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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突然洛陽紙貴，坊間也冒出無數(shù)書評和讀后感。其中，托克維爾戴著各種面具出場：時而是自由戰(zhàn)士，時而是反腐先鋒，時而是改革謀士，但始終是一個中國政治評論家，對從晚清改革到當代“唱紅打黑”等種種問題發(fā)表看法。在“杜甫”、“元芳”之后，托克維爾很忙！

在托克維爾的種種“忙法”中，有一種非常典型的是，它被一些中國的解讀者“任命”為英美革命的推廣大使，以及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的鞭撻者。根據(jù)這種解讀，托克維爾只贊成英美式的政治革命，而反對法、俄、中三國的革命。根據(jù)這種解讀，革命革掉舊的政治結構就已經(jīng)足夠了，如果再進一步深入到社會與文化層面，那就會一朝不如一朝，到最后只能是“與人心為敵”，淪落為恐怖的政治。根據(jù)這種解讀，當代中國要避免這種可怕的結果，就必須避免召喚20世紀中國革命的幽靈，痛下決心，與主流的英美政治接軌。

這種論調曾在1990年代的一本大幅“借用”美國三流學者Carol Blum的流行讀物中出現(xiàn)。“托克維爾熱”使之重新粉墨登場。但這樣征用托克維爾來為中國的“后悔史學”站臺，不啻為對托克維爾的濫用。

從革命爆發(fā)到“不斷革命”

在法國的后革命語境中，托克維爾的著作具有一定的“后悔史學”色彩，但絕不是我們在中國見到的那些簡單的“后悔史學”。貴族家庭出身的托克維爾不是中國的那些常見的“政治祥林嫂”，天天用“傷痕文學”來控訴大革命的罪惡。在他看來，大革命要實現(xiàn)的平等確實是勢不可擋的時代潮流，貴族時代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了。只是平等化的進程有不同的走向，或者產(chǎn)生平等的自由，或者產(chǎn)生無自由的平等。他要努力爭取前者，而避免后者。

對托克維爾來說，大革命之所以在法國而非其他地方爆發(fā)，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法國獨特的政權結構與階級結構。法國的絕對主義王權早在大革命之前就已經(jīng)完成最重要的“反封建”任務，剝奪了封建領地上的領主們的政治權力，用自己的官吏系統(tǒng)取而代之。這種剝奪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贖買”的方式來進行的，領主們放棄政治權力的回報是獲得種種經(jīng)濟特權。一旦領主不再在地方公共事務中掌握領導權，不再關心公共福利，他們手中的經(jīng)濟特權就日益遭人痛恨，而政治權力的缺乏，則又使他們受人蔑視。

托克維爾指出，與法國貴族相反，為了牢牢掌握政治權力，英國貴族寧可放棄很多經(jīng)濟上的特權。后者使之避免平民的痛恨，前者使之避免平民的蔑視。而在德意志地區(qū)，領主的政治與經(jīng)濟壓迫都比法國深重，但大革命也不會在這樣的地方爆發(fā)。托克維爾實際上是在分析“受壓迫感”的產(chǎn)生機制。沒有改變自己命運希望的被壓迫者往往“樂天知命”（比如今天生活在種姓制度之下的笑瞇瞇的印度乞丐），而當他已經(jīng)擺脫大部分枷鎖，只剩下那么一點點束縛的時候，恰恰可能是其“受壓迫感”最強、最有可能揭竿而起的時候。無獨有偶，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有非常類似的觀察：“許多經(jīng)濟增長較快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較大的新興工業(yè)化國家的政治反倒動蕩不安，暴力頻繁，政變迭起，險象環(huán)生。而那些經(jīng)濟落后或停滯不前的新獨立國家，都能安享相當程度的政治穩(wěn)定。”在亨廷頓看來，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提高了人民對政治體系的期望，如果超出政治體制的承受能力，革命就可能發(fā)生。

那么，革命為何走向了“不斷革命”？托克維爾著作中對“文人政治”的批評向來為人津津樂道。在一些人的類比中，孫中山、毛澤東領導的真刀真槍的革命，也被解讀成了受錯誤思潮影響的“文人政治”。然而，如果將“不斷革命”完全歸因于革命者被錯誤思想（如盧梭理論與馬列理論）“毒害”，那就太簡單化了。在托克維爾看來，“文人政治”得以滋生，恰恰正是法國的特權階級淪為“財主”、日益不接觸政治治理的結果。真正有治理經(jīng)驗的“領主”是不會隨隨便便異想天開的。

