資，尤其是在非洲國家，讓他們能夠進行技術發展，讓他們也能夠成為消費國以重振世界經濟。但這未能實現。

我們嘗試過改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規則，嘗試過改變世界銀行的規則。但要做出改變非常的困難，因為權力掌握在歐洲和美國的手里，所以非常的困難。

被切開的血管——這是對美國剝削拉美的最生動描述

但為什么中國能夠做到這一點？

因為中國有一個政黨。中國是1949年在毛主席帶領下的革命的產物，中國的這個政黨有權力，有一個強大的政府，當它做出決策時，人民會遵守這些的決策。這是我們巴西所沒有的，我們可以為了一個謊言就彈劾我們的總統迪爾瑪·羅塞夫。可以說，我們國家的金融精英階層經常插手干預政治，而我們需要跟他們對抗，向他們表明政府必須發揮的重要作用。

人民需要的很多社會政策，只有在政府強大的時候才能做到，只有在政府擁有指揮權的時候才能做到。很遺憾的是，在拉丁美洲的國家和第三世界的國家，政府的作用在逐步弱化，越來越多的國有公司在私有化，越來越多政府應有的職能被私有化。

比如，中國能夠如此迅速的抗擊冠狀病毒是因為中國有一個強大的政黨，有一個強大的政府，因為政府有控制權，有指揮權。巴西沒有這些，其他國家也沒有。

所以，我曾經對金磚國家抱有很多希望，我曾有很多的夢想，曾對我們和中國的關系、和印度的關系、和南非的關系以及和俄羅斯的關系有很遠大的設想。我曾認為我們應該建立一個戰略伙伴關系，使得我們，這些占了全人類一半人口的國家，可以不再依賴于美元的政策，不再需要美元來開展我們的對外貿易，建立技術發展的伙伴關系。我們當時正在與中國建立伙伴關系，制造我們的火箭來守護我們的國家，守護我們的地球。

我認為中國能夠以如此非比尋常的方式發展是因為中國相信，除了要有一個強大的政黨，還需要在教育上進行大量的投資。有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年輕人到世界各地接受培訓和學習，正是因此，中國才能實現這一質的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