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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體報道，深圳一家電子廠非法使用幾十名童工，這些童工每天工作12小時，但只拿2000元/月的固定工資。網民的齊聲譴責及相關部門的介入下，使涉嫌童工事件的“員工”被成功遣送回四川山區老家。讓聽者嘆息和不解之處在于，有些童工并不覺得受資本家剝削是件壞事，相反，“回家只能吃土豆和玉米”的生存處境讓他們更愿意背井離鄉，“我不愿回家”的回答既是要求，也是期待。

孩子的話多少讓人心酸，然而當事件被簡單處理后，這背后所隱藏的基層治理和鄉村變遷對孩子成長的影響，以及童工再生產的結構性問題卻被忽視了。

被救的童工表示不愿返鄉

鄉村的衰落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講，在工業化、城市化的拉力下，鄉村人、財、物正快速流失，村莊空心化、共同體瓦解的趨勢不可避免，386199部隊（38指婦女，61指小孩，99指老人——觀察者網注）的生存窘境將長期存在。流出地的衰落各有各的原因，如交通條件不便、公共服務缺乏、聚居位置不佳、鄉村經濟落后、村莊結構推動……鄉村的衰落既帶來空間凋敝，也帶來社會問題，對童工再生產起著基礎作用。

筆者2010年在河南信陽調查發現，勞動力外出打工帶來女青年的大量外流，當地婚姻市場出現嚴重不均衡，在面子競爭和女方要價下，男方要想結婚，必須先到鎮上買房或建房，父母只好拿出半生積蓄甚至借債以供兒子成婚。

成婚后，小兩口并不能就地擇業，小孩出生后還要維持基本開銷，于是將子女托付給老人，然后一起南下打工。它帶來的后果是，大量住宅被廢棄，道路被雜草覆蓋，有的屋內長滿荊棘，人們不敢去廢屋，擔心里面有蛇、鼠。有個村子有20多戶人家，只有16個人居住，其中小孩10多個。這些小孩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就要住宿，回家路程遠不說，村里也沒多大樂趣。訪談的6個小孩均有逃離村莊的愿望，初中畢業即打工的小孩占到70%以上。

屬于丘陵地區的信陽農村尚且如此，山區農村的居住更加分散，社會服務更加缺乏，文化設施更加不便，兒童的留守化更趨嚴重。當生活環境、家庭環境變得不再溫情與可愛，當孩子的成長充滿著孤寂與冷清，迅速逃離村莊并當個童工就變成情理之事。只是，孩子的“童工夢”不是主觀自愿，而是客觀倒逼。

在重慶秀山的偏遠農村，孩子的輟學率較高，生活環境與涼山州差不多，不少村民住在山上，要與外界發生聯系，或者趕趟集市，一般要很早起來，憑腿腳走上半天。農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幾千元，孩子的父母多數出去打工。孩子從小被灌輸一種思維，上初中和上高中打工掙錢數額差不多，要么學習極好，父母砸鍋賣鐵供上去，要么就盡早出去打工。如果中等成績，也不用再讀書，那樣會拖垮家庭，就業也沒優勢。村里有幾個小孩考上一般的大學，仍然四處漂泊，家庭因此返貧，有些父母以此作反面教材不時教育孩子。

當貧困撕扯與讀書無望在孩子心頭積郁起來后，只要自己可以勞動，他們就會自我規訓，情愿出去打工，哪怕當童工，只要能掙錢。

治理的錯位

放任鄉村衰落既不利于社會發展，也不利于青少年成長。2003年以來，國家就在“以工哺農、以城帶鄉”戰略下做著各式探索，但青壯年勞動力的離村使重建家園變得浮泛和乏力。鄉村的衰落在某些政策的助推下加速，基層治理的缺位或政府的企業化，帶來小孩教育環境的惡化，從而對童工的再生產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國家2000年后實行的小學合并政策，初衷是調整農村教育布局，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從政策實踐的效果來看，師資、教室等辦學條件確實有所改善，但它對農村教育的負面影響也不小。筆者在湖北鄂州農村調查發現，因為“撤點并校”運動的興起，不少小孩的教育變成老大難。新的教學點離不少村莊較遠，將7-8歲的小孩寄宿到學校，家長實在放心不下。當地財政緊缺，難以為學校配備校車，有些家長就聯合雇車接送小孩。但各家多是一個小孩，接送的距離又太遠，如果提高接送費用，有些農民又承擔不起。不得已，媳婦（老人）留守，每天接送小孩，中午在學校就餐，一季度要花300元。

