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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差現象分析思路

本文采用一個簡單的三階段考察思路來厘清上述新增與凈增就業關系問題。首先考慮一個最寬口徑的城鎮總增就業量[4]與凈增就業指標關系，給出邏輯上可能導致二者差別的所有因素。其次結合新增就業指標統計定義，部分剔除上述可能導致差異的因素，從而確定現行統計方式下可能導致新增和凈增量差別的變量子集。最后結合相關經驗數據，評估哪些因素實際導致新增和凈增量差離，并討論其相對影響大小。

七點因素會導致廣義城鎮總增就業量與凈增就業之間差異：（1）從業人員退休離開工作崗位，（2）從業人員非正常死亡，（3）城鎮就業人員失去工作但仍在城鎮積極尋找工作，（4）城鎮就業人員失去工作崗位不再尋求工作，（5）農業戶口在城鎮打工的從業者失去工作后返回農村，（6）在某個特定城鎮轉換工作崗位因而可能一人“多次”就業情況，（7）在不同城鎮異地轉換工作崗位導致一人“多次”就業情況。

七點因素可歸為兩類：

一是城鎮總增就業量統計沒有考慮的就業人口退出就業情形，這是總增量與凈增量可能發生差別的最重要原因。依據從業人員退出崗位的決定因素、主體身份以及退出后狀態不同情況，對應上述第1-5種情形。

二是可能發生的重復計算導致就業毛增量與凈增量差別，對應第6和7兩種可能。在這七種因素中，新增就業統計指標定義已考慮剔除和意外死亡因素影響，另外已排除兩種重復統計可能，由此可鎖定余下第3-5種三點因素是可能導致城鎮新增與凈增就業量差別的基本原因。

三點原因都與宏觀經濟和勞動力市場變動導致從業人員失去工作有關，考慮我國體制轉型背景分析個別因素影響還需區分從業人員城鄉戶籍身份和城鄉就業差別。

第一，城鎮從業人員如失去工作并且繼續尋求工作，對應典型的失業情景，其影響理應被城鎮失業人數或失業率變動所捕捉。

第二，對于具有城鎮戶口身份的從業人員來說，如果失去工作但在統計期內由于種種原因自愿或不得不放棄尋求工作（包括求學深造），則意味著在統計意義上退出了勞動力，這類影響邏輯上應能表現為城鎮勞動參與率指標變動。

第三，農業戶籍城鎮從業人員失去工作并放棄尋求工作，其影響或需分兩種情況討論：如當事人繼續在城市居留（這種情況較少不過也不能排除），理論上也會影響城鎮勞動參與率。但是如果他們返回農村原戶籍地，則表現為“農業戶籍城鎮從業人員返鄉人數”增加或“返鄉率”上升，這類情形可能或許是現行常規就業統計的盲點。

失業率與勞動參與率影響

上述失業率、參與率、返鄉率三重解釋因素在能否量化統計上差別很大，需結合現實情況分別考察它們對城鎮新增和凈增就業反差的影響和解釋作用。統計部門常態化公布城鎮調查失業率數據，利用年度城鎮調查失業率和城鎮就業人數，可估算出城鎮失業人數及其年際變動，由此定量觀察其對城鎮新增與凈增就業量反差的影響。2022年月平均失業率為5.5%，比2021年5.1%增加了0.4個百分點，結合城鎮就業數據可以估算2022年城鎮新增失業人數約為190萬人（見下圖）。給定2022年城鎮就業新增與凈增量擴大2000多萬人，失業人數增加能解釋其近10%變化。但是2021年城鎮失業增量估計為-231萬，由于失業人數減少即就業人數上升會同時影響新增和凈增就業統計，因而不會額外影響城鎮新增和凈增就業反差。

如城鎮從業人員失去工作后因種種原因放棄尋找工作，在統計上則被看作退出經濟活動人口并表現為勞動參與率下降[5]，可見就業形勢收緊可能同時表現為失業率上升和勞動參與率下降。沒有發現城鎮勞動參與率現成數據條件下，我們嘗試計算該指標值并考慮其變動對城鎮新增和凈增就業反差的解釋作用。勞動參與率等于經濟活動人口除以勞動年齡人口得到的比率。利用城鎮經濟活動人口等于城鎮就業人口除以（1-城鎮調查失業率[6]）得到城鎮勞動參與率的分子，合計城市和鎮分年齡人口數得到城鎮勞動年齡人口，由此計算2013-2021年城鎮勞動參與率。

上左圖結果顯示，疫情前七年我國城鎮勞動參與率從2013年71.3%上升到2019年76.3%，但是2020和2021年都顯著回落，其中2021年回落0.5個百分點，結合當年城鎮勞動年齡人口估計數，估計2021年約有324萬城鎮從業人員退出勞動力（上右圖），大約能解釋當年城鎮新增與凈增就業量反差42%。受目前數據限制暫時無法直接估算2022年勞動參與率變化，本文姑且假定2022年與2021年勞動參與率下降幅度大體相當，等2022年我國城鎮分年齡人口數據再訂正相關結果。這樣2022年勞動參與率下降帶來324萬人城鎮勞動力同樣減少，約相當于同年城鎮新增與凈增就業量反差的15.8%。

農民工返鄉因素影響

農業戶籍城鎮打工者“返鄉人數”或“返鄉率”變動，對本文討論主題具有特殊和重要意義。特殊性在于這個因素跟城市化推進階段背景有關，特別是跟我國戶籍等制度安排決定的城鄉二元結構轉型進程有關，也與我們多年前討論的“廣義奧肯定理與中國奧肯關系”[7]有關，其經濟屬性內涵決定了這個因素在國外標準勞動經濟學教科書中沒有對應概念。說它重要，是考慮前兩年特別是2022年疫情沖擊顯著掣肘經濟增長的特殊背景環境，來城市打工的農業戶籍從業人員因為環境原因失去工作后返鄉比例可能較大幅度上升，成為理解城鎮新增和凈增就業反差飆升的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