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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教授

【文/林毅夫】

非常高興參加今年的兩會解讀報告會。今年對國家發展研究院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份，我們正好成立30周年，30年前成立時名為中國經濟研究中心，2008年改名國家發展研究院。我們立下的宗旨是推動現代經濟學教育、經濟學理論研究，同時也作為智庫提供政策咨詢。30年來，國家發展研究院能夠取得成績，得到社會各界的肯定，主要是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更重要的則是，我們趕上了一個好時代，當年我們這群有家國情懷的年輕人之所以要在北大成立國家發展研究院，是希望能貢獻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建國之初，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落后的國家之一。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取得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持續的經濟增長——從1978年年底到2023年，這45年里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達到8.9%。在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任何一個國家以這么高的速度持續這么長時間的經濟增長。跟1978年比，我們的經濟規模增加了47倍，這是一個奇跡。

在這樣的奇跡之下，我們應該很快能夠進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現在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是人均GDP13845美元，而中國現在的人均GDP已經接近13000美元，我估計，快則到2025年，慢則到2026年，我們應該可以跨過這個門檻，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很重要的里程碑。

2023年12月15日，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總經濟師、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劉愛華答記者問時表示，我國人均GDP已超12000美元。圖片來源：國新網

改革開放以后的發展是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 “中國崩潰論”此起彼伏。最近，這種“中國經濟快不行了”“中國經濟會崩潰”“中國經濟可能永遠趕不上美國”之類的說法再度盛行。

今天是兩會主題，要談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挑戰、機遇，但我還是想先談談：為什么中國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能夠取得經濟增長奇跡？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奇跡，為什么“中國崩潰論”多年盛行？最后再對今年的發展前景談談我個人的看法，回應今年兩會大家關心的問題。

中國經濟為什么能取得奇跡般增長？

中國經濟為什么在改革開放以后能夠取得如此快速的增長？原因在于我們改革的目的和方略。

改革之始，我們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人均GDP不及非洲國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一。此前，我們推行的是以國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計劃經濟使得中國得以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完整的重工業體系，讓我們能夠在1960年代試爆原子彈，1970年代衛星上天，有了堅強的國防，能夠獨立自主地推行我們的政策，為民族復興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國有企業效率低，致使人均收入水平很低。

眾所周知，我們之所以要追求民族復興，既是希望國強，也希望民富。但在1978年之前，人民極端貧窮。為在國強的同時提速民富，中國從1978年底開始全面推進改革開放，成為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和基本上所有發展中國家當中率先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并且，我們在過去45年中不僅發展速度快，而且是唯一沒有出現過系統性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

轉型以后，我們為什么能夠取得經濟的穩定和快速發展？這得益于我們當時改革中推行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理念，采取漸進式雙軌制的改革方法，也就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

當時，有很多大型重型的、資本密集型的國有企業，普遍存在低效問題。基于我這些年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這些企業違反比較優勢，在開放的市場當中沒有自生能力。雖然它們低效且無自生能力，但我們改革之時采用“老人老辦法”，繼續由國家提供必要的補貼保護來維持其生存，維護了經濟的穩定。

同時，對一些原先受抑制但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我們采取“新人新辦法”。政府允許鄉鎮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進入這些符合比較優勢的新產業，而且不僅允許這些企業進入，政府還積極地因勢利導，幫助其發展。比如，當時我們的基礎設施很差，不可能在全國同時改進基礎設施，但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必須有好的基礎設施，所以我們就先設立經濟特區、加工出口區、工業園區，在園區里把基礎設施建好。當時，為保護國有企業，政府還對經濟有很多干預、扭曲，但在這些經濟特區、加工出口區、工業園區里實行一站式服務，硬環境和軟環境同時改善。

同時，我們符合比較優勢的產品需要進入國際市場，但當時國內的企業能力不足，我們就招商引資。外資不僅帶來了資本和技術，而且帶來了進入國際市場的渠道。如此，這些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得以快速發展，而且在發展過程中還可以利用跟發達國家的差距所形成的后來者優勢，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方面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比自己發明的成本低、風險小。

綜上，我們通過“新人新辦法”，使很多產業獲得快速發展，不僅創造了就業，而且能積累資本、外匯，使我們的產業從勞動力密集型逐漸向資本技術密集型升級，如此進入正循環，產業不斷升級迭代。原來很多國企早年違反比較優勢，后來中國自身產業結構和市場生態的變遷而逐步符合比較優勢，這些企業也因之具備了自生能力，不再依賴補貼保護來生存。政府干預補貼的需要漸小，甚至可以完全退出，市場在配置資源中逐步發揮決定性作用，中國經濟也多年得以保持穩定且快速地發展。

 “中國崩潰論”為什么此起彼伏？

但是，為什么在這個奇跡當前，“中國崩潰論”還會經常出現？因為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難免會有一些周期性波動。投資經常會有潮涌，一段時間新的產業出現，投資一起涌進去，即使那個產業符合比較優勢，但由于一下子投入太多，也會造成產能過剩。產能過剩以后，這些企業的經營績效就會不好，投資能力和意愿就會降低，經濟發展就會減慢。

比如，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后，民營企業、外資企業、鄉鎮企業都一擁而上，去投資當時的熱門產業。比如家電產業，幾百個企業涌入，幾百條生產線同時上，因此導致產能過剩。在這種狀況下，經濟需要調整，投資減少，增速下降。

經濟發展過程中還會遇到外部沖擊，比如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的出口增長非常快，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出口國。當國際經濟下滑時，我們的出口產業就會受到很大沖擊，經濟增長也會因之變慢。

由于我們采取的是漸進式雙軌制改革，經濟當中存在政府干預，存在一些所謂“局部扭曲”。在這種狀況之下，當中國經濟下滑時，經常就會被認為是中國自己的結構性問題所致。

在這一點上，中國和美國有個很有趣的對比：美國經濟增長放慢時，通常會把原因歸咎于其他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是歸咎于日本，現在歸咎于中國；而當中國經濟增長放慢時，國際學界普遍認為根本原因是中國自身的體制機制問題。不僅國外學界如此判斷，國內學界一般也會如此。

中國確實存在由漸進雙軌改革不到位而導致的各種問題，但經濟下滑很多時候可能是外部因素或周期性因素所致。而國內國際往往傾向于認為是中國自己的體制問題造成的，同時由于體制機制問題不易改或不能改、不愿意改，大家由此就對中國經濟產生悲觀情緒，甚至認為中國經濟崩潰在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