如果說所謂“錯誤思想”的影響只是“不斷革命”的淺層原因，更深層的原因在于社會階級結構。托克維爾向我們展示了法國錯綜復雜的階級關系：貴族與教士都是經(jīng)濟特權的財主，與其他階級存在激烈的利益沖突；資產(chǎn)階級又不是一個統(tǒng)一的階級，他們以躋身特權階級為目標，一些人端著碗吃上了，另外一些還沒吃到，相互之間又出現(xiàn)抵牾。資產(chǎn)階級與農(nóng)民更是分離的，他們?yōu)榱颂颖苘娨鄱惻c沒落領主們的盤剝，拋下了凋敝的鄉(xiāng)村，移居城市。當然，法國階級之間的沖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王權運行的結果。歷史上的“贖買”政策形成了特權階級與非特權階級的對立，而國王為獲得更大財政收入不斷出賣各種身份性資源，造成了更為錯綜復雜的階級/階層對立局面。一旦革命爆發(fā)，不同群體提出的訴求相互沖突，協(xié)同行動的成本非常高。在推翻了共同的壓迫者之后，他們根本無法建構一個穩(wěn)定的政權結構。在政治權力的碎片化下面，潛藏著的是社會力量的碎片化。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一旦革命的扳機扣動，接下來的發(fā)展就根本不為個人意志所轉移。“傷痕文學”的軟弱之處恰恰在于，它僅僅是宣泄情緒的“空談”，而不是真正改變社會條件的“實干”。如果社會條件沒有實質改變，革命該發(fā)生還是會發(fā)生，而“傷痕文學”由于其對當下秩序的否定，恰恰可能成為新的革命的引子。

中國革命的正當性

借助于托克維爾的革命動力學，我們能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中國革命何以如此深徹。簡言之，中國革命者所面對的時勢挑戰(zhàn)遠比法國革命更嚴峻，但同時，中國社會結構的碎片化比法國有過之而無不及。

20世紀漫長的中國革命是一個面臨全面崩潰的古老文明尋找出路的努力。但就清朝而言，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已經(jīng)面臨著全面的國家整合危機。1840年以來，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日趨崩潰，甚至中國自身也淪為半殖民地，在政治與經(jīng)濟上都受到列強勢力的壓迫。而早從鎮(zhèn)壓太平天國起義開始，清廷就將大量軍權、財權下放給了地方，造成了地方坐大的局面。民族關系則是另外一個影響中央政權穩(wěn)定的因素，滿漢矛盾的發(fā)酵，中央政府加強邊疆治理所引發(fā)的反彈，都影響著這個多民族王朝國家的命運。相比之下，在法國大革命爆發(fā)之前，盡管法國在七年戰(zhàn)爭中遭遇挫折，但仍然是歐洲強國，并未像中國那樣淪為“東亞病夫”；從法國國內來看，革命之前也沒有出現(xiàn)中央與地方的尖銳矛盾；盡管法國也存在對龐大的海外殖民地的治理問題，但近代國際法體系中的“殖民地”與朝貢體系中的“藩屬”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而就法國本土來說，也不存在什么突出的族群矛盾。

清王朝軀體中潛藏的離心力在辛亥革命后全面釋放出來，庫倫哲布尊丹巴活佛與西藏噶廈政府借機宣布分離，內地各省盡管最終聯(lián)合，但軍省格局進一步發(fā)展，中央政府更趨衰弱。托克維爾所談的大革命加強中央集權這一點，至少在民國時期并非現(xiàn)實。最終，是北洋集團憑借自身的軍政實力接管了民國政權。袁世凱盡可能從制度與文化上保持與清朝的連續(xù)性，從形式上維持了一個穩(wěn)定的政權結構。

袁死后，軍省格局進一步深化，北洋集團掌握的中央政權日益無法維持表面的團結，直至1917年出現(xiàn)民國法統(tǒng)的全面分裂。而一旦民國法統(tǒng)分裂，全面割據(jù)局面形成，就沒有力量能夠阻止主張社會革命與文化革命的政治勢力興起。1923年改組后的國民黨最初是作為地方割據(jù)勢力而出現(xiàn)的；而1930年，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最后階段中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因而出現(xiàn)“統(tǒng)治階級混戰(zhàn)”，無法維持一個統(tǒng)一的政權。但正是這種“統(tǒng)治階級混戰(zhàn)”，為工農(nóng)武裝割據(jù)提供了條件。

因此，“后悔史學”的學者們如果要追究民初從政治革命向社會—文化革命演變的責任，首先要怪的就是袁世凱。怪就怪他的輕舉妄動毀掉了“穩(wěn)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而一旦沒有穩(wěn)定的政權結構，就肯定無法控制主張社會革命的“激進勢力”。不僅如此，北洋隊伍散了之后，連稍有點雄心壯志的地方軍閥都開始考慮搞社會革命，因為這樣可能有助于鞏固統(tǒng)治基礎，在群雄逐鹿中占據(jù)更有利的位置。比如，廣東軍閥陳炯明竟然能支持共產(chǎn)黨員彭湃開展海陸豐農(nóng)民運動。

