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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張賢亮、阿城等人對待陳映真的態度并不值得奇怪，那時候，中國大陸剛剛告別文革和激進主義政治，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以及人道主義、現代派、尋根文學思潮正方興未艾，一波接著一波。不僅是知識分子和文化人，幾乎所有中國人都在憧憬著與西方接軌，高舉著思想解放的旗幟，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而陳映真呢，他所處的臺灣經歷過政治專制和資本主義以及西方跨國企業對人“從外部到心靈”的擠壓，此時正如饑似渴地尋求能夠抗拒這種雙重擠壓的思想資源，中國大陸被他當成了新的精神動力的目標。很顯然，他有點兒弄擰了。他不知道他感興趣的那些東西正是阿城們乃至整個大陸社會避之唯恐不及和竭力要擺脫掉的。分歧和錯位便由此產生了。

當然，并不是所有大陸作家和陳映真之間的精神錯位都表現得這樣尖銳和嚴重。也有比較溫和，甚至不無理解的。比如王安憶就是突出的一例。在大陸作家中，王安憶和陳映真之間的交往是最為密切的，其中除了她母親茹志鵑的原因，主要還是跟王安憶本人對陳映真“有限度的理解”有關。王安憶曾經在《讀書》雜志上發表過一篇《英特納雄耐爾》，專門談陳映真的。1983年，初露文壇的王安憶在旅美臺灣女作家聶華苓主持的國際寫作計劃上初識陳映真，她說，“假如我沒有遇到一個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之前，我就會預先成為一名物質主義者。而這個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對消費社會的抵抗力。這個人，就是陳映真?！庇纱丝梢婈愑痴嬖谕醢矐浶哪恐械闹匾潭取６喔?2年之后，當他們再次見面時，王安憶這樣寫道：

一九九五年春天，陳映真又來到上海。此時，我們的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市場經濟，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都輪廓大概，漸和世界接軌，海峽兩岸的往來也變為平常。陳映真不再像一九九○年那一次受簇擁，也沒有帶領什么名義的代表團，而是獨自一個人，尋訪著一些被社會淡忘的老人和弱者。有一日晚上，我邀了兩個批評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們與他聊得起來。對自己，我已經沒了信心。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較熱鬧，我光顧著留意他對這兩位朋友的興趣，具體談話屬性反而印象淡薄。我總是怕他對我，對我們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為什么？很多年后我逐漸明白，那是因為我需要前輩和傳承，而我必須有一個。但是，這天晚上，他的一句話卻讓我突然窺見了他的孱弱。我問他，現實循著自己的邏輯發展，他何以非要堅執對峙的立場。他回答說：我從來都不喜歡附和大多數人！這話聽起來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為藝術，也像是對我們這樣老是聽不懂他的話的負氣回答，當然事實上不會那么簡單。由他一瞬間透露出的孱弱，卻使我意識到自己的成長。無論年齡上還是思想上和寫作上，我都不再是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的，有一點“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意思。雖然，我從某些途徑得知，他對我小說不甚滿意，具體屬性不知道，我猜測，他一定是覺得我沒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關懷！而他大約是對小說這樣東西的現實承載力有所懷疑，他竟都不太寫小說了?？晌以绞浅砷L，就越需要前輩?？雌饋恚揖拖褓嚿狭怂鋵嵤撬钠谕仁沟?。我總是從他的希望旁邊滑過去，這真叫人不甘心！

這是一段頗能讓人心動，又值得細細咀嚼的文字。其中，王安憶既坦誠了陳映真之于她的“精神偶像”地位，又委婉地表達了他跟陳之間日益加大的距離乃至精神錯位，但也毫不掩飾地表達出自己“成長起來”之后的自信和自負。因而，她筆下的陳映真多少有些郁郁寡歡，固執己見，孱弱、和孩子氣的任性，一個落寞甚至跟時代脫節的理想主義者形象躍然紙上。在這兒，由于濃厚的情感色彩，王安憶顯然將陳映真身上的另一面做了省略乃至遮蔽的處理，也就是說，他沒有對作為作家和思想者的陳映真做任何價值上的判斷，而是閃爍其詞、語焉不詳，十分巧妙地回避了。于是，陳映真被塑造成為一個普遍意義上的理想主義者，他思想深處同時代尖銳對峙和質疑的“中國意義”也就輕而易舉地被簡化和消解掉了。所以我說王安憶對陳映真是一種有限度的理解，或者叫情感認同，而非價值認同。在最根本的層面上，他們之間的錯位與隔閡，跟阿城查建英們其實是相差無幾的。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考究和引述大陸作家對陳映真的印象和評價，是基于這樣一種認知：即陳映真所具有的社會批判立場和懷疑精神，在大陸作家乃至整個知識界越來越成為了一種稀缺的品質。由于從激進主義思潮下走出來不久，人們普遍患有一種“政治恐懼癥”，特別是文學上，越是遠離政治和現實生活，就越是具有文學性，先鋒派作為一種“高級的文學”更是受到了大多數作家和文學青年的追捧。在這種語境下，大陸作家對陳映真的“不待見”，就顯得順理成章了。

