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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帝西征與世界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讀書筆記”第六章專論武帝，題目是“武帝立教：‘且戰且學仙’”。標題中的引文來自司馬遷，但作者在行文中則說，“漢武帝一邊著手平定四夷，一邊著手立教事業，希望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頁134）。筆者感到好奇：“學仙”可以等同于抓“立教事業”而且手段還“硬”？

這個問題屬于武帝如何處理國內意識形態，留待下節再說。先看國際政治問題：如果平定四夷堪稱武帝的偉大歷史功績，那么，又該如何看待后人指責他“橫征暴斂、窮兵黷武”？

翻開《匈奴列傳》即可看到，從周代之初至漢初，匈奴邊患從未間斷。《匈奴列傳》的敘述幾乎與周代以來的華夏史平行，或者說，匈奴“侵盜暴虐中國”伴隨著中華帝國的艱難成長。“筑長城以拒胡”起自戰國后期（與匈奴為鄰的燕、趙、秦三國皆筑長城），而非秦始皇重建中華秩序之后。換言之，趁華夏共同體長期內戰，匈奴集團從未放過擴張轄地和控制華夏之機。

“漢初定中國”時，匈奴集團即奪取高祖分封給韓王的代郡（今山西北部），并隨即攻太原深入晉陽（今太原西南）。頭腦缺乏謀略的高祖親率32萬大軍應敵，冒頓40萬大軍佯敗，退至平城（今大同市東北），設伏將率少數人馬尾追冒進的高祖包圍于白登山（今山西定襄縣）一帶。 高祖被困七日不敵，修書與匈奴提出結“和親之約”做友好睦鄰。冒頓并未因高祖提出“和親”而罷兵，由于韓王信手下投降匈奴的兩位部將答應合圍高祖卻遲遲未到，冒頓懷疑“其與漢有謀”，才“解圍之一角”放高祖一馬（《匈奴列傳》）。

今天的一些史書說，從此漢初因“和親”之策而享有60年安寧。看《匈奴列傳》才知道，情形絕非如此。“和親”之策并未解除匈奴不斷犯邊之患，相反，由于國內政局不穩，時有漢將降匈奴，冒頓多次背約，“常往來侵盜”。至“呂太后時，漢初定”，冒頓仍然驕橫，“高后欲擊之”，諸將領畏敵不前，中央只得繼續推行“和親”之策。文帝繼位后起初仍持“和親”之策，因匈奴繼續入侵“殺略人民”才斷然用兵進擊，甚至親臨太原前線。

次年，冒頓修書致文帝，提出復修和親之事，司馬遷全文引述了這封滿篇和平友好言論的國書。根據司馬遷在前面對冒頓好用計謀的描述，我們不難體會到，冒頓復修和親之議八成是緩兵之計。中央開會討論“擊與和親孰便”，因畏懼匈奴而主張“不可擊”的論調占了上風，文帝只得接受冒頓復修和親之議。

冒頓駕崩后，繼任單于并未改弦更張：

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匈奴列傳》）

為防御匈奴進擊長安，文帝甚至“發車千乘，騎十萬”守備京畿。這樣的國家狀態若稱得上“安寧”，只會是茍且偷安，遲早會被顛覆。文帝不得不再次主動出擊，但他僅僅將匈奴“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

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云中、遼東最甚，至萬余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匈奴列傳》）

文帝加強戍邊，派重兵防御匈奴，至“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若這就是“文景之治”的基礎，那么，在今天看來，“文景之治”未必值得稱道。武帝繼位后對匈奴采取強硬方針主動進擊，不能不說是英明之舉。

如今的通史類史書會大而化之地告訴我們：公元前129年，武帝發兵進擊匈奴，歷時近20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軍事戰果：先奪取今內蒙河套地區，后控制河西走廊（公元前121年設立武威、酒泉兩郡，公元前111年設張掖、敦煌兩郡），先后移民70萬，中華帝國的西北防線由此推至漠北塔里木盆地一帶。

