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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武的小書《大路朝天——中國革命與中國道路》出版之后，我迅速地拿來讀了一遍。正如作者自己在后記中所說道的，這本書“著意討論的就是中國革命帶給中國社會的變化”，因為今天關于中國道路的相關討論中，無論是中國道路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對革命帶給中國的遺產(chǎn)常常會遺忘或者諱莫如深。我相信大多數(shù)讀者應該會挺喜歡這本小書，因為蕭武的寫作邏輯特別清晰，問題意識明確，表述也很直白。就像汪暉先生說的，蕭武的文字是社會媒體時代的產(chǎn)物……他不是學院知識分子，不受學科八股的約束，出入文史之間……所論往往直至要害。為蕭武這本小書作序的蘇力老師也說自己多年前就喜歡上他的文字，有社會關懷，視野開闊，有洞察力，坦誠，文筆犀利流暢。

說起來并不光彩，直到今天，在為“革命”正名這件事上，中國的知識分子竟仍然（不得不）進行著一些最低層次的辯論。在參與進這一話題的同時，蕭武的著作也有著自身的一些獨特性。

首先，蕭武著書的犀利之處體現(xiàn)在，他幾乎不浪費筆墨，所議全部直指中國的高政治議題。這并不是一件特別容易的事情，特別是在長期從事媒體行業(yè)之后。對于什么問題是真問題，什么議題具有強政治性，如今恐怕許多國家都弄不清楚。比如在美國，“低政治”甚至“準政治”的議題，例如墮胎、同性戀、動物保護都能成為焦點。夸張點說，我覺得當代中國面對的最迫切的高政治議題，加起來恐怕兩只手就能數(shù)出來。在《大路朝天》這本涉獵頗廣的書中，你幾乎讀不到低政治議題（除非是批判性的），這不得不說體現(xiàn)了作者的眼界，比如通過國家與市場的關系，來討論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比如基層治理的問題，特別是農(nóng)村基層社會組織體系的衰敗與國家基層治理體系的狀況；比如人口與民族的問題，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政治與土地制度變遷；再比如通過評述甘陽、新儒家等來勾勒當代中國思想界的基本面貌等等。

《大路朝天》蕭武著 中信出版社

其次，是爭論的對象眾多，讀者在本書幾乎可以看到一幅中國學術思想界版圖。雖說不在學院內(nèi)，但細細讀一遍，學術界好的壞的、該嘲諷該批評的其實或多或少都在場了，而且爭論頗為并擊中要害，也比較中肯。比如他在談保守主義的文化與政治時候，認為甘陽通三統(tǒng)中對毛澤東時代傳統(tǒng)的概括最不能讓人滿意，不能將之簡化和概括為平等主義。再比如在梳理新儒家的脈絡時，重點討論了新儒家在政治上的影響，并質疑了新儒家的方案會動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基礎。相對而言，最不能令人滿意的，可能是蕭武對中國特色自由主義的態(tài)度，在他的筆下，這些自由主義者從八十年代之后就不怎么讀書，智商不高，思維簡單，意識僵化，看不清中國與世界的現(xiàn)實，甚至狹隘和教條到“連變得有點文化都不能接受”，于是還敵我不分。我感覺中國人還是講究含蓄和禮貌的，大實話一般還是會講得委婉一點。

蕭武的批評態(tài)度鮮明，不藏著掖著，也不云山霧繞，這恐怕會讓許多讀者喜歡。但他似乎沒有更多正面地談及自己的立場，當然如果細讀全書，其實也不難發(fā)現(xiàn)。不過，我指的并不是更顯而易見的東西，比如他一以貫之的擔憂階級固化，強調(diào)基層底層，堅守群眾路線等等。而是指某種思維方法，蕭武難能可貴的是從現(xiàn)實和社會實踐出發(fā)思考問題，而不是從思想到思想，從語詞到語詞，從概念到概念的邏輯推導，從而在許多問題上保持著足夠的清醒，避免了學院式的思想游戲。比如在談到前三十年建立了比較成熟且完善的政府科層治理體系，很多人將這一點歸結為中國悠久的精英主義政治傳統(tǒng)和文官政治傳統(tǒng)，蕭武則指出，這里更重要的原因不是傳統(tǒng)，而是中國革命，并解釋了為什么這更與長期的革命戰(zhàn)爭和革命事業(yè)建設的錘煉有關。還是借蘇力老師的評語：讀者或許能從中獲得一種如何做事、如何做成事、如何做大事的務實理解，對真實世界各種變量或條件更有經(jīng)驗的把握，而不是概念或理想的邏輯演繹。這一角度的理解可能增強我們在真實約束條件下思考和有效應對復雜問題的能力。

