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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來不多的現實主義電影佳作中，《我不是藥神》是尤為特別的一部。它喚起了我們對生死疲勞的感慨，更敦促著我們去思考，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藝術和現實中的法律和倫理困境。

讓我們從影片中面目可憎的藥企說起。

《我不是藥神》熱映后，諸多主流媒體和自媒體的下意識反應不是哀民生之多艱，而是忙不迭地討論“《我不是藥神》錯在哪里”，為跨國藥企“辯誣”。很多人說，如今開發新藥的平均成本高達數十億美元，如果不讓藥企在專利保護期內以高昂的價格銷售藥品，藥企就會無利可圖甚至虧本，失去研發動力，最終導致大家都沒有新藥可用。

這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知識產權”的邏輯，也是資本運作的邏輯。資本是逐利的，對利潤高的產業更有敏銳的嗅覺?！段也皇撬幧瘛分械摹爸Z瓦公司”的原型是諾華集團，世界三大藥企之一，總部設在瑞士巴塞爾。2016年，諾華集團銷售額為510億美元，利潤為177億美元，凈利潤率高達34.7%。對比一下，蘋果公司當年凈利潤率不過21%，甚至高通都比不上諾華。

生命是最大的剛需，沒有什么比疾病更能讓人傾其所有。因此，一種新藥，尤其是能夠治療絕癥的“神藥”，無疑能夠成為錢景最好的商品。藥企掙得盆滿缽滿，患者保住了千金難買的生命，這不是兩全其美的事嗎？

但是，千金難買的生命遇上千金難買的藥品，問題就不這么簡單了。

資本以自我增值為本能，對利潤的追求沒有止境。諾華集團的格列衛從2001年開始銷售，累計銷售額已經超過了540億美元，除去研發經費、生產成本和分銷利益，凈利潤仍有數百億美元。在這個過程中，多少人因為高昂的藥價傾家蕩產，多少人因為吃不起藥而心懷不甘地死去，在諾華集團光鮮的財務報表上是看不到的?！袄麧櫋焙汀氨├敝g的界限，究竟應該劃在哪里？

諾華的辯護士們說，公司需要這些利潤來研發新藥，以便在格列衛專利到期后維持公司的生存和發展，造福更多的人。且不說其研發費用僅僅是利潤的一半甚至更少，即便諾華成功地實現了“擴大再生產”，那時的情況仍會是，一方面某些疾病不再是絕癥或能夠得到徹底治愈，另一方面許多患者因為新藥的天價而徘徊在貧困和死亡的邊緣?？萍嫉倪M步，仍然不會最大限度地轉化為人類的福祉。

而從長時段來看，藥企的說辭更加站不住腳。作為人類征討癌癥的重大突破，格列衛并不是諾華從平地建起的高樓。沒有十九世紀末以來幾代科學家對癌癥發生機制的不懈研究，這種起死回生的新藥根本不可能出現。

就格列衛而言，1960年賓夕法尼亞大學的Peter Nowell和David Hungerford指出慢粒白血病與染色體變異存在關系，1973年芝加哥大學的Janet Davidson Rowley發現費城染色體易位機制，1980年代多位科學家證明bcr-abl酪氨酸激酶是致病元兇，為格列衛的研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先導工作，而他們都不是諾華的雇員，而是大多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資助的高校科研工作者。

到了尋找激酶抑制劑這個環節，諾華才粉墨登場，而這已經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事了。即便如此，領導抑制劑研發的關鍵人物也不是諾華自己的研究人員，而是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的Brian J. Druker博士。對于這些科學家和科研機構來說，自己的科研成果成為藥企的搖錢樹，這讓他們深受困擾。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科學家言：不要濫用專利》（Don’t abuse patents: scientists）的開頭，Druker這樣寫道：

“在最近關于專利、藥價和基本藥物獲取途徑的爭論中，科學家、公共部門所提供的資源以及參與醫學研究的學術機構所發揮的關鍵作用經常遭到忽略?！?

他表示，科學家投身醫學事業，大多是為了通過自己的研究幫助病人，而諾華在全球天價售賣格列衛，讓他和同事們感到非常難受?！巴顿Y藥物研發的藥企應該得到回報，但這并不意味著濫用排他權利，定出天價，并為細微改動申請專利，延續壟斷價格。這有違專利體系精神，也缺乏正當性，因為是公共部門持續數十年的投資使這些藥物的發現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