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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一角度來看，特朗普政府針對參與各國5G網絡建設的中國華為公司展開的過于高調的單方面攻擊為我們提供了值得汲取的教訓。如果特朗普政府能夠事先與各盟友和伙伴國家協調立場并制定一些有創造性的政策（如提出多邊借貸倡議幫助各國為通信運營商購買華為設備的替代品提供補貼），那么美國在說服各國購買其他通信設備制造商的產品時就會有更高勝算。如今華為已被列入美國商務部的實體清單，禁止華為設備將導致歐洲5G服務的推出被推遲兩年，若特朗普政府能夠做到上面所提到的事情，那么美國就可以對這兩年時間加以充分利用。若要對美中在科技領域的貿易和投資活動加強控制并取得成功，特朗普政府就必須仔細權衡、制定有前瞻性的計劃并在多邊框架內獲得支持，否則美國自身的創新能力將很可能受到傷害。

推進民主而不是反華

美中在經濟和科技領域的競爭意味著兩國正陷入一場模式之爭（an emerging contest of models）。不過與冷戰時代美蘇兩國之間激烈的意識形態對抗不同，如今美中之間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界限卻是相對模糊的。無論華盛頓還是北京都無意像冷戰中的美蘇那樣在與對方接觸的過程中試圖改變對方。即便中國并不尋求輸出自己的模式，這個國家最終還是會成為一個比前蘇聯更難對付的意識形態對手。如果說國際秩序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反映這個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國家的制度特征的話，那么中國崛起為超級大國必將給國際秩序籠罩上一層其自身的色彩。一些人也許會有疑問，西方民主制度在全世界受到侵蝕是否會對美國自身的利益造成損害呢？答案是肯定的。民主國家更有可能與接受美國的價值觀，更有可能追求良好的國家治理，更有可能善待自己的人民，也更有可能尊重其他開放的社會，所有這一切都會讓他們更透明、更值得信賴，他們會成為美國更好的經濟合作伙伴和安全合作伙伴。

為了在與中國實現和平共存的過程中建立有利于美方的規則框架，華盛頓不應僅僅關注自己在美中競爭中得分多少，而是更應關注上面提到的價值觀本身。隨著中國在全球影響力的增長，美國應避免冷戰時期的慣常做法（即根據一個國家與蘇聯的關系來制定對該國的政策）。然而，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做法（諸如在拉美地區推行門羅主義或者在非洲發表針對中國的言論）正是反映了美國的上述冷戰舊習。美國應根據每個國家的不同情況與其打交道，這將更有利于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價值觀；美國不應根據一個國家對中國倡議的反應來制定對該國的政策，這將給各國留下一個印象：華盛頓僅僅把他們視為自己與北京競爭時使用的戰場。

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很顯然這是美國實踐上述原則的好機會。美國不應在每一個港口項目、每一個橋梁項目或每一個鐵路項目上與中國博弈，美國及其伙伴國家應該向各國闡明：只有高品質、高標準的投資才能更好地促進各國的發展。我們不應只因某項投資對中國不利就對其提供支持，我們之所以對一項投資提供支持應該是因為它有利于維護自由、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樣做更具長遠眼光。從這一角度來看，良好的國家治理（尤其是政府問責機制和施政透明度）、公民社會、獨立媒體以及信息的自由傳播是我們應該著重堅持的價值觀，這是對民主制度最好的維護。這將降低民主倒退的風險、改善發展中國家民眾的生活并削弱中國的影響力。美國及其盟國和伙伴國家應為此建立一個多邊的基金，世界各國將因此獲得中國倡議之外一個真正的替代方案。不過，我們還需要從更根本的層面做出改變：美國應該對良好的國家治理和投資人力資本有更堅定的信心，堅信這一路徑從長遠來看會比中國方案更有利于各國的發展。