接著，我們就來仔細地閱讀全本書的邏輯，全書一共分為四個部分。“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基層社會的革命：土地制度變遷與民族區(qū)域治理；保守主義的文化與政治；新儒家的“政治”與“心性”，前兩部分涉及的更多是關于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的現(xiàn)實思索，后兩部分則更偏重于思想（史）研究。

在第一個部分中，蕭武討論了在中國革命的遺產(chǎn)中，對中國道路的形成起基礎性作用的幾個方面，并梳理了這些遺產(chǎn)在中國改革道路上所發(fā)揮的作用，指出改革過程中社會主義與時長經(jīng)濟兩種邏輯之間的沖突與矛盾，以及此消彼長的關系。在蕭武看來，正是這兩種邏輯的并存，使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制度既不同于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模式，又不同于歐美資本主義模式，從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模式。中國模式是一個在當下被討論得太多的話題，以至于有時變成了一個無人不能談，無角度不可談的模糊概念，這種模糊的概念固然對傳播有益處，但卻因其模糊難免帶來意指失效的可能，甚至淪為官話套話。蕭武的討論的獨特之處，是站在指出一個危機的立場上，反而幫助我們更好、更清晰地了解中國模式。在他看來，目前的危機在于，社會主義的遺產(chǎn)正在逐步削弱，主流意識形態(tài)過于強調(diào)向市場經(jīng)濟轉型就是與歐美接軌，從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來越像許多人所批判的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盡管這一批評有悲觀之嫌，但當今中國社會面臨的貧富差距擴大、人口出生率下降等問題又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蕭武的基本論調(diào)就是，認為應當警惕這種情況，在理論和實踐層面把握社會主義的制度基礎，將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落實為具體的政治經(jīng)濟制度安排。

這種對于實踐性的強調(diào)，決定了當蕭武看待中國革命時，將革命紅利理解為多項特點，這些特點讓改革具備了條件。其中包括，一，實現(xiàn)了國家的統(tǒng)一。二，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層的治理體系。三，基層社會建立了現(xiàn)代社會秩序。四，具有獨立自主的主權性格。五，國家能協(xié)調(diào)各階層之間的利益。六，穩(wěn)定的政治環(huán)境。七，比較健全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八，相對高素質的勞動力。九，基本完備的基礎設施。十，相對穩(wěn)定的金融體系。十一，比較完整的現(xiàn)代高等教育體系和科技研發(fā)體系。十二，相對成熟且完整的政府科層治理體系。十三，國家對經(jīng)濟事物的干預能力。十四，尖端國防科技工業(yè)。十五，衛(wèi)生醫(yī)療體系。十六，社會治安穩(wěn)定。經(jīng)過了改革開放和市場經(jīng)濟的實踐，這些改革紅利得到了充分的發(fā)揮，同時，盡管帶來許多問題，但也恰恰由于中國革命的存在，也保證了中國社會未來的發(fā)展能夠始終有潛能解決這些問題。

第二部分是關于基層社會的革命。土地制度變革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蕭武認為，每一次土地制度的變革，都會帶動整個社會的整體性變化。而他的研究和以往研究最大的不同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對1949年以前的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側重于其政治和社會影響，對1949年以后土地制度變動的研究則更側重于其社會影響，而較少提及政治影響。蕭武重點討論了土地制度變革對基層社會組織結構所帶來的沖擊和影響，由此進一步延伸到黨和國家的基層治理結構體系的變動。在這一部分的另一面，蕭武則特別重視邊疆治理。邊疆治理同樣也受到了土地制度變革的影響，無論是西藏和新疆的土地改革，還是改革開放后包產(chǎn)到戶的全面推廣，都對西藏和新疆等邊疆地區(qū)的社會和基層治理結構帶來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第三和第四部分更接近當代中國的思想論證，均與對保守主義的批評有關。第三部分是以中國著名學者甘陽的思想變遷軌跡為主線，討論了文化保守主義在中國逐步興起的過程，及其在學術思想層面的影響。與以往類似討論不同的是，蕭武指出文化保守主義的真正意圖并不只是局限于文化層面，而是有其政治意圖的，但文化保守主義在政治層面的影響，常常因其隱蔽性而被人忽視。盡管蕭武承認文化保守主義在思想文化層面具有重要意義，但其在政治上就是十分危險的，并且，這一點在美國已經(jīng)得到了印證，中國社會和知識界需要警惕。在第四部分，蕭武則集中討論了新儒家。在他看來，自進入21世紀以來，新儒家在中國學術思想界和社會上的影響日益增強，甚至在官方層面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應。同樣的，新儒家的觀點經(jīng)常被人們認為主要集中于文化層面，而忽略了其本身也是有政治意圖的。蕭武重新討論了新儒家在政治上的影響和作用。在社會階層逐漸固化的趨勢下，我們需要關注的是新儒家的方案可能會成為新生的精英階層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尤其是在基層社會，如果過于鼓吹所謂儒家文化傳統(tǒng)，可能會動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基礎。

