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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一經寫成，其命運就不再由作者決定。1856年，《舊制度與大革命》剛出版，托克維爾對其妻說：“愛讀此書者唯有自由之友，然其人屈指可數。”但事實卻大相徑庭，此書在三年內印行四版，至1934年更多達十六版，在英美德均頗受歡迎。20世紀下半葉，托克維爾思想獲得更大范圍、更深程度的解讀與傳播，這些情況均為托克維爾始料未及。2012年，《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竟在中國受到熱捧，恐怕更非他能想象。

托克維爾的原意

要用簡短的話總結托克維爾寫作《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原意，并不容易。該書雖然文辭優美暢達，清新明晰，但理解起來仍頗費思量。這主要是因為，托克維爾是西方政治思想傳統中人，我們對此傳統卻認識有限；該書是他最重要的一本書，卻是未竟之作。

托克維爾出身法國傳統貴族世家，是“舊制度”下名副其實的“既得利益者”，但面對“大革命”對“舊制度”摧枯拉朽式的傾覆，他不帶有任何懷戀“美好舊時光”的鄉愁或憤恨，反而是以一種超然冷靜的旁觀者心態觀察大革命、認識大革命、理解大革命。游訪美國的經歷為他提供了最終的啟示，在美國看到的“民主”，被他視為歐洲乃至整個人類的未來。正是這一來自“新世界”的“他者”視角，使他贊同了“舊世界”的大革命，并認為它是一項符合上帝旨意的偉大事業。換言之，“民主”乃是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不可阻擋的必然大勢，而法國大革命正符合并推動了這一歷史發展的走向。

然而，托克維爾對于民主事業的贊同并非毫無條件。在他看來，民主之所以說是出于天意的歷史趨勢，是因為就算上帝也更愿意同時造福大多數人的利益，而非僅僅青睞少數人的幸福。只不過，民主事業也是有利有弊，禍福相依。民主會帶來一系列不良后果，比如造成原子化的個人，僅追求發財致富與物質享樂的私人生活，越來越缺乏公共精神；由于熱愛平等而難容個人或少數人的特殊或優異，乃至對其造成“多數人的暴政”；而在強權之下，由于缺乏自由精神，軟弱的個人也寧愿享受奴隸般的平等。簡言之，托克維爾在贊同民主事業的前提下關注的核心問題是：民主之下，何以自由？他指出了自由與民主之間的張力，而此張力本質上也就是“貴族制的自由”與“民主制的平等”之間的張力。所以，在其成名作《民主在美國》（觀察者網注：即《論美國的民主》）中，他不僅描述了民主在美國的具體表現，總結出民主的抽象原則，還從歐洲傳統貴族制的視角比較分析了民主的性質、特征、后果、弊端及其改善之道等。

《舊制度與大革命》則是從《民主在美國》所建構的民主視角來反觀歐洲舊制度，特別要分析大革命爆發的原因與產生的后果，尤其是對大革命所產生的后果。他深感糾結與痛苦的是，為什么大革命所追求的民主事業給法國和歐洲帶來的是反復的政體變換與社會動蕩，而非美國人所享受的種種自由？在他有生之年，法國還先后經歷了兩個拿破侖皇帝的君主專制統治，更是對其珍愛的自由信念造成巨大打擊，他本人對如火如荼的民主革命產生困惑乃至懷疑，也就在所難免了。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嘔心瀝血的反思之作，體現了托克維爾對于祖國的熱愛，更體現了他對于自由的熱愛。他希望法國經過大革命的淬煉成為一個自由的民主國家，結果卻令他感到失望?？上覀兯芸吹降模饕峭锌司S爾對于大革命原因的分析，對于大革命后果的論述則未完成。

在該書中，托克維爾實際表達了這樣一個睿見：大革命恰恰是舊制度下的改革者自己進行的改革促成的，而大革命后出現的高度集權官僚制亦是在舊制度下就早已開始運行。所以，大革命只不過是以暴烈的手段、激進的方式來推進舊制度下新事業的早日實現。托克維爾特別強調的是，傳統貴族在舊制度下已經名存實亡，空留一些令人憎惡的頭銜，實際享有的自由與特權已被剝奪殆盡。一方面，君主專制下的“奴隸的平等”為真正平等的民主時代的到來鋪平了道路；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貴族制式的中間組織的緩沖，在強大的中央集權之下，民主時代下平等的個人如何實現自由便成了新的問題。

由此可見，托克維爾始終念茲在茲的最寶貴的東西是“自由”。這一崇尚自由的政治思想傳統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古典城邦時代，中間經過封建貴族制時代，然后延伸到大革命開辟的民主新時代。托克維爾作為“沒落的貴族”，所關心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在嶄新的民主時代實現自由？換言之，如何使貴族式的自由在民主社會普遍化？

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重在分析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原因和產生的后果

《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誤讀

需要強調的是，我們應把托克維爾視為一個政治思想家或政治哲學家，而非一個純粹的歷史學家。他對歷史的研究，并不意在窮盡其過程與細節，而在探究其內在的理路與因由，并且始終貫穿著政治哲學意識。作為一個貴族子弟，他雖然也從事過政治，但他并不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他的言辭遠勝行動，他的政治思想與智慧主要體現在寫作與演說中，他能留名青史，也是因為他是一個出色的作家和思想家。如果忽視或無視這一點，勢必不能準確把握他的意圖，當然也不能真正讀懂他的書。

