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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就這次事件而言，強化了有關島嶼是“日本固有領土“的表述和背景介紹，而在“戰爭責任”和“慰安婦”問題上的淡化處理，都基于文部省在2013年1月通過的編寫指針《學習指導要領解釋書》的指導方針。就是說，整個“修正歷史”的活動是由日本政府直接推動的。當然，在遭到中韓兩國的抗議之后，以官房長官菅義偉為代表的日本高官們再次堂而皇之地拿出了“教科書審定是民間發行者基于學習指導要領和教科書審定審議會的專門性、學術性而審定的，是公正、中立”的理由，試圖掩蓋日本政府在“歷史修正”上的推手角色。

菅義偉的說法當然是站不住腳的。根據韓國《韓民族》新聞社披露，在這次的教科書審查中，學習舍出版社的歷史課本，因為用整頁篇幅介紹了從軍慰安婦的內容而被一度背叛不合格。最后，出版社方面不得不在補充了反應日本政府立場的“沒有發現直接反映強征慰安婦的證據”的內容之后，才得以通過審查。事實上，5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對教科書審查方向的干涉和管控便是直接的。文部省的這個學習指導要領的中立性也壓根沒有存在過。

盡管，日本國內并沒有統一的制定教科書，而在形式上文部省亦不會指定學校采用哪一種教材。但是，一方面文部省在教材的源頭上把住了審查的控制權，另一方面各地的教育委員會又控制地方中小學教材的選擇權。而在這樣的制度設計當中，盡管有名義上的發言權，普通的教師乃至于中小學校長實際上對教科書的選擇和教授是沒有。在日本，教育委員會的委員是由所在地方政府首長任命的，本身也是官僚，因此，其立場多半是服從政府的指令的。

在日本成長為一個世界經濟大國之前，各類“歷史修正”的活動大體上還只能算是潛流。一方面，在戰后的前三十年中，絕大多數戰爭親歷者對戰爭的慘痛依然記憶猶新。另一方面，日本國際地位的低落，也使得日本內部的社會活動不太引起外界的關注。例如，日本著名進步歷史學家家永三郎先生從1965年開始了長達30起訴日本政府干涉“歷史教科書”編寫違憲的年的馬拉松式的訴訟，盡管“家永訴訟”的意義不容忽視，但事件的影響所及畢竟只限于日本國內。但當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末，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經濟強國之后，自信心開始膨脹的部分日本政客和民間勢力開始了修正歷史的蠢動。由此，在進入1980年代之后，教科書問題開始成為困擾中日和韓日兩個雙邊關系的一個頑疾。并且，這種爭端從來都不是單純圍繞教科書本身的。

以1986年爆發的第二次“歷史教科書”爭端來說，當時以日本原任聯合國大使加藤俊一為首的右翼市民團體“保護日本國民會議”編纂的日本史教科書（原書房《新編日本史》）得到了文部省的認可。這個右翼團體曾經打出過“拋棄基于東京審判結果的“自虐史觀”，實現“教育正常化”的“旗號，要求修改日本的和平憲法，實現日本國家的正常化。這種明火執仗式的右翼言論和活動，當即遭到了我國政府的嚴正抗議和強烈警告，當時的中國外交部義正詞嚴地表示”對于美化侵略戰爭的言論和行動，無論是在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我們都堅決反對”。

在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和強大壓力下，時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命令文部省責令出版商原書房將這本美化侵略戰爭的歷史書中“滿洲建國是王道樂土”的內容刪除，并且補充了“南京大屠殺”的內容。由此，才在短時間內化解了這場風波。盡管我們可以認為中曾根康弘的舉措符合他作為一個成熟的、負責人的政治家應有的明智。但這也好當時，中日既同屬于前蘇聯對抗的共同陣線，日本在謀求政治大國方面亦有求于中國，加之日本從在中國的投資上面獲利豐厚。從中國得到了甜頭，并且希望長期繼續下去的日本政商界的首腦門，在比較務虛的歷史認識問題方面向中國放低一點姿態也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與比較注重原則立場和看待信義的中韓兩國不同，日本人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其實采取的是一種獨善的機會主義態度。也就是說，如果利益上對中韓有所訴求，日本也能夠在表面上配合一下。比如說，在近10多年來的韓日關系上，2001年和2006年間兩次圍繞獨島地位內容的“韓日教科書”爭端，都是在韓方在日方做出和解姿態之后，主動緩和了緊張關系之后，隨即又遭到了日本又一次的挑釁。尤其是被日本人習慣性地稱為“親日派”的韓國前總統李明博，由他主動放低身段所營造出來的韓日關系的“小陽春”局面，在2008年被宣稱獨島是日本領土的文部省教科書指針的擊了個粉碎。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日方不斷地與中國和韓國的學者展開共同的開始研究活動。盡管日方在表面上常常宣稱這種研究是為了尋求共同理解的新的基礎，彌合分歧所做的中立的學術活動。但是，在實際的共同研究中，日方學者一面要求中方和韓方在歷史研究上“去政治化”，另一方面卻以各種細節和史料片段入手，試圖結構中韓一方在開始問題上的立論基礎。正如，日本政府在教科書問題上的態度那樣，一邊宣稱謀求我們的諒解、理解，一邊卻在緊鑼密鼓的繼續著歷史的修正和歪曲。

今天，在一個沒有正確歷史認識的首相的領導下，一個因為經濟衰退而愈加保守右傾的政黨和一個因為經濟不振而愈加保守排外的日本社會不斷篡改歷史，最終將是日本社會的進一步右傾和淪落。因此，不可能指望安倍或者他的繼任者會作出如他們的大前輩中曾根前首相那樣的讓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