一旦袁世凱去世，軍閥割據(jù)與混戰(zhàn)的局面形成，接下來就很難有更強的“后悔點”了。“后悔”的條件是后面比前面搞得更糟。但軍閥割據(jù)與混戰(zhàn)已經(jīng)糟得夠可以了。軍閥總是無休止地搶占地盤，要搶地盤就要養(yǎng)兵，養(yǎng)兵需要錢，錢從老百姓身上出。老百姓出了錢，看軍閥們相互廝殺，把這些錢與人命一起賠掉了，沒有留下什么有建設性的東西。在北京的大教授們生活當然過得滋潤，但他們是極少數(shù)，在亂世之中，他們的知識也無法轉化為物質生產(chǎn)力，即便每月拿三百大洋，也是報國無門。

      不過，還是有人發(fā)明了一個新的“后悔點”：軍閥割據(jù)雖然糟糕，但包含著通過“聯(lián)省自治”，發(fā)展出自由民主制度的可能性。早在晚清之時，康有為就已批駁了梁啟超、歐榘甲等人“分省自立”的主張。康并不是從理念上反對地方自治，而是認為以省為單位的自治，蘊含著國家分裂的大危險。無論是康有為，還是孫中山，都傾向于將自治單位劃得更小，以消除國家分裂隱患。但要實現(xiàn)這一點，首先仍需消除以省為單位的割據(jù)，實現(xiàn)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權。國民革命軍喊出“除軍閥”口號，何錯之有？

一旦我們度過這個“后悔點”，后面的邏輯就清楚了。為了終結軍閥割據(jù)與混戰(zhàn)局面，就需要凝聚起比舊軍閥更大的力量。而凝聚力量的手段就是社會革命，用反對者的話來說就是搞“痞子運動”，將原本政治上消極的社會階級變成積極的政治力量。

非要引進新的政治力量嗎？為什么不能依靠士紳、軍人、官僚和商人來建立一個穩(wěn)定的政治結構？在這里，托克維爾的革命動力學就直接對我們有用了。簡單來說，清末民初的中國并沒有強有力的政治領導階級。長久以來，士紳的社會權威主要來自通過科舉制度的身份分配，而不是作為地主的經(jīng)濟地位，他們以皇權為中介形成群體認同。1905年廢除科舉，而上新學堂、留學等社會流動途徑缺乏科舉制度的權威性，士紳們的社會影響力出現(xiàn)衰弱之勢。喪失了科舉制度與帝國官僚制度的支撐，士紳們的全國性聯(lián)系也進一步弱化，日益成為地方性勢力。一個缺乏全國性聯(lián)系和政治抱負的階層，自然也就無法承擔起政治領導的使命。清末民初的商人勢力更是弱小，東南沿海的很多商人還是列強的買辦。革命派所借重的秘密會社勢力、海外華僑勢力，不僅原本就是中國社會的邊緣力量，而且內部還存在許多派系斗爭，更不足以承擔政治領導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清廷所留下來的軍人和官僚來接盤，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因為這是一個碎片化的社會中唯一成塊的組織力量。

中國近代革命環(huán)環(huán)相扣，從中間開始“后悔”，總是會遭遇到缺乏支持條件的問題，難免尷尬。

所謂“英美道路”

最后，我們來看托克維爾是否像一些“后悔者”們設想的那樣，是他們所界定的“英美道路”的推廣大使。對所謂“英美道路”的界定五花八門，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兩種：第一種是作列舉式的界定，其內容從保護市場經(jīng)濟、行憲政法治，到“小政府”、地方自治等等不一而足；第二種是比較寬泛的界定，認為英美只搞政治革命，不搞社會與文化革命，漸進改革，尊重財產(chǎn)權與傳統(tǒng)。

第一種界定明顯受到了里根—撒切爾改革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有很多內容是托克維爾的時代也沒有充分理論化的。托克維爾有財產(chǎn)權的觀念，但根本說不上有今天經(jīng)濟學家們的“市場經(jīng)濟”概念，至于“政府與市場關系”之類問題，更不是他所關心的核心問題。事實上，貴族出身的托克維爾對英國資產(chǎn)階級還有很多的鄙夷不屑。托克維爾自己熱衷的事情并不是賺錢，而是在北非為法蘭西開疆辟土，并認為法國人只有通過建設帝國的偉大事業(yè)才能克服自身的小家子氣，以更好地保持他們的自由。

