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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經學與新知識人

結束對廖平新今文經學之革命性質的剖析后，作者戲劇突轉式地談起了一個看似與廖平的經學革命并不相干的論題：“本省意識、保路運動與蜀學認同”。由于這一部分的標題是“中等社會的革命”，筆者不禁好奇：廖平及其弟子蒙文通的新今文經學與“中等社會的革命”有什么關系嗎？

為了更好地理解作者的論述，有必要簡扼回顧保路運動的來龍去脈。這一運動歷時數年，其高潮“成都血案”史稱辛亥革命前奏。事情原委大致是這樣：

1903年9月，清廷推行“新政”搞改革開放，允許民間集資辦鐵路、礦務、工藝、農務等公司，各省陸續成立私營鐵路公司集資修鐵路。清廷沒有想到，如此“新政”舉措會損害西方列強的在華利益，進而引發民間私營公司與西方列強所謂在華鐵路修筑權的利益沖突。換言之，清廷高層對現代政治缺乏基本常識，竟然不知國家主權為何物。湖南、湖北、廣東三省紳商首先發起“收回路權”運動，并在1905年成功從美國人手中贖回粵漢鐵路和川漢鐵路修筑權。在今天看來不可思議的是，愚蠢的清廷在1911年春東施效顰成立“責任內閣”后不久（同年5月），隨即頒發“上諭”宣布商辦鐵路一律收歸國有，并派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強行接收湘鄂川粵四省的商辦鐵路公司，打算把筑路權賣給英美德法四國財團。

湖南人首先起身反抗，在紳商組織下，長沙和株洲出現萬人筑路工游行示威，甚至包圍了巡撫衙門。湖北人隨后跟進，紳商組織筑路工與前來強行接收的政府軍發生沖突，當場打死政府軍20余人。成都的保路運動出現得稍晚卻更持久，組織性也更強，保路同志會成立10天就發展到十萬之眾。愚蠢的清廷仍然采取高壓手段，沒想到同盟會早已介入，與地方哥老會聯手，把保路同志會改為保路同志軍，準備武裝反抗。四川總督趙爾豐設計誘捕省諮議局議長及保路同志會和川路股東會要人，引發數萬人包圍總督府，趙爾豐竟然下令開槍，當場打死30多人。幾天之內，成都附近州縣保路同志軍二十多萬人圍攻成都。由于行動倉促又缺乏統一指揮，同志軍攻打成都十余天未果，不然的話，辛亥革命的發生地就不是武昌了。盡管如此，新共和國開國元帥中，川人占四位，湖南湖北各占兩位，絕非偶然。

四川保路運動

顯然，在作者看來，保路運動是所謂“中等社會的革命”。作者關注這樣一個問題：清廷已經搞改革開放而且準備立憲，何以成了自掘墳墓。這明顯屬于政治史學論題，作者的論析甚至帶有歷史社會學史學的痕跡：通過考察保路運動與本省意識和蜀學認同的關系，作者希望解釋“靜悄悄的革命”何以最終引致“孫中山和暴力革命話語的成功”（頁95）。

作者讓我們看到，所謂“中等社會”這個概念的具體所指有不同的界定，但無論哪種界定都會包含新知識階層。作者還提醒我們：

“中等社會”的優勢在于，它作為當時人自己的術語，既是歷史研究的對象，又是分析歷史的框架。（頁102—103）

這當然不等于提醒我們，20世紀末東歐的“公民社會”或“公共空間”看起來是在搞“靜悄悄的革命”，沒準會引致某種“暴力革命話語的成功”。其實，在西歐這樣的基督教傳統國家的現代轉型過程中，新知識階層的形成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史學課題。要說中國的現代知識階層的形成有什么獨特性，人們恐怕只能說，清廷新政搞改革開放時廢除科舉過于匆忙，沒有迅速建立由國家主導的新型國民學校和高等教育。作者讓我們看到，一方面，大量年輕學子蜂擁東渡日本留學，另一方面，國內各地紛紛建立新式學堂，“學生成為了一個游離于政治控制之外的特殊階層”（頁113）。

其實，從今天的經驗來看，年輕學子大量出洋留學不是問題，關鍵在于執政者是否對國內教育體制有形塑和掌控能力。作者讓我們注意到，清末新式學堂模仿海外新學，紛紛增設“歷史”“地理”科目。清廷固然多次頒布了“奏定”學堂章程，但高層官僚缺乏明智的政治意識和應有的政治素質，意在激發愛國意識的教育反倒成了強化本省意識的催化劑。換言之，清廷并非沒有致力于形塑國家教育體制的形成，毋寧說，清廷高層完全不懂得應該如何形塑國民教育。單純的強制無異于毫無章法，以至于新學成了自掘墳墓的行為。