與《匈奴列傳》對觀，我們會發現這樣的概括實在太過掉以輕心。按司馬遷的記敘，武帝為了控制河西走廊，曾與匈奴反復交手較量，戰況慘烈，絕非輕易而得。即便設酒泉、燉煌郡后，匈奴右賢王亦曾“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用今天的話來說，武帝最終把河西走廊納入疆域，是無數華夏先輩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

我們的作者說，司馬遷雖然充分肯定武帝主動打擊匈奴的國策，但他恰恰又在《匈奴列傳》中說武帝“建功不深”。如此筆法表明，對司馬遷來說，征服匈奴還不能代替“興起‘圣統’”即抓立教的事業（頁143）。筆者對這一說法感到好奇，特別細看《匈奴列傳》的結尾：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襃，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諂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圣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這段結語文意曲折，的確有看頭。司馬遷先提到孔子的春秋筆法，無異于公開而非隱晦地告訴讀者，《匈奴列傳》即按此筆法寫成。隨之司馬遷就讓讀者看到，自己如何“刺武帝”，而后世之人也很容易看出，他指責武帝“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史記?正義》）。換言之，就“刺武帝”而言，司馬遷的筆法談不上有什么“忌諱”，而是明確認為：即便打擊匈奴實屬必要，也沒必要“多伐”，以至于國民生活一塌糊涂——這就與“橫征暴斂、窮兵黷武”的后人評價對得上了。

最后一句將“興圣統”與“擇賢將相”聯系起來，令人費解。畢竟，“擇賢將相”屬于立朝而不是立教事業：立朝不穩，何以立教？“唯在擇任將相哉”這個感嘆句重復了一次，可見司馬遷痛心疾首，堪稱切當世之言。回頭再看《匈奴列傳》，的確有讓人感到蹊蹺之處。

司馬遷寫到，景帝堅持不懈地采取和親政策取得了成效，至景帝終，匈奴僅僅“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

言下之意，若武帝堅持和親政策（用儒術），匈奴未必不會與新生的中華帝國和睦相處下去。可是，武帝隨后就設計了一項剪滅匈奴主力的戰役方案（用法術）：設30萬伏兵于馬邑城（今山西朔縣），用欺騙手段讓單于以為能輕易取得馬邑，趁單于“以十萬騎”前來時一舉滅之。單于上鉤，但“未至馬邑百余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起了疑心，加上被俘的雁門尉史告密，武帝的謀略未能得逞。司馬遷緊接著就說：

自是之后，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于漢邊，不可勝數。

這是不是說，武帝用“謀”反倒斷送了景帝的和親政策所打造的與匈奴的和睦關系呢？或者，這是否就是司馬遷所謂“興圣統”卻“建功不深”的意思呢？如果司馬遷是所謂敦厚之儒，那么，這種情形并非沒有可能。但我們值得注意到，司馬遷頗為詳細地記敘了冒頓（公元前209 – 前174）的崛起：他“盡誅其后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自立為單于”，而“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通“疲”］于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30余萬”（《匈奴列傳》）。換言之，趁中國改朝換代之機，冒頓企圖擴大汗國疆域，吞并中國（筆者不得不想到20世紀20年代的日本）。

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匈奴列傳》）

既然如此，這時的漢朝中央若有人一再主張和親，就會讓今天的我們想起汪精衛之流。無論如何，我們很難設想，司馬遷會迂腐到不懂得實際政治是怎么回事。

“漢初定中國”時的60年間，國內政局尚未完全安定，匪患和叛亂時有發生，而國際處境則相當險惡：冒頓的汗國正在積極擴張試圖建立區域霸權。筆者不禁想起自己的親身經歷：1969年秋，筆者剛上初中，學校馬上進入一級戰備，第一周的課程是原子彈防護知識、步兵打坦克法和戰地救護傷員。隨后野營拉練整整兩個月，雖然每天累得臉色慘白，但筆者如今絕沒有理由說，這會帶來“壞齊民”的結果。毋寧說，一邊著手以新法術抓立教事業，倒可能會有如此結果。但話說回來，以這種方式抓立教事業，似乎又恰恰是因國際處境險惡所迫。

