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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時報》2001年6月22日頭版文章《像瘟疫一樣蔓延 三股惡勢力威脅中俄哈吉塔烏六國》，對塔利班、本·拉登與中亞和新疆的恐怖勢力的關系，作了如下披露：

在與中國新疆接壤的塔吉克斯坦北部山區，盤踞著一股極端勢力。長期以來，它們一直試圖在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交界處的費爾干納地區建立一個獨立的伊斯蘭國家，并為走私毒品和武器開辟一條通道。目前在塔吉克斯坦非政府控制區聚集的非法武裝約有2000多人。就人員構成來說，這是一支國際縱隊，其中有阿拉伯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吉爾吉斯人、烏茲別克人和塔吉克人。納曼加尼是這伙極端武裝的頭目，他因近年來大搞恐怖活動而被稱為“中亞的巴薩耶夫（車臣匪首）”。納曼加尼現年37歲，烏茲別克人，幾年前當上了烏地下瓦哈比教派的首領。1992年，他逃竄到了塔吉克斯坦，入伙塔伊斯蘭反對派陣營，并參加了塔內戰。此后，他又入伙阿富汗塔利班，并在后者的支持下，創立了一個叫做“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的黨派。2000年8月，龜縮在阿富汗的納曼加尼的部隊又神秘地出現在塔吉克斯坦。

數百名極端分子從塔吉克斯坦北部越過塔烏邊境，竄入烏茲別克斯坦南部，企圖向烏境內的費爾干納盆地進軍。烏政府軍重兵迎敵，與武裝分子激戰數十天。與此同時，800余名極端分子越過塔吉邊界，進入吉爾吉斯斯坦南部巴特肯地區，企圖取道進入烏境內，一路燒殺搶掠，引起了一片恐慌。吉邊防軍奮力抗擊，傷亡慘重，戰斗一直打了一個多月。

納曼加尼一伙的資金來源主要靠贖買人質、販運毒品和由塔利班總部直接給錢。其中販運毒品獲利最大，贖買人質的收入也相當可觀。靠著手中的錢財，納曼加尼招兵買馬，擴大隊伍。據說，吉巴特肯地區的年輕人對激進分子的號召非常積極，成批加入極端武裝分子的隊伍。

或許有人會說，擺平幾千匪徒何以如此之難。記者前不久曾到吉爾吉斯南部的巴特肯地區，采訪曾與極端分子作戰的吉邊防軍官兵。阿吉爾中尉告訴記者，打擊這些武裝分子并非易事。“他們長年在烏、塔、吉三國交界地帶活動，不停流竄，你這邊剛一調兵遣將，他那邊就越過了國境線。我們有一個小分隊夜里出去偵察，第二天清晨點名時發現，一個也沒回來。士兵尸體找到了，但卻沒一個是完整的。有兩個偵察兵是被刀子捅死的，另幾個被扔進了峽谷。匪徒多是身經百戰的老兵，又有山地作戰經驗，每一次行動都經過精心安排。他們不僅有當地的秘密軍事地圖，還有最先進的通訊設備，有美式名牌狙擊步槍和帶夜視鏡的沖鋒槍，甚至還有能夜間在山區飛行的直升機。他們不只裝備精良，還穿著山地靴、防彈衣、羽絨衣，好吃好喝外加綠票綠票（美元）。我們也有武器，但太差，俄制自動步槍不適合山區作戰。山峰險要，灌木叢生，重槍重炮都成了擺設，無能為力。匪徒中老少男女啥人都有，還講究攻心戰術，我們在夜里常能聽到他們的大呼小叫。

……

中亞的極端分子肯定有背后黑手在暗中操縱。俄羅斯對外情報局的材料證明，中亞極端武裝得到阿富汗塔利班的全力支援，在費爾干納地區建立獨立伊斯蘭國家的想法也是塔利班高層人物的政治決斷。納曼加尼可以在塔利班軍營培訓自己的官兵，并從本·拉登及一些阿拉伯富商手中獲得錢財。

根據中國政府2002年發布的《“東突伊斯蘭運動”基本情況》，中國新疆的恐怖組織“東伊運”，也參與了這一系列由塔利班支持的活動：“‘東伊運’與本·拉登“基地”組織系共生關系，在培訓武裝人員和暴力恐怖分子方面得到了阿富汗塔利班、本·拉登‘基地’組織的大力支持。”

如此倒行逆施，自然不可能長久。2001年塔利班政權的崩潰，不能僅僅視為美國軍事優勢的結果，塔利班的各種政策導致其極不得人心，才是根本原因。2001年塔利班政權的倒臺，更應被視為塔利班在在阿富汗進行的“復古”派“模式化”實驗的失敗。但隨之而來的，是美國主導的另一種“模式化”——全盤西化，確切的說，是“全盤美化”。這場實驗的結果，我們今天都看到了。

不要“模式”，但“追隨”中國

二十多年下來，一場“復古”，一場“西化”，這兩場“模式化”實驗，都以失敗而告終。按照薩米爾的觀點，這意味著，“模式化”，在阿富汗已經走到了盡頭。如果說塔利班的“復古”因為其“倒行逆施”而失敗，那么以美國主導的“西化”為什么會失敗呢？

