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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紐約的肯尼迪機場感到驕傲嗎？這是我最近會問幾乎每一位聽眾的問題。畢竟，肯尼迪機場是外國游客來紐約最大的入口，而紐約自視為全世界最棒的城市。

目前還沒有一個人回答我說“驕傲”。副總統拜登更是在今年的一次演講中，批評紐約的拉瓜迪亞機場讓人感覺像處在“第三世界國家”。

美國建筑工人的失業率目前仍是雙位數。政府可以借貸長期利率低于3%的款項。如果現在還不重建這些機場，更待何時？

美國經濟并沒有讓美國人民滿意。現在，美國人的總收入比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前所預測的少了約1.5萬億美元，或者說人均少了5000美元。金融危機低谷之后，美國成年人工作率上升很少，比起2005年時的最高水平少了500多萬在職人員。中等家庭收入和小時工資基本上停滯了一代人的時間。

要改變頹勢，美國政府可以采取的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聯合起來，開始大規模更新國家基礎設施的項目。在前所未有的低利率和長期失業的情況下，這樣的項目是良性經濟，但更重要的是，這是常識。

根據美國土木工程協會（ASCE）五年一次的評估，美國國家基礎設施2013年評級為D+，較2009年的D有所進步（該評估體系總分為A到F）。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幾乎沒有美國人不受這些破舊基礎建設的影響。

這個國家給世界帶來了因特網，并且在全球信息技術領域保持領先，可它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統卻要依靠真空管，跟蹤航班則是靠公告板上的貼紙。即便把安全風險置之一旁，燃油消耗和不必要的延誤所造成的額外開支就達數百億美元。等到會使用真空管的員工相繼去世，再去完成這一陳舊系統的革新，說得通嗎？

我經常旅行。在北京去機場的路上或是在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去機場的路上，我用iPhone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很少會掉線，不像從機場到波士頓、紐約或是華盛頓。我知道，不單單是我會遇到這樣的問題。當然，美國企業持有近2萬億美元現金，從資產負債表上看幾乎沒有利潤，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投資改善基礎設施建設。

擔任克林頓政府財政部長期間，我每次去華盛頓以外的城市都會去公立學校。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在奧克蘭的一所高校演講頌揚教育的重要性時，一名年輕教師走向我，說：“薩默斯部長，演講非常好，我完全同意您的觀點。但是有一個問題：教室墻面掉漆，學校因為學生過多不得不從9：45開始第一批午餐，這讓學生如何相信你的話？而任何一家銀行都不會出現墻面掉漆的情況。我們覺得，或許那才是最重要的。”她提出了我永生難忘的觀點。

告別了長達40年的能源依賴，美國有可能在十年內成為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氣出口國。我們產出的石油已經比沙特阿拉伯多。不可否認，讓美國成為世界石油市場的最終平衡者將比現下更安全、更穩定。但是，如果我們在基礎設施上投資不足，以致于石油運輸所依附的不是石油管道，而是火車、卡車，那么上述愿景就不會實現。

我們剛剛熬過的那個艱難冬天無疑給我們留下了一些路面坑洞。美國土木工程協會（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預計，在需要維修的道路上開車，會讓馬薩諸塞的開車人士每年耗費313美元。這相當于每加侖汽油30多美分。而汽油稅這二十年里沒有上升，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沒有重組的投資去維護交通設施，更不要說去改善它了。

還有很多例子。但在這些例證背后是這樣的事實：基礎設施投資的實質性提高將對我們所有的主要經濟目標都有利。這簡直像是經濟學能夠帶給我們的一頓免費午餐。

我們也許處在一個停滯的時代，投資需求短缺，無法吸收個體和企業的所有積蓄，即便利率低到有產生金融泡沫的風險。通過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提高需求是治療這一疾病的解藥，也是就業轉好和經濟增長的來源。

為什么呢？基礎設施投資能夠增加經濟能力。在利率接近于零的情況下，個人支出的增加不太可能帶來較高回報。另一方面，從美國的歷史經驗、國家間比較和各州間比較來看，公共基礎建設投資的社會回報率很高。

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依賴又充滿競爭的世界。儲蓄可以流入任何國家。研究和發展的成果可以全球流通。許多標志性的美國企業利潤在國內所掙的只有一小半，大部分是在海外賺得的。

但始終不會流動的是我們的基礎設施。當我們把錢投在加強基礎設施上，基本上所有的錢都能留在美國。一旦就位，所有的利益都會流向美國人。

基礎設施投資這一經濟戰略也會推動公正。上一代的所有結構性變遷會讓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所承受的痛楚最大。這些人拼命工作，建起基礎設施的核心，從而成為經費的主要受益人。而且，這一群體是大部分美國人，而不是超級幸運的一小部分人——后者主要從改善公立學校、機場，或是減少路面坑洞中獲益。

最后，基礎設施投資對于代際/代內公平十分重要。我們時代的經濟政策專注于（如果不是僅僅專注于）減少政府赤字和債務。這些是重要的問題，但卻勉強受著關注。

即使不是立刻使用新的財政收入，基礎設施投資也能輕松地減輕長期債務收入比，因為它能刺激經濟增長，提高使用期限，減輕后代負擔。這不是經濟現實，而是會計慣例，借的錢顯示出來是債，但將來不可避免仍要實施的延遲了的維修則不是。當維護或必要的投資延遲時，賬款增加的速度比聯邦借貸更快——借貸的平均利率低于2%。

我們要走向哪里？這不應該是一個黨派問題。

我們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錢來修公路、現代化學校，在這一點上民主黨人是對的。他們強調，一個大國不能容忍政府依靠小額資本運行，這一主張也是對的。即使我們假設福利改革了，可老齡化在加重，醫療保健費用提升的速度比其他任何經濟領域的增長都要快，還有美國的國際責任，都意味著如果美國未來要有足夠的投資，就要增加收入。

制度上的障礙會阻滯基礎建設投資，在這一點上共和黨人是對的。我們需要保護，但是我們需要更有預見性和更快捷的管理。1903年，哈佛花了不到18個月的時間建成了戰士體育場（Soldiers Field）。從體育場的構想，到第一場比賽舉行，前后不足18個月，這其中甚至都沒有使用現代建筑設備。放在今天，可能就要花上十年。在舊金山，維修海灣大橋所耗的時間是1930年代建造這座大橋所花時間的近四倍。

接下來是每個人都該同意的觀點。政府運作需要更有效些。連接坎布里奇和波士頓的安德森紀念大橋已經修了兩年。我想，如果有正確的刺激手段，這些必要的修理工作幾周內就能完成，而不用耗上這些年。運作更有效的一個重要因素無疑是更加依賴私營部門，但這必須是在保護好納稅人利益的前提下。

安德森紀念大橋始修于2012年春，預計今年底修完

對于我們所有的問題，我更樂意操縱美國的經濟之手而不是其他國家的。關于手段還有很多可以說，不過我相信我們國家能夠做好，只要我們探索正確的基本原則：從洲際火車到州級公路系統，再到互聯網，美國經濟進步依賴著基礎設施投資。我們這一代沒有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現在是時候加快速度了。

（英文原文載于美國《赫芬頓郵報》網站2014年4月14日、《波士頓環球報》網站2014年4月11日，原標題：Now Is the Time to Rebuild Our National Infrastructure；觀察者網張苗鳳/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