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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一些政策上，要積極研究歐美對于我們所采取的反傾銷等保護性政策。利用現有的國際法規，為戰略上贏得緩和的空間。同時，在技術上還是要有所作為，不能坐以待斃。

特別是在新能源領域，一方面要加強技術創新，加強國內整合，防止無序競爭所帶來的國際談判上的不利，一些“授人以柄”的國內行為要得到有效的遏制。例如在我們的光伏產業中，大量的產品由于內部競爭過度削價，從而使我們的一些定價行為符合部分國家的反傾銷標準。

這就要求我們具有良性化、合理化的內部市場秩序，避免過度競爭，從而避免產生一些國際沖突。

實際上，國家對于目前歐美的舉措，有一些前瞻性的預判和戰略上的布局，也有行政舉措方面的應對方法。但很多變化比預期要快，比預期要猛，形勢也比預期的要復雜，這也對我們在政策界和學術界進一步強化前瞻性的科學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觀察者網：2024年在全球經濟放緩、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的外需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外貿格局會發生怎樣的轉變？您認為，接下來穩外貿的關鍵是什么？

劉元春：中國的外貿從2020年到現在已經受到了較大的沖擊，特別是在后疫情時代，全球貿易從過去以效率為唯一指標的體系轉向安全與效益并重，從而出現了結構性大調整，進一步產生了總量性的收縮效應。

中國作為出口大國，特別是制造業出口的核心，在這個浪潮中是首當其沖的。

2024年是全球大選年，是全球地緣政治風險高企的一年，預期全球經濟增速也會進一步放緩。因此我國外貿受到的沖擊可能比我們想象的要大。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伴隨著中國制造中心進一步升級、技術和管理水平進一步提升，中國外貿在全球的競爭力有所提升，這可以有效對沖我們受到的外部沖擊。

總體而言，2024年我們的外貿壓力是艱巨的，外貿形勢是復雜的，結構性沖擊是比較大的，但是總體的趨勢可能不會像很多人所預測的出現過度惡化的情況，而是會保持一個相對平穩的狀況。

今年，我們高新技術方面的貿易，會從歐美逐步向一些新興國家進行轉換。在一些地緣經濟上也會發生重大的調整，比如中日、中韓、東亞格局會發生變化，中國與東盟十國的布局會有進一步的提升。我國與“一帶一路”國家和一些新興國家的貿易會進一步提升，因此要做好結構大調整這篇文章，尤其是深耕新興國家快速布局的這篇文章。

2024年，我國也面臨著一個很重要的節點，即美國經過幾年“再工業化”的布局后，將進入到“開花結果”的階段。但這個階段對于他們來說，依然具有不確定性。美國雖然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大規模的量產，但是否具有成本的可競爭性，2024年至2025年是一個檢驗期。而我國在外貿戰略和國際競爭戰略上，要高度重視這一節點期所帶來的總量和結構性的效應。

觀察者網：內需不足是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重大挑戰，我們看到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了，2024年我國經濟工作的重點就包括著力擴大內需，您覺得我國內需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我們怎么做才能化解這個問題，以激發有潛能的消費和有效益的投資？

劉元春：內需不足的表象，好像是受疫情沖擊、人們消費信心不足所導致的，但這只是一個次要因素。更關鍵的因素在于：第一，在收入分配格局方面，我國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過低，導致居民實際上用于消費基金的比重相對過低，儲蓄就會天然過高。不是我們的居民不能消費，而是我們目前的整體收入水平還不能支撐我國在邁向高收入國家門檻值的同時，消費支出也邁向高收入國家門檻值。

第二，我國的整個社會安全網、社會建設滯后于經濟建設，社會保障體系還存在一些巨大的缺口。最為典型的是幼兒養育，歐美基本上將幼兒養育納入了國家體系，但這在我國依然屬于個人成本的范疇。在考量各種時間、金錢成本之后，大家當然不愿意生育。生育率的下降，實際上也對支出的下降有很大影響。老年人的消費也一樣，如果我們缺乏良好的康養體系、養老體系，老年人當然只能通過自我儲蓄來進行養老。