用這種界定來描述現(xiàn)狀，無異于刻舟求劍。拿聯(lián)邦制來說，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描繪的是美國內戰(zhàn)之前的聯(lián)邦制，那時候政治的重心的確是在地方，而不在聯(lián)邦。但在內戰(zhàn)之后，聯(lián)邦的權力大大加強，到了今天，聯(lián)邦政府更是成了龐然巨獸。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正在致力于把政府做得更大，以保護弱勢階層的利益。在他之前，共和黨的小布什總統(tǒng)雖然在理念上更認同“小政府”，但也未能砍掉什么福利，反而通過“反恐”，大大擴大了聯(lián)邦政府的規(guī)模與權力。美國的左派通過經(jīng)濟議題擴大政府，右派通過安全議題來擴大政府。至于英國，早就是一個福利國家了。

更關鍵的是，托克維爾從來不認為制度是可以簡單移植的。在《論美國的民主》中，他在贊美了美國的共和民主制之后，又鄭重指出，即便是這些美國人回到舊大陸去，他們也搞不出現(xiàn)在美國的制度。因為條件不一樣。比如說，舊大陸國家所面臨的巨大的地緣政治壓力，美國人就不必承受，這就使他們可以長期保持更大的地方分權。在舊大陸，政府的權力必然會更加集中。

第二種界定比第一種界定更為精巧一些，更著眼于一種抽象的精神，而非具體的制度。但這種解釋很容易又變成一種神秘的“國民性”論說。首先，英美真的避免了社會革命嗎？北美獨立革命與美國建國看起來只是政治革命，但只不過是將社會革命議題——奴隸制——往后推了而已，但最終還是躲不過去。美國內戰(zhàn)及廢奴，其實就是林肯主導的社會革命，這場內戰(zhàn)是19世紀西方內部最大的戰(zhàn)爭，其殘忍與不人道大大逾越了當時的戰(zhàn)爭法底線。而英國17世紀革命中也并非沒有提出財產(chǎn)重新分配的問題——比如說，議會軍中的“平等派”就希望在政治革命的同時推行社會革命。克倫威爾為了壓制他們的主張，將軍隊調去攻打愛爾蘭，軍隊一開始打仗，自然就沒法作社會革命動員了。為之承擔代價的是愛爾蘭人。大英帝國的油水能夠滴幾滴到下層老百姓嘴里，于是普通平民也欣欣然地去讀莎士比亞，而不是《共產(chǎn)黨宣言》。接替英國霸權的美國也是如此，有全世界供養(yǎng)美國，美國的下層階級也樂得安于現(xiàn)狀。

如果中國有龐大的海外殖民地或可墾殖的蠻荒土地，還搞什么社會革命呢？然而，很悲摧的是，近代中國自身恰恰是列強的半殖民地。如果說法國大革命主要是第三等級革命，中國的大革命可以被稱為“第五等級革命”。第四等級是歐洲的工人階級，而中國的平民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比歐洲工人階級還低。中國的革命反抗的不僅僅是本國的一兩個特權等級或集團，甚至是整個壓迫性的國際秩序。

當然，筆者并不否定英美的普通法治理有其精到之處。普通法在司法中為規(guī)則的創(chuàng)制留出空間來，使得法律體系能與時俱進，無需等到積重難返時才思改變，這就使得漸進的、連續(xù)的改革成為可能。中國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應當借鑒這種治理精神，但這不意味著中國要模仿普通法國家的具體舉措，因為甚至在英聯(lián)邦成員國中，類似的司法體制產(chǎn)生的實踐效果都大不相同。比如說，印度的司法就根本無法讓人羨慕——據(jù)媒體報告，印度法院積累的待審理案件數(shù)量堪稱世界之最，截至2010年底共有3100萬個案件等待審理，按照現(xiàn)在的速度，僅把這些積案審理完就需要320年！

托克維爾不止是格言警句

托克維爾能在法國大革命后走馬燈似的變換的政府和憲法背后，看到一個連續(xù)的、甚至不斷膨脹的行政體系，這無疑得益于他對政府事務的深度參與和研究。但這種實踐眼光很難傳播，容易傳播的只是那些瑯瑯上口的格言警句。托克維爾本人看透了“文人政治”，但他自己說的這些話在中國又太容易成為“文人政治”的素材。這不是托克維爾的錯，而是因為在中國，不參與也不研究國家治理的“情懷黨”太多了，一看到某些關鍵詞就兩眼放光。

上文所剖析的種種對托克維爾的濫用，其核心就在于情懷先行，不琢磨話語的意外實踐后果。而如果仔細剖析，可以發(fā)現(xiàn)，“告別革命”論足以成為一種革命話語，貌似保守的“后悔史學”恰可成為激進學說。將托克維爾拉作中國近代史的“后悔者”，其指向的恰恰可能是托克維爾自己要努力避免的后果。

因而，要活學活用托克維爾，可能需要在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之間作審慎的分寸拿捏，讓托克維爾的洞見融入中國語境，促進中國道路的開拓，而非用他的只言片語來拖實踐的后腿，如此才不枉托翁在中國大忙一場。

（本文刊載于《社會觀察》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