新技術已經在人類倫理方面向我們提出了嚴峻課題。我們應堅持原則而不是僅在意一時的得分多少，這對美國在新技術領域制定規則至關重要。從人工智能到生物技術，從自主武器到人類基因編輯，在為上述新技術領域制定行為規則時，我們將在未來幾年里面臨激烈的斗爭，而且在取勝后我們還需要對不遵守規則的參與方施加壓力以進行規管。華盛頓不應再浪費時間，我們必須盡快啟動規則的制定工作。

競爭與合作

人們一般認為，隨著美中關系中競爭的火藥味越來越濃，合作的空間即便不消失也將受到嚴重擠壓。然而冷戰時期的美蘇兩國即便作為宿敵也曾在太空探索、傳染性疾病防治、環境保護等很多領域里展開合作。鑒于當今人類所面臨的嚴峻挑戰，與冷戰時代相比，如今華盛頓和北京更加迫切地需要合作。兩國領導人應該將諸多跨國性問題納入合作框架，這不是其中一方讓步與否的問題，合作是雙方的共同需要。

若要在合作與競爭中間找到合適的平衡點，華盛頓必須為何者為主、何者為輔作出安排。展望未來，華盛頓應避免在解決諸多跨國性問題時過于主動地向中方尋求合作。美方態度過于主動將給予中方討價還價的籌碼，事實上這反而會給雙方的合作范圍造成限制。雖然聽起來有些與直覺不符，競爭卻是實現與北京合作的必要之舉。許多信奉零和戰略思維的中國人一直很重視研究美國的實力和決心（U.S.power and resolve），而中國一直以來也很關注如何對這兩者施加影響。鑒于這個問題的敏感性，華盛頓應該在北京面前展現自己堅定的立場，甚至讓北京付出一定代價。這樣做非常重要，甚至與以懇切的態度尋求與北京展開合作同樣重要。因此，最佳的戰略是以競爭為主導，輔之以合作意愿。美國不應為了爭取中國在一些全球性問題上的協作而在國家利益上作出讓步。

超越美中雙邊關系的更大視野

美國決策者可以從冷戰中汲取許多經驗教訓，應該被牢記的一點是：美國在與中國競爭時的一項最大優勢并非限于美中雙邊范疇，而是超越了這個范疇。美國與盟友和伙伴國家所形成的合力能夠在所有領域對中國的行為施加影響，這意味著華盛頓必須深化與盟友和伙伴國家之間的關系并把所有這些關系編織在一起。雖然涉及美中競爭的許多討論都落入雙邊范疇，然而美國最終還是需要將對華戰略融入到自己在亞洲及全世界打造的綿密的關系網絡和機制網絡中。

特朗普政府最好能記住這一點。特朗普并未充分利用美國的上述長期優勢，他反而通過軍事基地經費分擔比例、關稅等問題讓很多傳統盟友越來越疏遠美國，更加惡劣的是，他還放棄或削弱了許多美國參與其中的國際機制和國際協議。從聯合國到世界銀行再到世界貿易組織，許多國際機構都是美國參與設計并主導的，這些國際機構在航行自由、軍事透明、爭端解決、貿易政策等領域制定了廣為世界各國所接受的原則。從上述機構中抽身離開也許能讓美國獲得短期的回旋空間和政策靈活性，但代價是美國的長期影響力將遭到削弱，而北京也將借機在上述機構中重塑各種原則和規范并擴張自己的影響力。

美國應該回到那個把盟友視為需要投資的資產而非帶來成本的累贅的時代。對于無力打造屬于自己的聯盟體系的北京來說，它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國把這項長期優勢揮霍殆盡。在清晰的戰略思維作用下實現與中國的和平共存是一項有挑戰性的任務，然而若沒有朋友的幫助，它將是無法完成的。如果美國希望強化自己的威懾力、構建更加公平對等的貿易關系、維護普世價值、克服諸多全球性挑戰，那么美國就不能單打獨斗。雖然反復闡述這一點有些啰嗦，但在本文結尾處我必須再次強調：美國在制定任何一項戰略時，若想產生良好效果，就必須把聯盟體系視為一切的出發點。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19年9-10月號美國《外交事務》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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