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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耶夫與政治史學

科耶夫的諍友施特勞斯說過，真正的哲人思考普遍性的問題，這樣的人能為不同的政體提供政治建言。因為，在最高層面上，政治哲人的知識“可以通用”（transferable）。政治哲人不僅是立法者們的導師，他自己也可以是立法者——柏拉圖筆下的雅典異鄉人和18世紀的盧梭，都是這類立法者。一旦成為實際的立法者，政治哲人“首先會優先關注自己所屬的那個共同體的立法”。與工匠式的立法者不同，在考慮涉及具體國情的立法問題時，政治哲人不可避免會受“最為基礎、最具普遍性的政治問題”困擾。[8]

科耶夫就是這樣的政治哲人，由于他還自稱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更應該對他感興趣。如果科耶夫從黑格爾 - 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思考“最為基礎、最具普遍性的政治問題”，而他由此獲得的知識又“可以通用”，盡管還得與具體的政治實際相結合，那么，我們至少應該認定他是同道。

筆者不禁設想：如果身為猶太人的科耶夫在20世紀30年代流亡到中國上海，以共產國際特派員身份成了中國共產黨人，那么，他會提交一份怎樣的《中國國是綱要》呢？畢竟，這并非沒有可能，因為科耶夫在求學時代就對亞洲感興趣，曾學習東方語文，研究印度、中國和日本的歷史和國情，29歲那年（1931），他還寫過一本《論印度哲學》的小書（未刊）。

科耶夫鏡頭下的中國（1967年）

去世前一年，科耶夫再次到日本考察，返回歐洲時順道訪問北京，參觀了故宮，極有可能還與中聯部高層座談過。[9]我們應該想到，科耶夫以私人身份訪問中國時，“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中國與蘇聯帝國的關系越來越緊張，海峽對岸的蔣介石也乘機再次起心“光復大陸”。無論如何，1960年代的中國仍處于內戰狀態。1962年6月，毛澤東針對蔣介石可能進犯大陸做出軍事部署：估計來犯之敵最多15萬，無論從哪個方向進攻，都要正面頂住。中央軍委隨即增調8個師進入福建，增調一個師加強浙東方面。[10]

科耶夫去世（1968年6月）后不到一年，中蘇兩國就在烏蘇里江畔爆發武裝沖突（1969年3月），并隨即邁向核戰爭邊緣。差不多40年前的1929年5月，時年29歲的張學良年少氣盛，趁蘇聯國內政局艱難“賭一把”，令東北軍強行收回“中東鐵路”。南京政府聞訊積極聲援，并寄望得到各國列強支持，改變一向處于劣勢的中蘇邊界關系。未料各國列強一致幫蘇聯說話，指責中方做法不符合國際法。斯大林隨即下令組建“特別遠東集團軍”，下轄4個師（含一個騎兵師，后增加兩個師），配備當時最新型的MC-1型坦克，由曾任孫中山軍事顧問的布柳赫爾元帥指揮，分東西兩路進犯中國東北邊界。

張學良見斯大林動真格，向南京政府緊急求援，蔣介石回電，已將“全案交非戰公約處斷”，并派專使前往國聯準備提案。張學良先后派出4個旅迎戰，因不會排兵布陣，兩個旅在交戰中遭蘇軍圍殲，死傷和被俘近2萬，松花江艦隊幾乎覆滅。僅幾天時間，從東路入侵的蘇軍深入中國境內百余里，并對哈爾濱形成夾擊態勢。張學良被迫與蘇方求和。南京政府的外交官們正在按外交部指示積極尋求“國際社會”制裁，聞訊后個個目瞪口呆。[11]

指責少帥冒失也不對，事發前南京政府高調聲援張學良，蔣介石還信誓旦旦許諾，若出大事會派兵增援。危急關頭，蔣介石不僅未派一兵一卒，反倒向張學良借一個重炮營到中原打內戰。今天的我們應該感到奇怪：南京政府的政治家們的腦筋怎么會指望列強認可張學良的做法呢？列強無不擁有在華利益，認可張學良的強行“廢約”，意味著下一個輪到的是它們自己。

張學良（1901-2001）

1960年代中期以來，蘇聯趁中國國內政局艱難，在中蘇邊界不斷挑事。1969年3月，新中國軍隊在人數和裝備上雖然都不占優勢，但憑靠精心設計和充分準備，對進犯烏蘇里江珍寶島的蘇軍實施打擊，一場小型戰斗把蘇軍打得顏面盡失，甚至俘獲最新型的T-62坦克。蘇俄帝國高層十分惱火，國防部長揚言動用核彈。毛主席隨即下令，在短時間內兩次核試（9月23日地下核試和29日試驗轟炸機空投氫彈），并廣而告之，毫不示弱地反向警告。[12]

與40年前的“中東路事件”對照，可謂今非昔比：中國人已經重新組織起來了。

在接下來的兩年中，日本總理和美國總統相續訪華。筆者不免為科耶夫深感遺憾：這不正是他在1945年的報告中指望法國能實現的帝國式崛起嗎？可惜，他沒有能夠親眼目睹，否則他該會說：我的預見應驗了，盡管不是在西歐的法蘭西，而是在亞洲的中國……但這有什么關系呢？無論在哪里，只要這種樣式的帝國得以成為現實，便是世界歷史向共產主義邁出了標志性的一步。

科耶夫的博士論文研究英年早逝的俄國現代哲學代表人物索洛維約夫（1853 - 1900）的宗教思想，但他發表的第一部論著則是論索洛維約夫的歷史哲學。隨后，他轉而深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土壤——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這片黑土地。[13]我們有理由推想，《綱要》是科耶夫用馬克思哲學原理結合法國國情思考后現代政治狀況的成果。

如果新中國現實了科耶夫的構想，那么，我們的確不能說他的構想沒有經受住歷史考驗。用中國的復興來檢驗科耶夫的構想，或者說帶著我們的問題來閱讀科耶夫的《綱要》，不失為一次自我審視的良機。法國是歐洲的第一個現代共和制國家，而中國則是亞洲的第一個這種樣式的國家，盡管文明傳統和地緣位置的諸多差異使得兩者不可同日而語，但從政治史學的角度來看，科耶夫的報告恐怕不乏讓我們感興趣的政治史學和政治哲學問題。

即便是相當粗淺的閱讀，這份報告也激發筆者想到，至少有九個涉及世界歷史的政治史學和政治哲學的論題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