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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由中華文化學院主辦的“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學術論壇在北京召開，一大批國內外頂尖學者圍繞“中國道路的文明根源”“中華文明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大變局時代的中國與世界”等議題發表觀點、展開對話與交流，旨在促進中西文明交流互鑒，闡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文明根源。

本文為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主旨演講，由中華文化學院授權觀察者網發布。其他嘉賓精彩演講將陸續在觀察者網刊出，敬請關注。】

11月1日，中華文化學院主辦“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學術論壇，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做主旨演講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這是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寫下的感嘆中國歷史正在發生著歷史性巨變的名句，而“人間正道”強調的就是這一歷史性巨變是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

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本來就是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發展的必然結論。但是，我們知道，這里講的“社會主義”指的是兩個歐洲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于是，中國人為什么能夠接受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中國人為什么能夠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中的問題怎么解決？這三個問題就成為我們研究中國道路不能回避的重大課題。

中國人為什么能夠接受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

認識來自于實踐。毫無疑問，中國社會主義進程中提出的這三個問題，歸根到底都是在實踐中發生，也只能在實踐中解決。而實踐主體的文化背景和實踐環境的文化特質對實踐的走向也會產生深刻的影響。

在研究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史的時候，我們注意到，古代中國人的“大道之行”思想及其揭示的中國文化的“天下為公”密碼，對于中國人接受、堅持和發展科學社會主義，具有極其緊密的關聯。

這里，我們先來討論第一個問題：中國人為什么能夠接受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

中華民族從來就是一個有自己社會理想的民族。在《禮記·禮運》中，早就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這樣的社會被稱為“大同”。這部著作，許多專家認為，大約是戰國末年或秦漢之際儒家學者托名孔子答問的著作。它反映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歷史觀點。但是，書中提出的“大同”思想，對歷代政治家都有深刻的影響。

這種“大同”，指的是堯舜時代“公天下”的社會。后來，許多思想家把這種對過去的懷舊轉化為對未來的追求。比如近代改良主義思想家康有為的《大同書》，認為社會是不斷進化的，最后實現的是“大同”；而且，這樣的“大同”不僅是中國的“大同”，還是世界的“大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也是以“天下為公”作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可以說，“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已經成為這個民族最高的社會理想，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正因為中華民族有這樣的追求，有這樣的文化基因，所以當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傳到中國的時候，中國人特別能夠接受這樣的社會理想。比如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介紹和傳播的歷史，就可以發現最早向國內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是中國的留學生，是保皇黨人梁啟超，是同盟會元老朱執信、宋教仁等人。這些人雖然沒有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信仰，只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某一方面觀點作為論證他們自己政治主張的依據，但他們都能接受馬克思主義某些觀點，就在于他們都是接受過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知識分子，都是追求“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的人。

至于共產黨人作為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的忠實繼承者，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和中華民族追求的“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中國之所以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社會主義思想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的文化土壤，凝結著中華民族的歷史追求，淵源于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

2018年，馬克思誕辰200周年，中國贈送馬克思雕像在德國特里爾揭幕。新華社記者 單宇琦 攝

中國人為什么能夠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這里，我們進一步討論第二個問題：中國人為什么能夠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命題，在于中國共產黨在正確認識中國的基本國情時，不僅能夠實事求是地認識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而且能夠實事求是地認識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

習近平總書記說過：“宣傳闡述中國特色，要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

比如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與西方就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國原始社會后期，處理政事包括在權力授受時，實行的就與古希臘民主不一樣的民主制度。在《尚書·堯典》、《尚書·舜典》中記載說，凡是舉國大事，堯、舜都要召集“四岳”或“十二有牧”、“四岳群牧”開會，這些會議實際上是酋長會議。重大問題的決策都經酋長會議，由堯、舜這樣的部落領袖與酋長們協商決定，實行的是協商民主而非選舉(票決)民主。

在中國古代經典中也有“選”這個字，比如“選賢與能”。但是這個“選”不是選舉之“選”，而是推選之“選”。舜被推選為部落領袖，就是堯在“四岳”會議上經與酋長們協商推選出來的。古人把這種選拔領導人的方式，稱為“禪讓”。所以，“選”在中國有選舉與推選之別。在英文中，相對應的就是election和selection兩個詞。選舉的方式是票決，推選的方式是協商。這兩種方式都是民主的方式，但又不一樣。

由于中國有過后人津津樂道的“禪讓”式的協商民主傳統，再加上中國幾千年來追求的“和而不同”的哲學理念，相對于競爭性的民主形式，中國人更習慣于比較和諧的協商民主形式。所以，協商民主在中國不僅與現實社會的實際相適應，還有著深厚的文化根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中的問題怎么解決？

最后，我們一起來討論第三個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中的問題怎么解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提出到現在，不到40年時間，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與此同時，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也遇到了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中如何進一步解決好公平的問題；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如何進一步解決好環境污染的問題；在中國日益強大起來后如何進一步解決好同世界相處的問題；等等。解決好諸如此類問題，歸根到底，要靠我們的實踐和智慧。同時，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天下為公”“天人合一”“協和萬邦”等思想，也可以在解決這些問題時提供寶貴的思想資源。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夠為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府進程中的問題，和我們在解決這些問題時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指導地位是一致的。馬克思主義雖然誕生在西方，但從根本上說，馬克思主義揭示和反映的是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的一般規律，因此它和中華文明并不是兩類不同性質的文明。我們注意到，由于中華文明秉持的是“天人合一”的理念，和西方思想界在馬克思主義之前認為自然界有規律、社會發展沒有規律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而和馬克思主義認為自然界和社會發展都有規律可循是一致的；中華文明強調的“格物致知”、“實事求是”等“實學”傳統和崇尚的易學、陰陽學說等哲學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更有許多相通之處。因此，我們決不能因為“堅持馬克思主義”而簡單地否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不能以“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由頭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指導地位。這是我最后要強調指出的。

11月1日，中華文化學院主辦“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學術論壇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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