1978年秋，筆者走進大學校門，一個學期即將結束之際，與校為鄰的13軍某野戰師駐地突然一夜之間人去樓空，再也聽不見每日已經熟悉的作息軍號聲。三個月后，一場西南邊境自衛反擊戰就打響了。隨后，蘇聯的十萬大軍進入中亞腹地阿富汗，扶植起一個附庸政權，從地緣戰略地圖上看，似乎在側應越南憑靠武力建立“印度支那聯邦”。如今的我們很少有人愿意記得，新中國直到1989年才實際解除戰爭狀態。當代的史家心里都清楚，戈爾巴喬夫得以訪華的前提條件有兩條：第一，不再支持越南建立“印度支那聯邦”的企圖，第二，蘇軍撤離中亞腹地阿富汗。

在《天官書》中，司馬遷如此描述武帝鼎定國疆時的天象：

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

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后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于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天官書》）

武帝平定四夷時的天象未必都是吉象，我們是否可以認為，司馬遷是在借天象表達微詞嗎？的確，司馬遷在這里說“兵征大宛，星茀招搖”，但在《匈奴列傳》中他則說：

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匈奴列傳》）

武帝把成功遠逐匈奴視為實現“春秋大義”，而司馬遷在這里引用了武帝的原話，我們能認為他懷疑武帝崇儒是假？看來，司馬遷的政治意識精細綿密，很難像今天那樣劃分左右。儒家講“厚德”不等于不分敵我，更不等于不在乎家仇國恥。

武帝“誅大宛”之前兩百多年時，亞歷山大進兵至波斯本土，破波斯城后一把火燒掉，為一個半世紀前（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一世焚毀雅典衛城報仇雪恥。在西方的史家看來，亞歷山大雖然出生在泛希臘城邦共同體邊緣的馬其頓，卻具有自覺承繼希臘文明的政治意識。蘭克（1795 – 1886）有現代西方史學之父的美譽，他用這樣的文字描述亞歷山大的復仇：

趁著狄奧尼索斯的慶典，馬其頓人一把火點燃了波斯城——這是希臘諸神的復仇。這座位于皇陵旁的波斯寢宮由雪松木為主體，瞬間化為絢爛的火海。雅典的苔伊絲——狄奧尼索斯慶典上會有歌姬的表演——手持火把與亞歷山大并肩而立，波斯人終于要為曾對雅典衛城犯下的罪行付出代價了。

對司馬遷筆下的平城之戰，當代日本學界研究東亞古代史的名家杉山正明有妙筆生花般的重述，并稱此役“在世界史中也具劃時代象征意義”——據說它標志著“所謂的‘游牧民時代’正式揭幕”。這位史學名家稱匈奴為“弱者”，似乎高祖敗走平城算得上世界歷史上“弱者”反抗強者的勝利。 杉山正明是日本人，他這樣說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聲稱自己的說法乃依據司馬遷。我們則可看到，按司馬遷的記敘，匈奴“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茍利所在，不知禮義”；冒頓“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并令“左右”隨之，否則斬之，以此方式訓練匈奴軍人的服從和勇敢。冒頓當王后，隨即“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

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匈奴列傳》）

在《大宛列傳》中我們還看到，冒頓擊走月氏族時，甚至“以其［王］頭為飲器”——世界歷史上有這樣的“弱者”？

司馬遷說“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指公元前104至前101年間，武帝號令中華軍隊越過帕米爾高原，遠征位于高原西麓費爾干納盆地的大宛（今烏茲別克斯坦東部費爾干納［Farghana］地區）。我們值得意識到，大宛是古中華帝國與古地中海“天下”的帝國勢力直接發生接觸的地方。既然西方的古史學家把亞歷山大東征視為世界歷史上的偉大事功，我們也應該把武帝西征視為世界歷史上的偉大事功，盡管要說清這一點就不得不多費些筆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