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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近日有美國智庫學者在《外交政策》網站刊文主張，美國的中東政策已經失敗，應該放棄向以色列和沙特提供的安全保障。今年也是美國大選年，結合當前形勢，您認為美國是否可能對中東政策做比較大的調整？

劉中民：長期以來，對美國在中東的政策尤其是盟友政策，各界是多有批評。美國的米爾斯海默、斯蒂芬·沃爾茨兩位學者，對于猶太院外集團綁架美國的中東政策這一點有許多批評。他們甚至把伊斯蘭極端主義反美的重要根源歸結為美國對以色列的偏袒和支持。

但是考慮到美國的政治文化，民主黨政府同猶太院外集團的關系，加上美以特殊關系形成的歷史，包括美國人認為以色列國家的產生和新教群體創立美國的歷史具有相似性，這些因素導致雙方在政治文化上始終有一種高度認同的情結。這恐怕不是美國短時期內能改變的。實際上從奧巴馬時期開始，一直有美國總統嘗試改變這一點，但是美以特殊關系還是會維持下去。

至于美國同沙特的關系，應該說，美國推動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關系正常化，依然是服務它戰略收縮的需求。自“9·11”事件以后，美國處理巴以問題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因此到了特朗普時期，美國反其道而行之，通過將巴勒斯坦問題擱置在一邊來推動阿以關系正常化，并在過程中強制性地推動對巴勒斯坦問題做出安排，試圖按美國的邏輯解決問題。

但事實并非如此。這次新一輪巴以沖突產生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國顛覆了以“兩國方案”為基礎、政治解決巴以問題的前提。這也是哈馬斯表示強烈不滿的一個方面。長期以來，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邏輯是，通過組建同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聯盟體系來對抗伊朗，通過對地區矛盾做離岸平衡來減少自己的投入。但是新的現實證明，美國越來越難以靠這種策略駕馭中東。

與此同時，面對中東地區盟友，特別是阿拉伯國家同中國、俄羅斯改善關系的政策，美國又不得不來做出一些安排。比如美國同印度、以色列、阿聯酋之間搞的四方機制，包括去年提出的“印度-歐洲-中東”經濟走廊計劃，都有對沖和平衡中國的因素。

總的來說，我覺得美國目前中東戰略的最大問題是甩不掉以色列這個歷史包袱，并且在戰略上陷入了不得不搞小修小補的困境。美國在中東已經沒有像過去那種宏大的整體性戰略，比如小布什搞的“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盡管失敗了，但它依然是一個很宏大完整的計劃。所以現狀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其中一個方面產生的負面、消極影響擴大，迫使它要在戰略和政策層面去疲于奔命地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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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世界銀行預測，2023年中東西非國家整體經濟增長率為1.9%；沙特財政部近期表示，對2023年實際GDP增長率的預期只有0.03%，相比2022年實際增長8.7%的“高光”時刻落差極大。如何評價中東各主要國家去年的經濟形勢？巴以沖突的外溢是否會進一步沖擊地區經濟發展？

劉中民：我認為，整個中東北非地區的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非常大，不能看一個簡單的平均數。西亞北非國家的情況具體可以分為三組。首先是海灣阿拉伯國家，它們的經濟形勢總體向好。就整個地區環境而言，去年在中國斡旋下，沙特同伊朗實現和解后，中東的地區安全環境總體趨好。加上俄烏沖突爆發帶來的油價上漲，導致近年來沙特等海灣國家的財政壓力相比2021年以前那段長達十余年的低油價時期，是得到了極大的緩解。目前，幾個海灣國家都在積極推進其經濟發展戰略和愿景，去年卡塔爾主辦世界杯、阿聯酋主持召開世界氣候大會，都能體現它們在經濟與發展領域的積極姿態。

第二組則是為數比較多的，面臨轉型壓力的國家，特別是那些受到“阿拉伯之春”沖擊的地區國家，比如埃及、突尼斯。這些國家基本上完成了政治轉型，實現了相對穩定，并把經濟民生作為國家發展的重點方向。但它們面臨的困難也不可忽視。新冠疫情的影響、俄烏沖突導致的國際能源價格上升與糧食危機，對它們都不是好消息。

第三組是仍在經歷戰亂的國家，比如蘇丹、利比亞、也門，伊拉克雖然情況相對更好，但是國內安全形勢也比較差。這些國家的政治還遠遠沒有實現穩定，就更談不上經濟發展了。

觀察者網：2023年中國在中東開展了有聲有色的外交，也取得了許多成績。您如何評價過去一年中國在中東地區影響力的提升？

劉中民：應該講，2023年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是顯著提升。對于這一點，不管是地區國家還是美國等西方國家，都是十分確信的。

從2022年底第一屆中阿峰會召開，到去年2月份伊朗總統萊希訪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同代表海灣國家的沙特以及伊朗進行了密切互動，也看到了沙伊兩國彼此尋求改善關系的內生動力。而中國長期以來不選邊站隊的外交立場也贏得了雙方的信任。

因此，2023年3月，沙特、伊朗代表在北京，與中國共同簽署沙伊和解的聲明，這是2023年中國在中東外交取得的最大成就，某種程度上也是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在中東地區結出的果實。過去，中東地區國家在安全上更多強調零和博弈與安全困境。但正如中國與各方的外交相關文件所體現，單獨追求某個國家的安全無法解決中東的問題，需要標本兼治。中國提出了一些很具體的措施，推動地區國家建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中東安全新框架。

這些中國提出的安全理念能夠在參與中東地區安全治理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并不僅僅是外交斡旋一時的結果，而是源于中國長期在中東地區深耕，同地區國家維持友好關系，不選變站隊，其背后有深厚的歷史基礎，也適應了地區國家尋求和解的內在動因。從結果來說，顯然是有利于改善中東的安全環境。

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后，也有人擔心沙特同伊朗的和解進程是否會“翻車”，但是實踐證明，沙伊兩國之間的和解有助于雙方理性地看待巴以沖突及其外溢沖擊。應該講，沙伊兩國圍繞新一輪巴以沖突問題是有溝通的，伊朗參加了阿拉伯伊斯蘭國家應對巴以沖突的特別峰會；去年年底，在巴以沖突爆發后，沙伊兩國外長也共同訪問中國。

這些都表明，中國推動的沙特、伊朗和解，實際上在兩國共同協調巴以沖突問題的立場上發揮了特殊作用。下一步，雖然也門問題的解決是個考驗，但過去一年來，沙特與伊朗實現復交、互派大使與高層互訪，都為他們協調在也門問題上的分歧創造了條件。相對于過去彼此對立的環境而言，如今兩國應對巴以沖突、處理也門問題時處于更有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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