其實，陳映真和大陸作家之間的這種思想錯位以及受到的冷落，并不單是特殊的中國現象，在世界范圍內也具有普遍性。隨著冷戰的結束以及八九十年代之交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七、八十年代后的整個西方世界，已經呈現出一種向右轉的趨勢。由撒切爾夫人和新里根主義推動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帶來了全球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興，再加上“告別革命”和“歷史終結論”的推波助瀾，一個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化世界業已形成。曾經影響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黯然退出了歷史舞臺，而與之形影相隨的如德里達、布爾迪厄、阿爾都塞、喬姆斯基、福柯、薩義德以及蘇珊·朗格塔等在六十年代的反特權、反等級制度的風暴中成長起來，被稱為“六十年代人”的一批左翼知識分子在西方知識界也日益邊緣化。而無論從年齡閱歷，還是政治態度，陳映真都屬于“六十年代人”中間的一員，所以，陳在中國大陸的精神失落，就不是他個人的遭遇，而是一種歷史的宿命罷了。

但問題的癥結還不在這里。我們應該透過陳映真跟中國大陸作家之間的錯位，探究其中蘊藏的“中國意義”。

包括文學創作在內，知識分子的思想觸覺不應當在任何關涉哲學、政治和歷史的結論面前停步。這是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保持創造活力的必要前提。同樣，所謂左翼和右翼都不應該成為表達異見的障礙。用薩義德的話說：“不管個別的知識分子的政黨隸屬、國家背景、主要效忠對象為何，都要固守有關人類苦難和迫害的真理標準?！钡吕镞_也曾經說：“我用換喻的方式指認出某種不妥協甚至是拒腐蝕的寫作與思想，即便是面對哲學也不讓步，這種寫作與思想不讓自己被輿論、媒體或嚇唬人的評論幻覺所嚇倒，即便可能會面對后者要求我們簡化或壓抑我們的思想。”也就是說，作為知識分子和作家，不僅始終應該保持自我反省的能力，還應該保持對歷史和現實世界的反省和探詢能力。

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志

但正是在這兩點上，我覺得中國文學界和知識界的許多人恰恰喪失了這樣的能力。我們似乎已經滿足了某種現成的結論，越來越習慣單極化的思維模式。我們在創作上也許是勤奮的，富有想象力的，但思想上卻不知不覺墮入了懶散和匱乏的泥坑，這從近些年來不少重述中國革命和新中國歷史的長篇小說中明顯地感覺得到。包括在對待和認識一些外國作家和作品時都是如此。比如馬爾克斯和他的長篇小說《百年孤獨》，幾乎影響了幾代中國作家，但長期以來，我們津津樂道的是所謂魔幻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還有那句著名的開頭“多少年后……”而對小說中蘊含的復雜歷史境況卻習焉不察，了無興趣，對馬爾克斯作為左翼知識分子的政治立場以及他對西方文化殖民主義的批判態度更是一無所知。

馬爾克斯在談到文學和政治以及現實的關系時說：“從某種程度上說，迫使我在政治方面腳踩大地的是現實本身，是相信至少在拉丁美洲，一切終將都是政治。改變那個社會的任務是如此緊迫，以致誰也不能逃避政治工作。而且我的政治志趣很可能和文學志趣都從同樣的源泉汲取營養：即對人，對我周圍的世界，對社會生活本身的關心。”他甚至說：“只要我們還生活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上，不積極參與政治是一種罪過?！倍袊脑S多作家和評論家尋求的卻是讓小說變得像蒸餾水那樣純而又純，撇清除個人欲望之外的社會現實和政治的一切聯系，恨不得飛到太空中去。

對于自己在大陸的尷尬境遇，陳映真先生本人是什么態度呢？我想起大約十年前在中央電視臺讀書時間看到的一檔節目，當主持人問及他的左翼作家身份時，他這樣回答：“所謂的左翼，就是對經濟發展，社會發展過程中我們不僅僅矚目于進步，經濟發展，東西多而已，而是我們關注到這個過程里面一些弱小者被當作工廠的報廢品，不合格品一樣被排除出去的那些人，為什么關心這些人，不是因為他們窮，我們才關心，窮人都是好人，不是這個意思，而是站在人的立場，人畢竟不是動物，不是靠森林的法律來生活，人固然有貪婪、欺壓別人的行為，可是內心的深處也有一種需要去愛別人，去關心別人，去幫助別人?！彼€說：“中國改革開放所面臨的問題同臺灣在60年代所面臨的問題，逐漸逐漸有些類似性，我愿意以我小說的方式，同大陸的思想家、讀者、學者們共同思考，在中國工業化過程中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