然而，我們所看到的對于《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解讀，往往是把當下中國的制度視為當年法國的舊制度，以當下中國的改革比附當年法國的大革命，令人頓生荒謬之感。只要稍微思考就能明白，這樣的解讀并非意在歷史研究，更非意在思想研究，而是為了影射現實，指導改革。解讀者試圖把自己放在政治家的位置上，真正要解讀的是中國當下的改革事業，并且他們認為自己已經懂得怎樣進行更好的改革。

托克維爾固然表達了這樣的意思：改革的后果是引起人們要求進一步改革，但改革卻又無法滿足無限度的改革要求，因而造成民眾不滿情緒加劇，最終可能釀成革命。但這同時也是在說，改革只能進行穩健的漸進式改革，而非畢其功于一役的“休克療法”。

那種以《舊制度與大革命》影射當下中國的人，想當然地把當下中國比附為君主專制下的法國，更想當然地認為中國的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出路必然就是美國式的選舉民主。這樣的比附，不僅否定了辛亥革命以來中國革命的偉大意義，其實也否定了托克維爾賦予法國大革命的偉大意義。

在托克維爾看來，大革命的發生并沒有給法國帶來徹底的改變，舊制度的很多東西仍深深影響著革命之后的生活，但并不能因此否定革命的意義。事實上，革命已經發生了，新的時間已經開始了，人們已經生活在一個新的時代，只不過仍可能為舊的東西所糾纏。我們應該把歷史視為一個連續的過程，而非不斷發生的徹底斷裂。應該看到舊的傳統總是遺存于新的現實，而新的現實又總在生成新的傳統，這是一個不斷累積疊加的過程。也正因為如此，革命者與改革者的事業才顯得那么艱難，仿佛永遠免除不了那些舊東西幽靈般的糾纏，不斷地出現反復與倒退。也正是因為如此，無論一個政治家懷有多么崇高遠大的政治愿景，他也不能僅憑借理想與信念行事，而必須從實際出發。任何試圖改造現實的政治實踐，唯有首先扎根于現實，才有成功的可能。

《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曾提出“文人政治”這一著名概念，說的正是那些嚴重脫離實際政治、對政治生活沒有經驗的法國文人與作家，竟然代替了治國者來談論如何治理國家，并且他們慣于使用抽象的觀念，再加上優美的語言，很容易對社會民眾產生蠱惑的力量。對此，托克維爾的評價是：在作家身上引以為美德的東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時卻是罪惡！

大革命與新制度

說到大革命的后果，單是托克維爾提出的問題就足夠人們費盡腦汁了：為什么說大革命雖然成功了，但還是失敗的？為什么大革命即便失敗了，卻還是成功的？

大革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民主精神的勝利以及平等觀念的深入人心。從此以后，任何建立在等級制度與特權身份基礎之上的政治制度，都將是不正當的。人民主權代替了君主主權，這是人類政治生活的重大變遷。正是因此，托克維爾無論多么熱愛自由，也只能在接受民主政治的前提下，談論自由如何可能。并且他所思考的，也不再僅僅是少數享有特權的世襲貴族的自由，而是民主社會的每個公民都平等享有的自由。

大革命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是說，真正的自由民主并未實現。托克維爾所熱愛的自由，并非后來所說的“消極自由”，而是具有積極政治參與意味的共和主義的自由，故而他所期待的民主社會，是一個貴族式的自由得以普遍化、公民普遍享有并實踐政治自由的社會。但在大革命之后，這樣的社會并沒有到來，法國反復顛簸于君主專制復辟與民眾暴力革命之間。

對于拿破侖帝國和1848年革命，托克維爾均無好感可言。所謂君主專制之下的“奴隸的平等”，無非是指前者。而下層民眾參與的起義，又被他稱為“多數人的暴政”。他在《回憶錄》中說得尤其直白：“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卻是一個貴族——這就是說，我蔑視和懼怕群眾。”托克維爾其實始終只能作為一個貴族自由主義者發言，一面反對君主專制，一面反對民眾暴動，同時，他所看重的貴族又是那種具有崇高精神與卓越品格的傳統貴族，而非新興的資產階級暴發戶與唯利是圖的金錢貴族。在1848年革命之后，他甚至對早年推崇的美國式民主也持保留意見。

由此可見，托克維爾所熱愛的“自由”相當曲高和寡，他也正是立足于此對大革命前后的新舊制度展開批評的。但與隨著社會主義革命而出現的更徹底、也更具普遍性的自由理念相比，它僅僅是一種懸在頭頂的具有理想性的高貴觀念，卻不能在與現實的互動中展開自身，因為它一旦進入實際歷史便可能產生變異，而不再是它自己。

就此而言，托克維爾并沒有充分理解作為歷史趨勢的“民主”的含義。它本質上應該是一個不斷展開的歷史運動。大革命之前的絕對君主制對于貴族特權的消除、對于貴族階級的抑制，正是為了服務于這一歷史運動，是這個歷史運動借助專制君主之手得以充分展開的一個必要階段。而民主革命的歷史運動一旦展開，就不會僅僅局限于第三等級的勝利，平等的權利必然會從資產階級擴大到農民、工人等更廣泛的下層民眾中。拿破侖戰爭不僅是這種被激發的民眾精神的展現，它本身也進一步激發了這種精神，使得普通法國農民的兒子也成了這種精神的化身。

在法國大革命之后發生的中國革命，雖然與其分享了共同的民主革命精神，但卻試圖建立一種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與法國大革命一樣，中國革命也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革命也可能產生不良后果，革命后的新制度建設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無論如何，革命已經發生了，新中國已經建立了，當下中國的改革是在革命之后進行的改革，是新制度的自我完善。

一旦“新制度”得到很好的理解，《舊制度與大革命》必然會被丟棄。

（本文刊載于《社會觀察》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