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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基思·約翰遜、伊萊亞斯·格羅爾，譯/觀察者網 周枝萍】

2009年，瑞典手機巨頭特里亞-索內拉電信（TeliaSonera）開始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一些最重要的、技術最先進的城市建設全球首批4G無線網絡。在挪威奧斯陸的4G網絡承建商選擇上，特里亞做出了一個大膽而出人意料的決定：華為。當時的華為除了在國內和部分發展中國家以外，海外市場的業務并不多。

然而就在那一年，華為再次出人意料地拿下了一份更大的合同，全面重建并更新挪威的移動通信網絡，而該網絡最初是由全球通信行業領軍者——瑞典的愛立信和芬蘭的諾基亞——建造的。最終，這個來自中國的初生牛犢以低于預算的成本提前完成了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網絡升級任務。

在許多無線通信行的從業人士看來，這件事象征著華為和中國的成人禮。華為與其它靠壓低定價或山寨技術來攫取市場份額的中國公司再也不可同日而語。仿佛忽然之間，華為作為一家自己掌握尖端技術的公司，硬是在愛立信、諾基亞等歐洲巨頭的后院里擠出一片天地。

“那時人們第一次意識到，華為不僅價格低，關鍵是性價比具有競爭力,"惠譽解決方案公司（Fitch Solutions）的電信業分析師德克斯特·提利安說道。

時間回到現在。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華為這家私人控股的企業發展成為了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商，公司去年在 170多個國家總營收超過1070億美元。

更重要的是，各方均認為華為已經在第五代移動通訊技術（5G）的開發競賽中取得了領先，而這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技術之一。與前幾代移動通訊技術不同——它們僅僅賦予了讓消費者發送短信、手機上網、快速播放視頻的能力——而5G則預計將徹底顛覆全球經濟。

隨著華為的市場份額和技術實力日益增長，中國政府的 “冠軍企業”終于獲得了主導下一代技術的優勢地位，這或許是中國現代史上頭一次。5G帶來的數據傳輸速度將遠遠超過現有的移動技術，這對消費者來說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5G是人工智能無縫運行，無人汽車安全駕駛，世界各地自動工廠的機器可以完美的實時通信，以及地球上幾乎所有設備全部實現互聯互通的技術基礎。

簡而言之，5G將成為21世紀經濟的中樞神經系統——如果華為繼續崛起，那么最有可能主導世界經濟的將是中國，而不是美國。

在此之前，世界經濟主導權一向由發達國家壟斷，華為令人驚愕的闖關能力不僅震撼了通信行業，也深深觸動了西方國家的政府。華為的成功使其成為美國特朗普政府的目標。后者警告稱，華為在全球電信網絡中日益突出的角色可能使中國有能力借機控制全球數字通道，進而監視其競爭對手，或竊取對方的商業機密。

瑞典國際事務研究所（Swed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研究5G技術的蒂姆·魯利格表示："5G正在變成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地緣政治戰場"。

這便引出了一個有待回答關鍵的問題：華為到底為誰而工作？盡管華為以私有企業身份為豪，但1987年創立該公司的任正非曾經是解放軍的工程兵，而且軍隊也是華為創業初期的重要客戶。

上月底，英國5G監管機構發布的重要報告引發人們對華為可能成為高科技特洛伊木馬的擔憂。報告的結論是,“潛在的缺陷（underlying defects）”致使該公司軟件和網絡安全系統可能遭到黑客攻擊，存在"重大"的安全隱患。但即便如此，這份報告主要歸咎于工程設計上的疏忽，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表明這些漏洞是在中國當局的指示下植入的；報告也沒有建議英國完全禁掉華為。

實際上，經常疏遠長期盟友的特朗普政府，已經在孤立華為的全球行動中步履蹣跚。盡管澳大利亞和日本等盟國已經在華盛頓方面的領導下對華為技術下了禁令，但許多其他國家仍在考慮之中。英國與德國一樣，仍在權衡購買華為設備的地緣政治影響。泰國和韓國等其它國家已經先走一步，允許華為啟動5G項目。作為一個美國指望用來制衡中國的大國，印度此次拒絕了美國將華為擋在電信網絡之外的要求。

仿佛在一夜之間華為便占據了技術高地，西方的擔憂背后有個直白的問題：這個30年前名不見經傳，靠進口基礎電信設備起家的中國私有企業，怎么就成了全世界關鍵技術的主宰呢？

