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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拉的領導力大于黨派

觀察者網：有消息稱，巴西右翼勢力持續增長，也有人擔心勞工黨的年輕成員出現“青黃不接”現象。情況確實如此嗎？對于巴西20到30歲的年輕人來說，他們的政治立場是什么樣的？

若澤·迪爾塞烏：創建巴西勞工黨的那一代人已經快八十歲了，就像俗話說的那樣，都快要去見上帝了。是時候更新換代了，而更迭也正在發生。可以看到如今勞工黨的州長都很年輕，我們有新一代的領導人，但也需要更新換代。

明年勞工黨將召開一次大會，這將是一次注入新鮮血液的機會。工黨主席格蕾西最近曾帶著一個由勞工黨領袖與友人組成的大型代表團到訪中國，她將指導這次大會的進程，總結勞工黨這45年的歷史，分析勞工黨的東山再起。

總體而言，巴西的左翼需要在當今的世界重新定位自己，分析國際局勢，重新解讀后博索納羅時代的巴西，后極右翼政府時代的巴西以及盧拉政府的回歸，思考我們需要的是什么樣的政黨組織，以及如何吸納年輕人。

不過這個問題有必要分開來看。雖然勞工黨和左翼政黨確實面臨著更新換代和在社交網絡上的活動問題，但是勞工黨的社會政治支持率也確實在一起增長，工黨有社會政治基礎，有歷史淵源，不然盧拉也不會贏得2022年的大選，哈達德（巴西財政部部長）也不會得到那么多的選票。

雖然我們擁有執政的社會根基和政治基礎，但是我們黨派與這個社會政治的選舉基礎不匹配。從黨派的規模上來說，我們是一個小黨派，但我這么說可跟盧拉總統沒有關系，他的領導力明顯大于黨派，不過黨派確實需要政治重組和革新，而我相信我們會這么做的，我們也有條件這么做。

其實早在十年前，勞工黨就在其章程中對性別平等和配額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改變。因為巴西是一個有黑色人種的國家，黑人在巴西幾乎占據了人口的將近一半，勞工黨還做出了非常重要的關于青年、土著居民，甚至是LGBT多樣性等的革新。

勞工黨一直在更新成員結構，以便克服來自右翼以及其他方面的危機，這表明勞工黨具有改革的力量以應對挑戰，不僅是勞工黨，巴西所有的黨派都需要。

巴西里約熱內盧的格洛里亞碼頭新華社

左翼失去民心 是因為放棄了自己的執政計劃

觀察者網：您提到勞工黨也有性別政策、年齡政策、LGBT等面對青年一代的政策。我們的讀者理解，在美國，這是一種新自由主義。這種新自由主義在美國有一個名字，叫做覺醒運動。從歐洲的情況來看，共產黨和社會黨的民眾基礎已經消失了，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只有15%的支持率，英國的工黨雖然當選，但其政策已經轉向右翼。在歐洲許多國家，比如意大利、法國和德國，權利組織中有一群工人，傳統上這群工人應該是左翼的支持者，但在歐洲，他們成為了右翼的重要支持者。在美國，我們也看到民主黨在推行性別政策后，其支持者——美國的工人階級——轉而支持共和黨。那么，您對這種情況有什么看法？或者說，巴西的情況與歐洲和美國不同嗎？

若澤·迪爾塞烏：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話題。從歷史上看，我們經歷了世界文化的沖突。世界的全球化和金融化意味著對福利國家的沖擊，以及許多國家的去工業化，并在某種程度上創造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

新自由主義下失去執政權的左翼政黨，不論其是否代表工人階級，都失去了執政社會基礎。這些政黨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自己的政治計劃或改革計劃、革命計劃、社會主義計劃，而不是性別問題、種族問題或是LGBT等等。

文明的變革永遠是一種沖擊。避孕藥出現以后，婦女開始工作，巴西開始城市化，夜校出現了，年輕人在父輩的屋檐下和權威中獲得了獨立，而國家也處于一場文化革命的邊緣，因為文學、電影、戲劇、音樂和繪畫仍然代表著一個非城市化、非工業化的巴西。

就像1922年舉辦的“現代藝術周”一樣，1968年的一代人也進行了一場文化的革命。在這世界上過去三十年、四十年里發生的事，不是因為帝國主義或是因為喬治·索羅斯提出了種族平等、性別平等，LGBTQIA+問題，和土著居民的權利問題，而是因為資本主義世界的文化改變了。而在這場變革中，資本主義公司自身也承擔起了環境、社會治理的責任。

在巴西，這還涉及到宗教。在某種程度上，新靈恩派教堂祭出了反對性別政治的右翼旗幟，以及反對同性戀、反對移民、反對任何保護環境的旗幟。從本質上講，這是一種政治和文化沖突，其根源在于變革，而右翼分子利用這一點來攻擊我們。