清廷高層不懂西方卻瞎學西方，尤其體現在1907年下諭各省“速設諮議局”，為議會政治做準備。從政治常識上講，清廷設立的這種“不受督撫節制的地方立法機構，等于給地方精英提供了一個可以對抗中央權威的平臺”（頁139）。短短幾年內，全國出現多起“開國會”的請愿事件。在保路運動中，各省諮議局似乎起了不小的作用，起碼成都事件與總督趙爾豐誘捕四川諮議局議長有關。

清末的特殊階層——西學教育背景下的留洋學生

作者用了大量篇幅論析晚清政府搞新式學堂和開設地方諮議局似乎意在說明，保路運動這樣的“中等社會”革命其實是清廷自作自受。筆者卻感到，這一論斷明顯有問題。憑常識也容易看出，即便沒搞新式學堂和開設地方諮議局，保路運動照樣會發生，因為，這一事件明顯是清廷執政者的政治素質差得不可思議所致。畢竟，民間集資修鐵路的股東不僅有紳士、商人、地主，還有農民，而且據說農民購買的股份占很大比例。因此，保路運動與清政府強行收回路權且不退還或補償民間集資有關，與清廷的教育改革失敗和開設地方諮議局談不上有直接關系。

作者提到傳統國家現代化轉型的一個重要特征，即中間階層乃至下層民眾的參政。換言之，現代國家的建構必然要求中間階層乃至下層民眾的廣泛參與。如馬基雅維利所說，共和政制有利于政治體保持最佳的競爭狀態。對于增強政治體的強力來說，讓國民有政治參與感比龐大的稅收更管用。中間階層乃至下層民眾處于積極的政治狀態，政治體更有底氣保持強勢外交政策。因此，激活“中等社會”的政治活力，絕非意味著中央集權的君主制必然崩潰。成都事件之后僅僅幾個月，由于武昌新軍被緊急調往四川鎮壓保路軍，武昌守備空虛，辛亥革命趁機就來了。如果清廷懂得利用民間自1903年以來持續不斷的“收回路權”運動，憑此力量強化國家主權，未必會有這樣的結果。

即便采用了歷史社會學的分析范式，想必作者也不至于會忽視這類常識性思考。因此，這一部分的論析意圖讓筆者感到難以琢磨。讀完附論“嚴復對梁啟超的批判：對中等社會的一種反思”，筆者才恍然大悟。作者說，他考察保路運動與清廷的教育改革和開設地方諮議局的關系為的是證明：

清廷改革的初衷固然正大光明，結局卻播出龍種收獲跳蚤，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事權往往落在了這群毫無政治經驗卻自以為是的新式知識分子手中。正是這些人把改革引向了自我毀滅的道路。（頁179）

在“中篇”考察的附論中，作者看似要通過嚴復批評梁啟超缺乏明智來證明這一點。因為，在作者看來，“越是大的變革越需要依賴高政治素養的人，而不是讓更多本沒有政治經驗的人分享權力”（頁187）。因此，嚴復更在乎如何提高執政者的政治技能，而非啟蒙民眾。反觀梁啟超等人以似懂非懂的西學知識煽動民眾，其將有益于維新改革乎？（頁189）

作者筆下出現了明顯的自相矛盾，我們可以問：保路運動乃至辛亥革命是因為事權落在了“毫無政治經驗卻自以為是的新式知識分子手中”嗎？當然不是！情形明明是清廷執政者缺乏最為基本的政治素質和政治才干。然而，完全可以理解，在我國的政治史學研究中，論者顯然不便從維持清廷統治的角度展開論述，否則會被視為替封建專制說話。

由此來看，筆者的另一個困惑也迎刃而解了。在結束保路運動與清廷的教育改革和開設地方諮議局之關系的考察時，作者提到，廖平不僅積極參與保路運動，而且在辛亥革命后成為四川樞密院長。作者似乎認為，這足以進一步證明，廖平的新今文經學“要旨在革命，而不在改制”（頁177）：這時的康有為成了?；庶h領袖，“豈足與投身革命的廖平相比”（頁175）。在筆者看來，這同樣是明顯的似是而非之論。畢竟，即便情形如此，也不等于保路運動直接反映了廖平經學的革命性。我們當然更不能說，由于有了廖平的革命性經學，才有了保路運動這樣的革命行動——與這一行動有直接關系的是同盟會，而廖平并非同盟會秘密成員。

作者的曲折筆法暗中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廖平具有革命品質的經學究竟寫給誰看，或者說，廖平學術在對誰說話？接下來作者就轉向了廖平的弟子蒙文通，考察他如何推進廖平經學的革命性。

— 待續 —

本文轉載自“六點圖書”微信公眾號。

傅正  著《古今之變： 蜀學今文學與近代革命》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7/pp.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