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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鋒：

特朗普勝選以后各方熱議，我借這個機會就中美經貿關系分享幾點看法。

第一，特朗普新政有很多與過去是一脈相承的，但也會有一些新內容，我想對其三點動向做初步觀察討論。第二，中美經貿關系下一步怎么走？在觀察過去幾年演變經驗事實的基礎上，做一些前瞻性討論。最后簡略探討我國應對政策。

所謂三點動向自然不是針對實際政策，而是基于現有信息對其后續政策走勢的一種推測，現在提出探討后續還可以繼續觀察研究。特朗普這次選戰是超預期大勝，從政治學角度來講幾乎是一次烏龍事件，幾個搖擺州翻紅導向特朗普，出乎意料。這個重要變化，反映出美國或發達國家現階段民意變化的一些新特點。

1. 特朗普內閣財經官員七人六部

特朗普勝選后快速組閣，與經濟相關的大概有七人六部。其中關鍵職位的財政部長，由全球知名對沖基金資深人士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擔任，他曾任索羅斯對沖基金掌門人多年，在全球范圍主營做空交易，對國際政治經濟形勢與大國關系的判斷，有時候會納入到他的交易模型中。貝森特被提名財長前，曾對媒體系統闡述過他有關美國經濟3-3-3方略，包括削減預算赤字、放松管制和增產傳統能源，提供了觀察他設計實施美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背景信息。

即將出任商務部長的霍華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也是華爾街金融家出身，其公司還經營穩定幣-泰達幣（Tether），這對后面觀察特朗普比特幣政策轉變具有參考意義。另外就是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和另外一位以企業家身份從政的維韋克·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主管新設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設立這個部門對美國聯邦政府而言是破天荒的，對特朗普新施政意圖負有重大使命。另外考慮馬斯克對中國經濟的了解和認知，對后續美國對華經貿政策是否會產生某種影響，也是有意思的觀察點。

特朗普首任時期重新定義了美國經濟與安全的關系：指出傳統觀點認為經濟安全影響到國家安全的理解其實并不準確，因為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這個理解以及對華政策新方針，實際上被拜登政府大體接受。與這一新命題相聯系，我們看到近年擔任美國國務卿和國家安全助理職位的高官，他們關心和討論問題時常會“越界”涉及經貿關系議題。所以候任國務卿盧比奧（Marco Rubio）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沃爾茨（Mike Waltz），這里也被看作是財經團隊相關的內閣人員。

遠距離觀察特朗普新內閣成員構成，會發現他們對特朗普理念的共識度上升了，但是也增加了某種多元復合性，這方面特點后續會有什么影響也值得關注。

回想2018年1月份隨團去美國參加“中美經濟二軌對話”，當時美方對華關稅戰尚未開打，但是我們在DC會見財經和安全部門官員時，已感覺到對方畫風完全變了。這促使我在回程航班上草擬了一份簡報初稿，提出中美貿易戰風險會顯著增加。從2010年開始我們對話團隊每年都會去DC拜會這些聯邦政府部門相關官員，2018年初完全不一樣情況在于，對方不約而同地表達抱怨、委屈、傾訴或控訴，給我和團隊同事都留下很深印象。

但是今年與2018年比較又有點不一樣，美國官員似乎有了一點反省、自責。例如美國候任國務卿盧比奧就說，目前美國在中美經貿關系方面面臨的困境，“不怪中國”而是要“怪我們自己”，既有點悲情也有些自省的意思。美方政要和精英在評論內外形勢時，常提到這是大變局的開始，甚至強調這可能是最后一次機會。這些經常略帶夸張的表達，或是凸顯美國經濟社會內部矛盾和危機風險，或者強調外部環境特別是中美競爭態勢派生的壓力。

未來難以預判，然而有一條可以確定，就是美國會拿出其全部心智和能力來應對中國。

當然，中美大國經貿博弈結果如何，并不取決于美方政要精英的意愿，而是由雙方和世界其它經濟體的認知和選擇等復雜因素共同決定，這些因素及其未來消長演變是觀察中美經貿關系走勢的關鍵。基于這一理解，談談特朗普新政三點可能的動向。