對于鄉村孩子來說，接受基本的義務教育充滿了艱辛

規模化辦學讓好學校集中到鄉鎮，為了小孩上學方便，也為了小孩安心上學，有些家長干脆在鎮上租房或買房。當地農民收入處在“溫飽有余、小康不足”的水平，分離出一個勞動力，而且還在鎮上吃住，對一般家庭來說，花銷實在太大。筆者了解到，有一戶3個小孩在鎮里上學，老人在鎮上租房，800元/年，食用油、蔬菜、大米等都從家里拿，葷菜到街上買，4個人一年生活最少花1萬元，這還不包括其他學雜費。它帶來的后果是，村莊嚴重空心化，農業生產受到阻礙，家庭積累難以提高。有些村民家庭經濟較差，負擔不起在鎮上的花銷，小孩上小學就要走遠路，就要在學校吃住。有的小孩早上去、晚上回，還要做作業。對于他們來說，接受基本的義務教育充滿了艱辛，有些小孩很早就討厭上學。一旦年齡稍大些，他們就會放棄教育，自然地外出打工。

教育資源集中帶來的負面影響只是其一，基層治理不善有時直接影響小孩的教育成長。筆者2009年帶隊在湖北通山縣調查時，有個家長以為我們是上級領導，哭著鬧著要求我們解決小孩上網、打游戲機問題。訪談得知，有些老板將網吧、游戲機開到鎮里，鄉村兩級并無有效管理，網吧因小孩光顧，生意很是紅火，從一家到兩家，越開越大，一條街上有2-3家。一到放學或放假，就有小孩跑來打游戲。學校找到鄉鎮干部，和網吧老板溝通，并沒有實質效果，只好采取盯人的辦法，但效果欠佳。有的孩子上網沒有錢，就偷家里的錢，賣能賣的東西。沉溺網吧導致他們成績極差或厭惡學習，打工成了其唯一出路。

在有些中西部農村，小孩教育已然成為最核心的問題，但村組織有心無力，畢竟稅費改革后，村組織喪失財源，已然成為“維持會”，相關活動無法開展，相關設施無法興建。有些村干部只好給校領導做工作，希望他們多關心學生心理，多到學生家庭走動。但治理錯位問題一時難以改變，連帶著農村教育環境的下滑。

教育的失效

鄉村教育的現代化不可避免，它對小孩文化心理的沖擊深入骨髓。如果分析農村教育的性質，則理想形態應該是引導小孩學習現代科技文化知識，同時傳承優秀的傳統文化，建立起對家鄉的熱愛、幫助其了解農村社會。但啟蒙教育的實踐并不如此，它在兩方面出現問題，間接培育出童工文化心理。

一是鄉村教育的城市化取向。如果翻開小學教科書，對城市的贊美隨處可見，對農村的歌頌卻不多。當城市被涂上現代化的各式美好色彩后，農村也在不經意的對比中變成落后、封閉的代名詞，小孩逐漸對家鄉產生隔膜，讀書的目標變成逃離農村，享受小資的必須。筆者在全國數十個省市農村均有調查，很少發現小孩愿意從事農業的情況。農業在小孩心中是臟的、累的、要拋棄的，似乎只有坐辦公室才是干凈的、舒適的。也正是文化心理上的農村排斥，他們對鄉村文化、農業知識均沒有好感，進城打工變成生活的追求，當童工掙大錢也為他們接受。

二是學校教育脫離社會。筆者在湖北十堰農村調查時，發現不少家長認可“讀書無用論”，覺得讀書的目的只在識字算術，要想追求幸福生活，還是要掌握幾門技術，真正的大書在實踐中。村民的振振有詞，并不是沒有道理，當地的幾個讀書人（大學生），工作條件很一般，收入也不太高，接近于民工水平，更要命的是，他們對農村不了解，對人情往來不在意，而他們中的多數，將來要回到縣鄉生活，接觸的還是農村人，個人交往能力比早輟學、早打工的人明顯要差。農民是樸實的、現實的，當學校教育無助于現實就業，甚至有妨于生活實踐時，對教育的投資就變得無足輕重，農民也不會過多重視小孩教育，而是抱著放任自流的態度，小孩的教育自不會太好。

國家也看到了農村教育的問題，2001年頒布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鼓勵鄉村教材和校本課程的開發與試用，也有不少專家學者在幫助小孩了解鄉土社會，提高實踐能力方面做著各種努力。但總體來看，農村教育的不實用不及片面城市化現象依然嚴重。抱著對燈紅酒綠、瀟灑自由生活的向往，抱著“有技”走遍天下的就業心態，稚嫩的心靈對童工也理解起來。

僅從供求關系角度看待童工現象是不夠的，保障孩子的義務教育權利，既需要有關部門更多的智慧和措施，也需要社會各界伸出手來，共同關心幫助小孩成長。童工的“不想回家”，既表征著對鄉村家園的拒斥，也含有對城市生活的向往。兒童是祖國的未來，重建鄉村教育秩序是保障其權利的基礎。隨著年齡增長，童工變成農民工，保障農民的受教育權利，提高農民文化知識水平，理應被納入重要的教育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