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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是“大爭之世”的關鍵性變量

前文討論和歸納了“大爭之世”帶來的新的國際格局、新的現代化模式、新的工業革命和新的全球治理，所有的新變化都與中國密切相關。

首先，新的國際格局主要體現為“東升西降”，其中中國的崛起是核心要素。東盟國家的經濟發展受益于中國經濟增長帶動的擴大進出口，而印度的發展則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西方國家出于對中國制衡的考慮而獲得投資與支持。

其次，新的現代化模式指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及其現代化進程。接著，第四次工業革命方面，中國不僅與美國保持同步發展，還成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最后，新的全球治理模式被概述為“中西共治”。因此，可以認為在全球發展中發生的重大變化中，中國不僅是關鍵性變量，也是推動積極變化的主要力量。

（一）中國作為關鍵性變量的原因與世界影響

在全球范圍內的“東升西降”大趨勢中，中國之所以而非其他發展中國家成為崛起的關鍵力量，歸因于中國在戰略層面上采取了若干關鍵措施。

首先，中國致力于工業化，視其為成為強國的根本。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面臨經濟基礎薄弱和工業能力不足的挑戰，毛澤東作為首代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將國家工業化定為實現現代化的首要任務。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提出將中國建設成為工業化國家的宏偉藍圖，標志著工業化成為實現現代化的首要目標。

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面對無論多么嚴峻的外部環境和挑戰，均堅持不懈地推進了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國家的工業化資金通過第一代建設者的艱苦奮斗積累而來，技術則是通過國際合作獲得，特別是從蘇聯引進的156個重大工業項目，吸收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成果，標志著人類工業化史上最大規模的知識產權轉移，使得中國基本建立了主要工業項目的體系，為改革開放后高速發展奠定了基礎。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積極向發達國家學習，引入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成果，并使其在國內得到了廣泛應用和發展。最終在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的工業化基本得以實現，制造業規模長期保持全球領先地位。

其次，基于工業化的有效推進，中國將龐大的人口規模和廣大的國土面積轉化為重要的資源優勢。

一方面，眾多人口支撐了國內市場的發展，促進了經濟的內循環，大規模人口為培養科技、管理和創新領域的專業人才提供了基礎。另一方面，中國的工業化過程有效利用了其廣闊的國土資源，將潛在的地理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通過布局全國范圍內的工業項目，提高了土地資源的利用效率，增強了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競爭力，成為其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支撐。這使得中國擁有了真正的“廣土巨族”。

再者，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強不息精神和包容性，為國家現代化提供了精神支持和文化底蘊，促進了對外開放和國際合作，高效地學習和吸收先進技術與經驗，也促使中國堅持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在不依賴戰爭掠奪、而是追求互利共贏的和平方式下實現的，這與西方國家依靠戰爭制造國家間和國內對抗性資源分配的模式形成鮮明對比，有利于鞏固和發展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關系。

這些因素構成了中國成為“東升西降”中關鍵變量的原因，亦是中國處于“大爭之世”里展開國家間競爭時擁有優勢的基礎，也會對“東”和“西”之外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展示了一條與西方不同的發展路徑，提供了一個新的學習模式。

許多發展中國家與中國面對相似的挑戰，如工業化基礎薄弱、貧困人口眾多、廣大國土未得到有效利用以及缺乏外部資源和資本積累等。中國的發展模式通過國家主導的工業化和市場經濟改革，成功地將其人口規模和土地面積轉化為發展優勢，采納了包容性政治理念，并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這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獨立性和自主性的參考，同時也展示了如何在維護國家主權和推動經濟現代化進程中取得平衡的策略。

中國的發展經驗和路徑使其與歷史上其他后起之秀的國家在本質上有所區別，在“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看來，中國是西方模式的“替代性挑戰者”，會對西方文明提出顛覆性挑戰。由此在“大爭之世”里，中國與目前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之間的矛盾在根本上不可調和，成為了一種結構性矛盾。

（二）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美國將“東升西降”現象視作西方傳統歷史敘述中的一個新階段，即大國間的爭霸進入了新的時期。例如，中國提出的“兩個一百年”目標，在美國政界廣泛但誤解地被看作是中國計劃到2049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領先強國的策略。作為一個維護霸權的國家，美國堅決反對任何可能威脅或挑戰其領導地位的行為，從而與中國之間形成了結構性的矛盾。

美國對中國的全面戰略對抗策略持續并加強，起始于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政策，并通過特朗普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和貿易與科技戰策略繼續，直至拜登政府在其政策報告中明確指出未來10年為美中競爭的關鍵時期，并設定了在與中國的競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Out-competing China）的目標。這一系列政策的發展和強化反映了美國對華政策的結構性變化。

在美國國內，政府明確表達了與中國全面對抗的立場，并成功塑造了“中國威脅”的公眾認知。這種對中國持敵對態度的形象反映了美國在安全、經濟及高科技領域內的綜合戰略布局，涵蓋了跨國公司、學術機構以及其他實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協作。這些互動和協作跨越了美國國內政治的黨派分歧，形成了跨黨派的政治共識。

截至2023年，美國已在“全政府”層面實現了對華競爭和對抗的共識，并朝著更廣泛的“全社會”層面發展，目標是形成一個包括政府和社會在內的全方位對華戰略競爭聯盟。在國際方面，美國強化了針對中國的同盟關系。在科技競爭領域，美國采取的戰略是在關鍵的大國競爭核心領域內，對中國實施更為精確的遏制措施。在構建陣營對立方面，美國試圖以價值觀為基礎，在科技和經濟領域塑造“民主國家”的敘述，并建立針對中國的高科技交流和產業鏈供應的“民主科技聯盟”。

從特朗普到拜登政府，美國與其盟友國家對中國的科技制裁策略越來越傾向于所謂的“小院高墻”戰略。在中國周邊的地緣政治競爭中，美國推出了“印度-太平洋戰略”，通過美英澳三國同盟（AUKUS）、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和五眼聯盟（FVEY）等機制，旨在將“印太地區”北約化，并將中國納入北約的討論范圍，實現北約的“印太化”，通過這些措施在中國周邊地區制造軍事壓力和安全隱患。

隨著中美間形成的結構性矛盾，中國所面臨的外部環境與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期間的情況有顯著差異，中美之間的戰爭風險相較之前有所上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蘇聯解體的時期內，美蘇之間的主要矛盾表現為“冷戰”，而當前中美之間的關系則更類似于一種“冷和平”狀態。因此，不應寄希望于中美關系在短期內會有顯著改善，而應認識到美國對中國的全面競爭是一種重要的長期趨勢。