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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30年的經濟發展，離不開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近10年來，隨著這種人力資源自由流動的規模變大，在時間上的沉淀效應也顯現出來。一部分外地人在當地上班、納稅，社會、經濟關系也在當地生根，子女也在當地接受教育、甚至出生，但是，他們卻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當地人，不能在當地參加高考。與此同時，由于統一高考制度崩解，不同地方不僅試卷難度不同，考試科目、分值、結構也千差萬別，這就造成了在當地接受教育的學生無法再回到家鄉參加高考，異地高考的紛爭由此產生，正如教育部長袁貴仁所言，這是一個“客觀的、不能回避的現實問題”。

在輿論的壓力、家長的呼吁、學者的努力，乃至教育部的要求下，各地出臺了異地高考政策。截至2013年1月1日，全國共有27個省市已公布隨遷子女就地中高考的方案。其中，浙江、江蘇等地的政策收獲頗多贊譽。而北京、上海、廣州這三個堡壘，出臺的政策最為引人關注。

上海將于2014年實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滬參加升學考試工作方案》，該方案和《上海市居住證管理辦法》相銜接，進城務工人員符合上海市進城務工人員管理制度規定的基本要求并達到一定積分的，隨遷子女可在滬接受相應義務教育后參加升學考試。廣東則延后兩年，從2016年起在廣東具有合法穩定職業、合法穩定住所并連續3年以上持有廣東省居住證、按國家規定參加社會保險累計3年以上的進城務工人員，其隨遷子女在廣東省參加中考并在父母就業所在城市具有高中階段3年完整學籍的，可參加高考，與廣東省戶籍考生同等錄取。

和前兩個城市比起來，北京出臺的政策讓人大跌眼鏡。根據北京出臺的政策，從2014年起，同樣是要求持北京市居住證明與合法穩定的住所，同樣是要求合法穩定職業已滿6年，同樣是要求在京連續繳納社會保險已滿6年，同樣要求隨遷子女具有本市學籍且已在京連續就讀高中階段教育3年學習年限，但是，卻只能參加高職、專升本、成人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網絡高等教育、開放大學等考試。

其實，北京的這種吝嗇和傲慢是有其深層原因的。異地高考政策本質是一個地方如何對待外來勞動力。從此次出臺的異地高考的準入標準來看，異地高考有著嚴格門檻，需要父母有穩定的工作，固定居住地，繳納社會保險等。有人覺得此標準太高，不能覆蓋外來打工的農民工子弟，實際上，異地高考從來都不是面向農民工的，從最初的呼吁開始，以及現實中的受益者，都是高端人力資源流動、沉淀的結果。只有這一群體的子女，才能在高考之前的12年教育中，達到和本地學生競爭的實力。這一群體的共同特點，就是已經在當地進行了、進行著身份贖買的外來人員。

所謂身份贖買，即外來人員，通過長期工作、交納個稅、交納社保，按某種既定的、公開的程序，取得北京綠卡、上海人才引進居住證，進而取得一定程度上的上海戶籍人口權益的過程，即對當地身份的贖買。

實際上，身份贖買一直在進行，外來人口對身份的贖買本身就是某一地區身份價值的來源。六朝古都、民國首都南京，一旦在政治、經濟領域被北京取代之后，沒有外來人口持續性的涌入、贖買當地身份，其身份吸引力隨即下降。作為一個小漁村的深圳，不斷涌入的外來人口贖買身份，讓當地身份的價值從無到有，僅用了20年時間，即變得炙手可熱。上海在現收現付制度的社保壓力下，放寬對外來人口的身份限制，從宏觀而言，就是一種放開對身份的贖買，進而維持上海本地身份的價值——高社保供給。如果給一個形象化的場景的話：一個有著養老醫療壓力但無需教育資源的上海老人，通過出賣自己身份下的教育資源換取醫療資源，從表面上看來，這從數量上稀釋了當地身份，但實際上卻使身份的含金量增加。

雖然這種贖買，使學生本該平等的受教育權利，卻追溯到父母的能力強弱和窮富，成為另類拼爹，但如果我們先撇開對戶籍制度的批判，以實然的態度承認戶籍已經在歷史中盤根錯節，那么從社會逐漸進步，而非劇烈裂變的意義上看，這種贖買是有進步意義的。

既然是贖買，那么當地出售的是教育資源，而購買者付出的則是各種對當地的貢獻，而這些貢獻是城市所需要的。比如支付的社保、技能、資金、關系。從這個角度，政府出臺的異地高考政策反映了當地政府對外來勞動力以及相關資源的渴求程度。

顯然，北京和上海、廣州，是類型完全不一樣的城市。北京作為政治中心，在改革停滯、國進民退的大背景下，其巨大的政治資源是城市繁華發展的源泉。而上海、廣州則相對處于更大的地方競爭壓力之下，上海有蘇州、杭州的競爭，廣州則直面香港。相比上海市政府感嘆為什么馬云選擇了杭州而沒有選擇上海，北京市政府則沒有這種感嘆，也無需這種感嘆。北京不需要和周邊城市競爭，北京的優勢是獨一無二的政治優勢、行政優勢，有趕不走、禁不了的駐京辦、有發改委外長串的車流，有無數媒體前赴后繼的北遷，有無數大型壟斷國企的總部。從這個角度，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教育資源最為豐富的北京，出臺的異地高考政策卻最吝嗇。因為，高高在上的北京，沒有任何壓力使之需要彎下腰去競爭外來勞動力身上的各類導致經濟發展的要素。但是，這雖然是一個實然之事，但絕非理所當然的應然，也絕非國家之福。

用歷史觀和整體觀看中國的地區差異，中國經濟有今天的布局既是來自計劃經濟下的地區分工安排，來自國家的大計劃調配，來自政策、剪刀差、審批，也是近30年貫徹“允許一部分地方先富起來”的發展邏輯的結果。那么，現在“先富幫后富”也是一個發展的必然。

對于這個歷史的必然，早在30年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就提出了兩個大局的論述，做出了歷史的莊嚴承諾：“沿海地區要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

由此可見，發達地區有著傾斜教育資源的義務。廣州、上海周邊都是相對富裕地帶，城市群已具有一定規模，而北京周邊形成的卻是環北京貧困帶，習近平驅車300公里，就能看到真的貧困。從這個角度出發，北京對周邊的帶動不足，肩上的責任和義務也更重。一般而言，勞動力尋求打工的大城市都是在家鄉范圍的中心城市，那么，給予在北京的隨遷子女更多的教育資源，是北京帶動周邊地區的一個必然途徑，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途徑。而且，高校對于地方有著想而易見的外部性，得全國英才而育之然后留之，既可促進經濟發展更加均衡，也能使地方得益，北京市政府應該認識到教育的投入絕非單純的福利，而是對本地經濟發展的投資。

新聞鏈接：

上海等13省市年底前公布異地高考方案

北京異地高考紋風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