我國的消費升級和消費高端化之所以停滯不前，原因就在于雖然我國經濟已進入高收入國家門檻值，但是社會體系、收入體系還不具備高收入國家的基本特征，這幾大滯后直接導致我國的消費率過低。

第三是投資的問題。目前投資方面最頭疼的是民間投資，而不是政府類投資。2023年政府類投資的增速約為7%，但是民間投資下降了0.4%，因此擴投資的關鍵在于民營企業。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對民營企業產權的保護要加大力度，讓民營企業家感受到資產資本的安全性和可持續性。此外，要保障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和民營資本的可獲利性。如果民營企業發現想要投資的領域進不去，開放投資的領域又不賺錢，這樣他們一定不會投資的。

在后疫情時代，在超級轉型時代，我們要加大政策的刺激力度，政府端要通過資產負債表的擴張，有效帶動企業資產負債表和個人資產負債表的擴張，從而避免資產負債表收縮所造成的盈利模式消失和盈利能力下降。

重塑企業家的信心、精神、生存空間，是中國經濟工作的幾個關鍵所在。擴內需看起來好像是短期政策的事，但是在中國，它一定是中長期、深層次的改革問題和結構調整的問題。

觀察者網：我們看到去年以來國家出臺了很多提振消費的政策，但是就像您說的，由于現在股市樓市不振，家庭財富縮水，以及居民預期嚴重轉弱，大家消費信心不是很足，反倒更愛存錢了。而且我也注意到，現在很多人會把“消費降級”掛在嘴邊，作為一種幽默自嘲的方式，您是怎么看這種現象的？要從根本上解決消費信心不足、居民預期偏弱的問題，我們在政策端可以怎么發力？

2023年9月25日，北京，華為發布了新產品后，一名男子在華為旗艦店外排隊。

劉元春：第一，目前的消費降級和消費信心不足，在后疫情時代實際上是一個常態化現象。歷史上，大疫大災之后，出現消費收縮是正常的、階段性的現象，不能過度渲染，但也不能簡單化。

第二，很多人認為，應對消費不振的現象，我們按照美國的政策來“抄作業”就好了，通過“直升機撒鈔票”和“天上掉餡餅”，我們就能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我們不可能“抄”美國的“作業”。因為按照美國的邏輯來做，采取15%、16%的赤字率、大規模地進行擴表和補貼，我國的通貨膨脹率可能不止像美國從百分之二點幾上升到9.1%，而是可能會從百分之二點幾上升到16%、17%的水平。這不是我們要的結果。

原因很簡單，美國的鈔票發行是他們自己獲收益、全世界擔成本，80%的成本由全世界人民承擔。但我國進行短期刺激、“大水漫灌”，可能95%的成本要由我們自己承擔，只有5%的成本外溢到其他國家。

因此在解決目前的問題時，我們要采取中國的傳統“藥方”，即標本兼治的手段，特別是收入分配、社會建設等方面的深度改革。

“共同富裕”就非常重要，讓老百姓都有錢，貧富差距不能過大。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社保體系要做到全覆蓋、全國統籌和服務均等化，改變現在的二元體系或多元體系。我們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但目前我國部分人口在農村，部分在城市，還有部分農民工游離于城市與農村之間，這種碎片化不可能是現代化的本質，是需要解決的問題。當然，短期收入的提升也很重要，這幾年，一些局部的返貧現象已經對全面脫貧帶來了沖擊，要引起重視。同時在短期內，也要對消費潛力進行挖掘，該發消費券就發消費券。

關于擴消費，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做出許多部署。之前我們很多人提出“中特估”，強調要重構估值體系，把股票拉起來，改善居民的資產負債表，從而提升信心。這種想法是好的，但必須要把這些邏輯梳理清楚，把政策的組合體系、先后順序、主從關系分清楚，這樣我們的美好愿望才能夠真正化為民眾有微觀獲得感的政策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