華為的成功及其近年來的技術實力，不能用某個單一因素來解釋。成本優勢當然也是因素之一。國家支持，免受外來競爭沖擊，以及龐大的本土市場，都有利于華為的巨額收入一再翻番。另外，華為創始人任正非是退伍老兵，而華為的首批客戶就是軍隊，這恐怕不僅是巧合。

然而，華為的光速崛是許多不同政策和抉擇相互作用的結果，西方競爭對手的若干失誤也算是獻上了助攻。

華為2018年營收已破千億美元大關

有一點很明確：歷年來華為所得到的國家支持，是西方競爭對手所享受不到的，盡管這種支持的確切性質很難量化。

由于華為是員工持股制的私有企業，它沒有義務像上市公司那樣公布詳細的財務報告。但歐盟調查人員找到的證據顯示，華為可能獲得過中國國家開發銀行提供的300億美元信用額度，以及其它一些時機恰到好處的融資。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的“維護民主聯盟（Alliance for Securing Democracy）”中國分析師馬修·施拉德爾說:"國家支持的融資對華為的發展至關重要。" 這幫助華為控制了國內市場，進而使其有能力通過向海外市場提供大幅折扣來實現擴張。

華為否認接受了國家的直接援助。不過任正非一向坦言，中國產業政策在華為的成長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曾經表示，如果不是中國政府保護本土企業在國內市場上免受來自海外競爭的激烈沖擊,"華為恐怕就不存在了。"

因此，華為的崛起或許可以被視為兩種資本主義形式之間斗爭的最新考驗: 一種是開放的私有化的西方市場經濟，另一種是政府支持的中國特色市場經濟，不過這次意識形態分野并不那么清晰，因為華為并不是正式意義上的國有企業。

無論中國政府扮演什么角色，任正非的個人愿景和抱負顯然對華為起到了塑造作用。2000年，《遠東經濟評論》在對華為公司的側寫中記載道：任正非39歲離開軍隊，在國企南油集團下面的一家電子公司工作了四年，后從一家國有銀行拿到了850萬美元貸款，和14名同事一起創辦了華為。

他最初經營的是電信交換機代理業務，交換機是一種基本的網絡技術。1990年，華為開始自產交換機，但他沒有跟從行業的標準做法——與外國公司合作，而是下大力氣對內投資進行自主研發。分析師納撒尼爾?阿倫斯在研究華為業務記錄后發現，上世紀90年代初，華為擁有500名研發人員和200名生產人員，這種嚴重“一邊倒”的產研比例極不尋常。

到1993年，華為推出了新的交換機，并選擇軍隊作為客戶，為其架設電信網絡。根據《遠東經濟評論》的報道，這份合同在華為超越競爭對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助力作用。一年后，任正非設法得到了另一種形式的政府保護。他在獲得江澤民總書記接見時向其陳述，程控交換機關系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的大問題，說它與國防一樣重要，絲毫也不過分。這番見解得到了江的認同。

到了1996年，在任正非的推動下，中國政府改變產業政策使其偏向民族電信企業，將外國競爭對手擋在門外。

在接下來的幾年里，華為火力全開，在全國范圍內浩浩蕩蕩地擴張，與地方政府特別是農村基層政府部門簽約，以超低的破盤價出售技術消滅競爭對手，有時甚至向政府機構提供免費服務。到1998年，華為的市場份額已經趕上了其主要競爭對手上海貝爾。

華為在國內崛起的同時，也通過比競爭對手提供更多折扣在國際市場上攻城略地。與西方競爭對手相比，華為擁有一大批愿意接受較低工資待遇的工程人才，節省的人力成本化作了面向客戶高達20%的折扣。市場研究公司Dell'Oro Group提供的數據顯示，華為如今控制著全球29%的電信設備市場，這個數字在亞太地區高達43%，在拉丁美洲達到34%。

盡管華為也有技術剽竊案的黑歷史，如本世紀初竊取思科路由器軟件代碼一案，但專家們依然認為，正是因為任正非從創業伊始便高度重視研發，如今華為才會成長為研發巨頭。

信號研究集團（Signals Research Group）創始人、行業分析師邁克·特蘭德表示："我認為，華為現在擁有很多技術專長的原因是他們匯聚了很多聰明人。你可以批評華為，但不可以全盤否定。"

如今，任正非認為作為私有企業，華為可以自由地投入更多的資金用于研發——這個數字約為每年150億到200億美元。在華為，約有8萬人致力于研發工作，這差不多是公司的半數員工；僅在深圳的華為企業園區，就有數以萬計的研發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