可以這么說，從道德、習俗和價值觀的角度來看，是資本主義發生了變化。很多國家沒有理性地接受這一點，因為國家的文化、宗教、傳統還沒有走到這一步。我不認為覺醒文化的政策、性別政策或反種族主義政策會使我們失去或贏得選票，只是右翼在利用它而已。

以法國為例——這個國家因為法國大革命而具有象征意義。法國由于社會黨的執政，密特朗曾兩度擔任總統。

社會黨并沒有因為性別政策、支持移民政策或反恐同政策而失去人民的支持。他們失去民心的原因是其執政方式不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工人階級在世界上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自動化、機器人化，因為他們的權利被弱化或是因為他們貧困潦倒，工作不穩定，就像巴西的情況那樣。

盡管如此，我們依舊在巴西贏得了五屆選舉。而我們沒有贏得第六次，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因為他們從我們手里偷走了。所以這個問題有一個進步、民主的社會和政治基礎。

這類討論非常激烈，可以說，它會走向極端。比如俄羅斯，就采取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政策。實際上，巴西右翼的情況是這樣的。比如，雅伊爾·博索納羅，他當了三十多年的議員，但是這一問題從來沒有出現在他的議程中。他的議程一直是捍衛軍方利益，捍衛獨裁統治。

右翼卻把這個問題據為己有。他們意識到在工人階級中存在著一種宗教和傳統主義的情緒，他們反對同性戀，反對移民，反對婦女平等問題，因此，這是一個能夠讓他們在政治上大做文章并獲得多數支持的文化溫床。

在葡萄牙出現的右翼（Chega）或是西班牙出現的右翼（VOX）或是法國的瑪麗娜·勒龐本人與國民聯盟黨，或是德國的類似黨派，他們都不是以這個問題為基礎的。

以特朗普現在發表的演講為例，墮胎問題甚至成為他大選落敗的原因之一：獨立女性沒有投票給他是因為共和黨中最激進的那部分人提出了禁止墮胎的政策。

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在每個國家有不同的分量，因為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政治體制、政治選舉制度、文化和傳統，所以我們需要在全世界為多邊主義和多元化奮斗。

當然我們并不是將其強加于任何人，我們捍衛這些權利，否則就是人類在種族主義、仇視同性戀、厭女方面的倒退。

有部分右翼，包括宗教人士，在宣揚婦女應該回歸家庭，回歸只負責生育的角色，回歸負責家務的角色，而這些陳舊思想正是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推翻的。

巴西人們在巴西里約熱內盧排隊使用ATM機新華社

我明年的任務是幫助盧拉贏得2026年大選

觀察者網：經歷了這么多波折之后，您最近打算重回政壇，是什么力量支撐您想繼續在巴西政界貢獻自己的力量？有人猜測您可能競選2026年立法機構議員，您對未來自己的角色有何規劃？您有興趣也參選總統候選人的角色嗎？

若澤·迪爾塞烏：“每一天的難題已經夠多了。”（取自圣經，指不必過度擔憂）

今年是巴西市政選舉的關鍵之年，我們要競選巴西每個城市的市長和議員。巴西有5500個城市，主要在大都市地區，包括圣保羅，那里是我居住的地方，我是那里的選民，也曾擔任州議員，然后又三次當選眾議院的議員，1994年我還是州長候選人，因此我相信這就是我的任務。

明年，我給自己定的任務是幫助勞工黨更新換代，自我重整，重新定義自己，總結勞工黨的歷史并幫助盧拉總統執政，以及贏得2026年的大選。

2025年底，我將決定是否要再次成為圣保羅議員的候選人，還是就繼續以政治家、活動家、激進分子和職業律師的身份提供幫助，寫作和辯論。

無論如何，在八十歲到九十歲之間，我有必要改變生活的方式。如果我想像母親一樣活到97歲，就不能再保持如今這樣旅行、工作、閱讀、寫作和政治辯論的節奏了，因為政治辯論會消耗大量的精力，但是我想盡綿薄之力。

我對政府或國會的職位沒有任何執念，我不過是想要實現我這一代人的夢想——看到巴西成為一個主權、獨立且公平、平等、公正的國家；為世界的和平而奮斗，爭取讓世界能夠重新在多邊機構內通過和平手段解決沖突；爭取讓技術的發展進步和創新不被少數國家或國家內部的少數階級據為己有；爭取讓勞動人民得到技術革命和人類取得的所有進步，包括中國所實現的，以及美國在過去的三十年里所實現的；讓勞動人民，不論男女都能從中受益，重要的是所有人能享受福祉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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