無論是施特勞斯學派還是新儒家，蕭武對文化保守主義的態(tài)度有一條基準線，就是反對知識界的精英立場，而強調(diào)中國革命的群眾路線。一方面，對于文化保守主義或政治保守主義，應該肯定其在思想領域中做出貢獻的一面，在早年的當代中國學術思想界，左右兩派對國家的批判態(tài)度是一致的。自由主義一方認為，中國經(jīng)濟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這成就與國家政策無關，而是市場的功勞，國家退出的越多，市場自由的空間越大，中國能取得的成績也就越大。站在左翼的立場上看，改革開放帶來的問題遠比成績更大，由于對毛澤東時代的傳統(tǒng)遺產(chǎn)的破壞，中國經(jīng)濟增長的潛力也正在被消耗殆盡。甘陽作為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看法截然不同，不僅沒有批評，反而援引歐美學者對中國的觀察和研究，來說明中國已經(jīng)崛起了，而且正在改變國際政治秩序格局。中國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因此中國的當務之急就是要有“文化自信”，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大國，并承擔起相應的責任，不能再看歐美的眉眼高低，跟在歐美思想潮流后面亦步亦趨。

作為結果，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在政治領域的爭論失效了，比如關于民主制度。在甘陽看來，選舉制、代議制的民主只是一種政治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在統(tǒng)治。美國雖然號稱民主，但同樣是精英們在統(tǒng)治，普通民眾只是被統(tǒng)治的對象。美國的立憲過程就完全是封閉的，并沒有經(jīng)歷過民主討論。一方面，這是指出美國憲法的正當性并不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另一方面，這是在對抗整個思想史中對于民主的贊美，以及對于民主的迷思。由此導致的一個結果是，一方面，人民不再以批評政府決策為理所當然，而是強調(diào)針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該批評就批評，該表揚則表揚。并認為中國有自身的歷史和傳統(tǒng)，經(jīng)過毛澤東時代的革命和建設，已經(jīng)為現(xiàn)代化奠定了基礎，而近30年來的高速經(jīng)濟增長則增強了中國的經(jīng)濟實力，中國完全具備在歐美之外建設一種不同文明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文化保守主義背后的政治保守主義立場，那種對精英的強調(diào)，也存在巨大的問題。在蕭武看來，中國的革命歷史，是黨領導群眾進行階級斗爭，推翻原來的貴族特權，打破原來的統(tǒng)治權力網(wǎng)絡，建立各種組織，將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形成人民民主政權，并通過集體化從制度上加以保證的過程。盡管不能說是唯一，但平等主義是非常重要的原則。在政治上，毛澤東時代強調(diào)群眾路線，強調(diào)群眾參與、執(zhí)行決策；在經(jīng)濟上，強調(diào)工人參與領導，強調(diào)分配相對平等；在國家治理模式上，強調(diào)動員群眾參與，以盡可能低的成本來實現(xiàn)更好的治理效果。用今天另一個關鍵詞來說，中國道路和中國社會的進步發(fā)展，無不依靠“向下超越”，從來不依賴于所謂精英的意志和行動。

在后記中，蕭武特地強調(diào)了自己的寫作與網(wǎng)絡思想辯論的關系，無論是思想、學術還是關于中國社會的現(xiàn)實討論，都來自于網(wǎng)絡思想辯論，而正如上文所說，寫作風格上也延續(xù)了這種強辯論的模式?？吹竭@里，也許有的讀者會問，你說了那么多，確實講到了中國革命、社會主義的前三十年，到底做對了什么？為我們正身處其間的改革提供了什么條件呢？怎么為之正名和辯護呢？但是還有沒有別的相關內(nèi)容可以推薦呢？有的！你們可以來參加本周四的“觀天下講壇”，題目正是《奠基：共和國的前三十年與改革開放四十年》。

主講人是王紹光教授！

王教授是中國政治、民主理論與實踐領域的資深學者，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耶魯大學，現(xiàn)為清華大學特聘教授。他是中國最早關注國家能力建設的學者，早在九十年代，其與胡鞍鋼教授合著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直接推動了中國分稅制的建設和改革，時人稱之為“一份報告與一場改革”；他的《民主四講》一書已經(jīng)成為政治學領域的啟蒙作品；近年來提出以抽簽替代選舉從而實現(xiàn)民主的主張，更是引起廣泛討論。本周四，王教授將帶領大家一起回顧毛時代，探索共和國的前三十年與改革開放四十年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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