2. 美國經濟增長困境與超常選擇

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經濟政策有同有異。相同點之一是兩黨都追求經濟增速最大化；另外新世紀以來絕大部分年份都在實施超常貨幣政策，兩黨對美聯儲具體政策或有微詞和質疑，然而在貨幣放水問題上其實沒有太大差別。但是兩黨有關財政和監管政策立場差別明顯：民主黨偏好做加法，表現為比較熱衷于加稅、擴大支出（社保、新能源投資等）、加強監管等，共和黨則傾向于做減法，喜歡在如減稅、削支、去監管等方面做文章。

下一步特朗普要實現MAGA目標，無疑也會追求盡可能高的經濟增速，但是實現增長目標面臨前所未有的制約條件與困難，因而不得不試圖通過政府瘦身的超常手段謀求高增長。對此可通過候任財政部長貝森特早先對媒體系統表達的經濟政策思路加以分析。貝森特把他的政策思路概括成3-3-3目標，其中一個3是要求經濟增速達到3%。目標意愿可以理解，但是實現目標面臨多重客觀約束，因而不得不訴諸超常手段騰挪應對。

為什么3%增速難以達到？首先看以上圖形數據，上個世紀美國長期經濟增速確實曾經達到過3%以上，然而進入新世紀以來經濟增速大體在2%上下，過去4年比2%高一點，主要是由于疫情期間實施超常規刺激手段，同時引發了40年未遇的通貨膨脹。可見從較長期歷史表現看，很難達到3%。

其次從潛在增速與現實增速關系看，也很難使得未來增速顯著持續提升。例如從菲利普斯曲線關系看，近年高通脹意味著現實增速超過潛在增速，如果要拉低通脹，通常要接受較低經濟增速。另外美國失業率水平也處于歷史低位，從奧肯關系角度看現實增速也高于潛在增速。

再次從目前經濟形勢看，美國后手很難滿打滿算盡情透支貨幣與財政刺激工具。經過美聯儲高利率和縮表的緊縮治理，美國近年通脹水平已經較大幅回落，但是下圖數據顯示徹底制服通脹仍面臨服務項目通脹粘性制約，受到這方面因素以及其它結構性因素變化制約，后續擴張性貨幣政策難以像疫情前十余年那樣火力全開，難以重回零利率加量寬的超級寬松狀態。

財政政策受縮赤目標制約更無法繼續大手刺激。貝森特的“3個3”目標第一點就是到2028年要把聯邦財政赤字率降低至3%。減赤目標本身不錯：下圖顯示美國聯邦債務率超過二戰時期達到歷史新高，近年高利率和高收益率環境導致美國聯邦政府利息支出大幅飆升，使得早先美國學界依據一段時期償債率走低事實認為負債率高低與財政可持續無關的觀點不攻自破，可見美國確實要整頓財政削減赤字。問題在于如何做到？下圖顯示美國疫情以來年均赤字率是9.6%，疫情前2010-2019年年均赤字率約為4.8%。要把它大幅壓縮到3%，且不說能否實現，財政政策無法持續寬松是肯定的了。

在貨幣和財政政策工具受限背景下，要把經濟增速提升到3%，只好另辟蹊徑劍走偏鋒，通過“去監管”去提升潛在增速。“去監管”是共和黨傳統政策藥方，但從目前情況看特朗普新政“去監管”，不是一般意義上通過立法或總統行政令減少管制，而是要借助“去監管者”來“去監管”：通過設立上述政府效率部，“刀口向內”大幅裁減官僚人數，從而釜底抽薪地減少各類管制政策，希望由此釋放經濟活力提升潛在經濟增速。

我曾用“宏調保穩定，改革上臺階”來概括當代中國經濟增長表現，強調改革時期不同時段推出的重大改革開放政策，釋放了特定時期經濟增長潛力并推動經濟邁上新臺階。雖然美國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與制度環境根本不同，然而考慮破除過度不必要經濟監管措施，也具有體制和機制改革含義，因而從積極角度觀察美國上述政策設計有點類似于“改革上臺階”的意思，在邏輯上并非沒有一點道理。

問題在于現實能否走得通？特朗普試圖借用馬斯克收購推特后大幅減員增效做法，把企業治理經驗直接移植到國家層面，這個新奇大膽設想是會讓美國經濟鳳凰涅槃？還是會打開混亂甚至災變的潘多拉盒子，只有時間才能回答。 “去監管者”觸及官僚體制內部核心利益關系，觸動近現代國家治理的深層結構，這樣史無前例的“刀口向內”改革，無疑會面臨無法預判的巨大阻力和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