2011年，也就是塔利班在阿富汗倒臺10年之后，“阿拉伯之春”爆發。在短暫的“春天”之后，阿拉伯世界陷入了一場不見盡頭的持續動蕩，“阿拉伯之春”沒有解決既有問題，卻成為既有問題的總爆發。

對此，薩米爾在新作《東方的復興》中的分析是：“這些問題從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阿拉伯民族脫離于世界和落后于時代的諸多表現：當世界各國邁向未來的時候，阿拉伯人則將時針撥向過去；當世界各國將自然資源和國家財富用于實現復興和滿足人民需求時，阿拉伯人卻大肆浪費其有限的資源與財富；當全世界都堅持著自由、平等的價值觀時，阿拉伯人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忽視和踐踏它；當世界各國都拒絕依賴外國力量、力圖實現獨立發展時，阿拉伯人卻極力取悅于別國；當世界各國走向統一的時候，阿拉伯人卻愈發分裂；當第三世界國家努力接受公民身份和公民社會的價值觀時，阿拉伯人卻在回味公民社會以前，部落時代中的落后要素；當各國著力改善自身處境以迎接未來的時候，阿拉伯人卻宣稱要追根溯源，回歸歷史。”

薩米爾認為，關鍵問題在于，“阿拉伯之春”企圖通過直接移植西方政治體制的方法來解決阿拉伯國家的發展問題，但這種做法完全忽視了阿拉伯國家自身的國情。很多阿拉伯國家只是有著現代國家的外形，內部卻仍然是阿拉伯傳統的部落主義、宗派主義，統治者沒能實現傳統與現代的轉型或融合，疲于應付內外壓力，無力進行社會整合，只能通過強化部落主義、宗派主義來保障執政地位和政權合法性。由此導致的后果，就是不同的利益群體之間沒有共同議程，因此“阿拉伯之春”成為了“議程真空下的即興革命”。

2014年4月觀察者網制作圖說，回顧阿拉伯之春后的各國情況

在薩米爾看來，今天的阿拉伯世界面臨的問題就是：“復古”和“西化”這兩條路線都以失敗而告終，阿拉伯世界已經陷入了無路可走的絕境。出路在哪里？對此，薩米爾提出的方案是：以中國為對象，進行“文明的追隨”。這也是薩米爾這本《文明的追隨——中國的崛起與阿拉伯人的未來》的主旨所在。

根據薩米爾的定義，所謂“文明追隨”，其要義是“落后民族……追隨先進民族的復興之路”（P.97）。具體地說，“追求復興的落后民族”，應該選定一個在發展程度上高于自己的民族作為“追隨”的對象，然后與作為其追隨對象的先進民族，建立這樣的關系：

1、先進民族應捍衛落后民族的利益并滿足他們的迫切需求，特別是保護他們免受外界的壓力和干涉，為落后民族實施民族復興計劃創造適宜的外部環境。

2、先進民族通過為落后民族提供他們自己不能探索、了解和創造的物質文明成果，加快落后民族實施民族復興計劃的步伐。這既有助于先進民族從落后民族那里獲得相應的利益，也有助于落后民族加速縮小與先進民族的發展鴻溝”（P.99）

從薩米爾的這段話可以看出，“安全”帶來的“和平”與“發展”，是他最關心的。他希望，能找到一個“先進民族”，由這個“先進民族”充當“落后民族”的保護者，保護和引導作為“落后民族”的阿拉伯世界走上復興之路。

薩米爾認為，在“復古”和“西化”這兩個方向都已經走進死胡同的情況下，這是唯一的出路：“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與發達的文明國家建立‘利益共同體’的關系，從而實現互利合作而非單純的索取利益：落后民族借鑒先進國家的成功經驗，汲取他們文明的諸多成果，同時落后民族也可以為先進國家的持續進步和長久發展提供相應的幫助。”（P.96）這個“發達的文明國家”，就是薩米爾為阿拉伯世界設計的“文明追隨”的對象。

但是，薩米爾又認為，“利益共同體”這個概念，“只適合于實力相當的國家之間，否則就是空中樓閣。”因此，與先進國家建立起“利益共同體”的第一步，就是“首先追隨先進民族的復興之路”（P.97）。也就是說，阿拉伯世界所要“追隨”的對象，應該是一個自身也處于復興進程中的國家。在有著共同的復興追求的基礎上，借鑒對方“在實現成功的過程中所使用的基本哲學，為阿拉伯人規劃自身的復興提供指引。”（P.2）這就是薩米爾所說的“文明追隨”的具體內容。

那么，什么樣的國家，可以充當阿拉伯世界的“文明追隨”對象呢？薩米爾認為，這個國家應具備三個特征：

第一，它必須是一個與阿拉伯世界沒有利益沖突的國家。此前西化派的失敗已經證明，與阿拉伯世界有利益沖突的國家，是不可能成為阿拉伯世界復興的學習榜樣的。

第二，它自身必須是一個足夠發達，并有強大實力的國家。

第三，這個國家應與阿拉伯世界有若干相似之處。這個國家自身也是處于復興的過程中，而且取得了成功。特別是，這個國家在復興過程中，也采用了與近代阿拉伯復興思想鼻祖塔哈塔維所提出的“非模式化”類似的發展方式。

根據以上三條標準，薩米爾認為，世界上有且只有一個國家能夠充當阿拉伯世界“文明追隨”的對象，這就是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