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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來，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的所有理論幾乎都產生于西方，然而中國的崛起卻呼喚中國的學界產生解釋中國崛起的“中國理論”。

理論和模式這樣的概念是很奇妙的，它決定了人們對本身制度的認同，它決定了模式來源國對該體系之外的人群所具有的向心力，它意味著一個國家在世界上進行經濟、商業和貿易溝通時使他國按照己方意志行事、減少交流成本的能力。總之理論模式是增強本國自信心和引導他國民眾向本國思維方式轉變的重要手段。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西方這么在乎推廣其價值觀念和思想理論，這么在乎輸出西方的模式，這么期待和平演變非西方國家的下一代。1980年代中國就吃過這樣的苦頭，十年“文革”才結束，我們剛開始全面向西方學習，過去的意識形態和信仰迅速坍塌，這時候攜帶物質文明優越感而來的西方“精神文明”就進入人們的視野和頭腦，人們開始無限敬仰西方、信任西方，甚至隨著西方的魔笛而起舞，而不去思考西方背后的意圖究竟是什么，西方究竟意圖將中國帶向何種方向。說實在話，1980年代的中國經歷了巨大的險境，一個巨大的陷阱在等著中國，還好，中國繞過去了，不幸的是，蘇聯和東歐掉進去了。

如今，事易時移，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國的發展由物質領域的財富增值開始，從GDP、經濟、物質生活、科技等領域逐漸轉移到精神領域，中國模式和理論開始成形。倒是一些英美國家的報紙看得很清楚，聲稱西方要么忽視一種新的模式開始出現，要么佯稱中國的發展就是西方的模式，畢竟在商言商是皆大歡喜的；要么西方必須改革資本主義的模式，以新資本主義模式來與中國競爭；要么西方就不得不承認有一種更高級的模式甚至是文明在西方面前，西方面臨落伍。

中國從“文革”中走出來的時候，我們感到了自身的空前落后，因此時間不允許我們等待徘徊。在那個時代，鄧公提出“摸著石頭過河”是很高明的。改革開放初期你不能談太多理論，因為經過之前“階級斗爭為綱”和“文革”歷練的左派人士個個都是理論大師，講起馬列主義來一個比一個厲害，一個比一個極端，靠理論爭辯中國是不可能從舊觀念中解放出來，要實現改革開放的偉業，就必須先果斷結束爭論，立即行動起來。因此鄧的偉大就在于不爭論，要去試，要在空前的落后中殺出一條改革的血路來。

我想鄧所提倡的“不爭論”、“少談些理論”主要是針對過去意識形態下左派理論滿天飛的情況而言的，并不是真的不需要理論。恰恰在改革的初始階段，中國需要“試”，需要“實驗和糾錯”，需要“再實驗和再糾錯”，需要“敢為天下先”，甚至需要一定程度的非均衡的亂象，在活力和初始階段的亂象中才能尋找到未來的發展方向。今天，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后，情形則完全不一樣了，改革早就過了“探險”的階段，開始從混亂的非均衡狀態向理性的均衡狀態發展，開始從短期的“摸”向長遠的“治”方向轉變，開始從模模糊糊向“科學量化”的方向過渡，開始從短期效益向長期可持續性方向發展，開始從偶然機會碰撞到必然規律探索方向發展。這就是中國在現階段急需理論總結和理論戰略的原因。這里，理論不再是過去的意識形態，而是在新時代綜合了世界各國實踐和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實踐后的長遠戰略。沒有理論總結，我們自己也說不清自己為什么成功的，自己也說不清怎么走到今天這一步的，還是抱著“瞎子摸象、誤打誤撞”的心態，那么我們就無法為自己設定長遠的國家方略，更無法在理論和精神上產生對別國的吸引力，也無法增進我們對自己制度的認同感和信服感。

遺憾的是，在現有對中國模式的討論中，往往是描述性的居多，分析性的居少；闡釋成分居多，理論探討少；簡單平面的事實羅列居多，立體抽象的哲學思維較少。這反映出我國在改革開放后重物質、輕精神；重實踐、輕理論；重經濟、輕社會；重實效、輕抽象；重短期實利、輕長期戰略的特點。改革開放到今天這一步，應該是中國社會科學和哲學大放異彩為中國崛起貢獻理論的時代了。如果我們不能完成這樣的任務，那么中國崛起始終是在較低層面的器物和工具理性方面運行，而遠遠沒有達到更高層面的理論模式和價值理性層面。

筆者的拙著《中國模式》對中國崛起進行了初步的理論總結：

一，中國模式發展出的是“強政府和強市場”的雙強模式，這大大有別于資本主義的“弱政府，強市場”和蘇聯的“強政府、弱市場”的模式。

二，國家在保持了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以及為國家民族長遠目標謀劃能力的同時，放棄了全能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絕對權力”模式，極大促進了社會的微觀競爭和社會活力。

三，是大力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同時在事關國家命運和國計民生的領域如銀行、交通、能源和運輸等領域實現國有化。民營和公營并存的局面符合了社會主義的“社會化”需求，促進國家和市場之間達到理性均衡。

四，在宏觀經濟上吸收了自由貿易理論、階段性產業保護理論和東亞國家主導模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發展出了中國特色的“全球化理論”：既對特定產業進行階段保護，又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吸引外資和先進管理經驗，鼓勵中外合資企業，同時鼓勵階段保護后的全面、充分的競爭，促進經濟結構的迅速轉變和優化發展。

五，在區域經濟發展上實施由非均衡到均衡的動態均衡戰略，即通過競爭和比較優勢促進了各個地區的飛速發展，又通過國家的力量來階段性彌補各個區域的差距。同時在均衡之后繼續奉行競爭和你追我趕的動態調整戰略。

六，國家公共權力節制資本，使得資本在充分競爭的軌道上服務于國家的長遠利益，防止資本反向控制和異化國家公權系統。

七，以微觀層面的選舉制民主、中觀層面和宏觀層面的協商式民主作為社會的民主參與模式，開始實行“自上而下”的垂直有序性民主。民主體制體現了階段遞增和穩定上升的特點，有效避免了民主混亂的現象。

八，通過新技術手段實現了互聯網絡的社會民主的參與，實現了立法程序的社會化，立法程序廣泛地征求全國各個階層的意見，同時促進虛擬空間的無障礙和無權威式的平等交流。

九，在新能源領域，由于不受利益集團的約束，加速地促進了中國向綠色和可再生能源經濟文化的轉變。 社會主義由于其“社會化”的特征開始和生態文明結合，這是二十一世紀最激動人心的進步。

十，中華文明中“和而不同”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對個人、社會、國家、生態環境、外在世界的整體思維將對西方物質文明工具擴張和文明沖突理論提供有效矯正。

十一，中華文明的天下主義、世界大同與和平思想對于未來世界走向整合提供了重要的倫理、思想基礎。

我們現在正站在歷史機遇的面前，讓中國真正站在世界舞臺的中心，讓我們中國人大聲而清晰地告訴世界什么是“北京共識”。筆者真心希望這樣的初步總結能夠拋磚引玉，激發更多的同仁來系統地討論中國模式和中國理論，為中國世紀的歷史進程做出學者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